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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说彩陶、博传天下——彩陶微博征文大赛

3、彩陶在民间——民间精品彩陶品鉴会

4、黄河之源——彩陶精品国际收藏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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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受邀参加了这一系列大型活动。

专家观点：

彩陶是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物证和贯穿主线 2012-09-26

新华网兰州９月２１日电（记者宋常青）即将于本月底在兰州召开的首届甘肃国际彩陶文化节引发了新一轮对彩陶文化的关注。部分研究人员表示，彩陶是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物证和贯穿主线。

    记者了解到，在国内，１９８６年至２０００年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全面展开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标志性工作，主要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全面介入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并提出新的观点。耐人寻味的是，在苏秉琦先生著述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的开篇写着这样一句话：我从考古学上探索中国文化和文明的起源是由彩陶和瓦鬲开始的。

    在现代考古学引入中国之前，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说法，多藉由古史遗文和民间传说考证辨识。妇孺皆知的“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说法，即肇始于司马迁《史记》中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旧说，后由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４６０９年为民国元年”予以确认。１９２１年，以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对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进行挖掘为标志，中国考古学开始从好古崇古的“金石学”逐渐转向了“科学的现代考古学”；同期，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两重证据法，使得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逐渐进入了考古学主导的研究途径和研究框架。

    自安特生发见仰韶文化的村落遗址起，彩陶就始终是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物证。李济、董作宾、吴金鼎、黄文弼、梁思永、裴文中、郭沫若、卫聚贤、石璋如、夏鼐、安志敏、童恩正、苏秉琦、马承源、张光直、李学勤、严文明、张忠培、俞伟超、李仰松……这一串振聋发聩的名字，都借助彩陶在考古学和历史学领域对新石器时代文化和中国文明起源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郎树德认为，彩陶的发现和分期研究是终结“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主要功臣”；而也正是借助以彩陶为主要物证的新石器时代典型遗址研究，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令人信服地将国外承认的中国文明４０００年的历史向前推进了整整一千年，使得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历史面貌得以基本复原。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韩建业在总结彩陶最新研究成果时表示，“早在５０００年前就形成了以陕甘文化为根基的自东向西的‘彩陶之路’，这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是‘丝绸之路’的前身，对中西方文明的发展都产生过深远影响。”显然，这种提法不仅彻底推翻了“中国文化西来”的旧说，而且藉由“彩陶之路”提出了文明反向扩散的理论体系和实证依据。

    但是，在彩陶作为中国文明起源重要物证的研究方面，也存在着不少空白领域和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

    １９５５年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彩陶》一书的图录部分，收录出土彩陶典型器１００件，其中甘肃彩陶８９件，陕西彩陶２件，河南彩陶３件，山西彩陶２件，青海彩陶４件；１９５８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马承源编著）的《仰韶文化的彩陶》一书的图录部分，收录出土彩陶典型器７７件，其中甘肃彩陶７１件，山西彩陶４件，青海彩陶２件。《中国彩陶图谱》等权威论著的图录部分，甘肃彩陶所占的比例也多在８０％～９０％之间。

    以彩陶文化的发育之早、类型之全、绵续之久衡量，以彩陶器物的出土之丰、馆藏之多、品级之优比较，甘肃都是冠绝华夏的“彩陶之乡”。

    但是，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权威论著里，甘肃并没有进入浓墨重彩的地域范围。被誉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划时代文献”的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划定中国文明起源三个最主要的区域是中原及西北地区（主要指陕西）、长江下游和山东等地区；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的专著中，划分的文明起源六大区系中，甘肃算在陕豫晋邻黄地区的边缘；美籍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在论中国文明起源时认为，“在早期农业文化的基础上，到了公元前五千年前左右，中国境内可以辨别出来的区域性农业文化有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与辽河流域的新乐文化；在南方有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及东南海岸的大坌（音ＢＥＮ）坑文化”，他同时认为“中国史前史到古代史这一段连续性的考古史料只有在黄河中游河南、山西、陕西一带比较完整。”

    不独大师如此论道。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合著）一书中，序言分区域论述文明起源时总结道“黄河上游地区及华南与西南地区的文明起源研究的论文较少，分别为三篇和六篇。黄河上游文明起源研究论述的地理位置，仅及甘肃的天水一带，这表明天水以西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方面，相对于中原、海岱和长江下游等地区而言，不占据重要的地理位置，其文明化进程可能晚于或缓于以上这些区域。”
对此，长年研究彩陶的著名鉴藏家王海东表示这种反差很不正常，很不公正。他认为，对甘肃在中国文明起源方面的冷落，基本上不属于学术歧视问题，更重要的原因是迄今为止对彩陶的研究没有建构起来多学科的系统框架，也没有找到研究彩陶文化带动文明起源的贯穿主线。

    郎树德认为，形成这种反差的主要原因是以前甘肃东部地区的考古工作相对薄弱，仰韶文化仅有零星的发现，距今５０００年前的历史基本上属于空白，但秦安大地湾的发现和研究彻底改变了甘肃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局面，不仅在仰韶文化的研究上取得了颇为显赫的成果，而且将甘肃古文化历史向前扩展到距今８０００年前，同时为西北地区考古学区系类型的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等重大课题提供了广阔的和弥足珍贵的资料，以大地湾考古为标志，甘肃新石器时代研究从此跨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但是，郎树德并不同意藉由伏羲传说结合大地湾遗址而提出“华夏文明八千年”的论断。他明确表示，文明要素有大型礼仪建筑、文字、金属的使用等，甘肃八千年前的大地湾并不具备这些要素，关于“华夏文明八千年”的说法，从历史、考古学的角度看是不科学、不准确的。

    兰州大学文学院院长程金城教授长年从大的历史观和文化观介入彩陶研究领域，曾著有《人文晨曦：中国彩陶的文化读解》一书。程金城认为，借助彩陶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一定要有整体观，只有将彩陶置于中华文明史，特别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背景上去观照，做整体的把握和研究，才能解释彩陶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演变过程中的特殊意义。他提议，借助彩陶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需要拓展理论视野和创新研究方法，要揭示彩陶不同类型及其变异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就要求综合运用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民族学等等知识寻找到破译纹饰图案意蕴的科学方法，从而找到一条藉由彩陶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贯穿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