“向上”与“向下”
——新时期小说30年
梁鸿
只有回到中国具体的历史语境思考，才能对30年来的小说发展作一相对公正的判断，也才能避开由于“世界标准”而产生的影响焦虑，对新时期小说30年存在的问题与缺陷有更清晰的认识。
在一年来文学界对“新时期文学30年”的研讨、争论或对话中，学者与批评家都试图给新时期文学，尤其是小说进行定性，但由于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及相互间内在的冲突，而使这一定性显得相当艰难。我以为，只有回到中国具体的历史语境思考，才能对30年来的小说发展作一相对公正的判断，也才能避开由于“世界标准”而产生的影响焦虑，对新时期小说30年存在的问题与缺陷有更清晰的认识。
从作家创作的历史意识与美学观的变化看，新时期小说经历了三次大的转折。
一是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它表现为从“寻根文学”到“先锋文学”的嬗变。1978年后的第一个十年基本是“启蒙主义时代”，无论是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还是寻根文学，都以“思想大解放”为前提，重回“五四”成为重要的口号与标尺。从《班主任》、《棋王》、《爸爸爸》、《活动变人形》等当年的经典作品可看出，作家试图建构的仍是一个类似于“走向光明与新生”的新世界。同时，乡土小说以其鲜明的地域性与现实性对改革开放在中国大地产生的深刻震动作出了极好的阐释，《平凡的世界》之所以成为长销书，与作品描写的真实而普遍的乡村变化直接相关。
1985年左右“先锋文学”的兴起并非如以往所言的是文学内部的嬗变，它与中国资本改革的深入、生活的都市化倾向、西方思潮的引进相一致。《虚构》、《敌人》、《现实一种》和《红高粱》都是“先锋文学”的重要实验成果。在这些小说中，个体的存在性成为小说核心的价值观，而社会、历史、理想等被看做与之对立的东西，这一存在主义倾向成为先锋小说的哲学起点。以“形式革命”达到对抗“政治”的目的，这一行为意义重大，它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民族主义传统与集体主义价值观。而“纯文学”观念的被经典化使其逐渐成为新时期文学30年的“主流”意识形态。
当代小说的启蒙主义与存在主义都是作家精英意识的体现，它建构在对自我存在正面追寻的基础上，内含“向上”的倾向。但是，当1980年代后期如《一地鸡毛》、《烦恼人生》等一系列作品出现后，小说“向下”的趋势开始展示巨大的力量。这也正是当代小说从存在主义向世俗主义转折的重要体现，这是第二次大的转折。被稀释的温情、轻微的疲惫感与对“世俗生活”细节的真实摹写，使新写实小说立即获得了读者认同，这也是中国文学中第一次从“正面”描述“世俗生活”（在这之前，“世俗生活”只是作为民族精神生活的对立面存在），对“世俗生活”的本体叙事意味着“个人生活”真正进入历史场景，余华的《活着》是其中的典范之作。
三是当“世俗生活”被无情地认同，当对秩序的反叛与否定成为小说最根本的意义，当消费文化与大众文化日渐成为民族文化的主流，狂欢化开始成为民族生活和文学的重要表达式。新写实小说是狂欢化的前兆，1980年代后期王朔“痞子小说”的横空出世已暗示了这一全民性的狂欢化即将开始。随着1990年代《我是流氓我怕谁》、《废都》、《故乡面和花朵》、《我爱美元》等小说的出现，当代小说的“狂欢化”形态正式确立。它的表现形式是节日般的“众神狂欢”，是颠覆与搅扰，它包括对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对身体的欲望化书写，对日常生活的美学发现与深度刻画等。其基本精神状态是游戏、颓废、虚无、荒诞，昆德拉的用“轻”的形式表达“重”的内容的美学思想成了作家最喜欢的表达。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的题记最能体现这一精神特征：“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这玩笑开得过分。”
新世纪以来，小说发生了回归的倾向，作家在本土美学基础上重回民族历史。曾激烈反对历史“根性”的1960年代出生的作家如余华、韩东、毕飞宇、格非、东西等，近年以一种理性、思辨、知性的美学方式对中国生活进行独特的叙述，《花腔》、《山河入梦》、《平原》等都是典型之作。而乡土小说在经历启蒙主义与狂欢化的“风景化”叙事后，也逐渐回归“现实”的行列，《生死疲劳》、《秦腔》、《石榴树上结樱桃》等都显示了更富“现实性”的乡土美学的回归。小说一改“解构”之风，开始以“建构”的方式对时代发言，并承担责任。
从1980年代中期“纯文学”口号的提出到现在，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美学形态已成为文学基本的创作方式和叙述起点，这其中包含着对文学存在独立性和审美本体化的基本认识。另一方面，中国深刻的资本改革所引起的生活、阶层、文化观念的分裂与冲突也对应了西方思想界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这也使得以怀疑、虚无、个体性、非理性为基本特征的现代主义美学得到了实践层面的支撑。但是，当所谓“个人性”成为文学精神的全部，而这一“个人性”又是在对政治、民族、历史等名词的遗弃过程中建立起来时，现代性的忧郁与狂欢也就变成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的狂欢。对现代社会的批判精神成为对价值、信念、民族等一切大词的彻底否定，这自然导致一种大情感的缺失。
论者常批评作家不关心现实，我以为，当代作家不是不关心现实，而是对现实的情感与关注方式出现了问题。新世纪以来，兴起的“底层写作”的苦难化与政治化倾向具有典型性。其基本原因是，当代作家越来越忽视历史意识与思辨力，对已成“常识”的当代政治史、文学原则及背后所存在的话语也没有充分的反思，更没有意识到对此问题的思考将成为当代小说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也因此，如何理解中国的当代生活，始终是作家尚未解决的课题。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8-12-16 15:0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