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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恩洪]《格萨尔王传》的说唱艺人

[杨恩洪]《格萨尔王传》的说唱艺人

《格萨尔王传》的说唱艺人

杨恩洪


《中国民族报》2009-8-7




  艺人昂日



  那曲班戈县神授艺人玉珠说唱“帽赞”



 木刻版格萨尔唐卡 



  青海果洛德尔文部落小艺人,这里人人都会唱一段《格萨尔》。



藏族艺人桑珠可以说唱63部《格萨尔》。



  世界上最长的史诗

  《格萨尔王传》(以下称《格萨尔》)分3个部分:开篇、征战篇、收篇。开篇内容:天界、诞生、赛马登位;征战篇:降伏四魔(北方鲁赞、霍尔白帐王、姜萨丹王、南门辛赤王);降伏18大宗,艺人说唱各有不同,在对8位老艺人的调查中,公认的18大宗是:降伏北魔、霍岭之战、姜岭之战、门岭之战、大食财宗、汉地茶宗、蒙古马宗、契日珊瑚宗、阿扎玛瑙宗、卡契玉宗、雪山水晶宗、祝古兵器宗、百拉绵羊宗、米努绸缎宗、香香药宗、象雄珍珠宗、梅岭金宗、牡古骡宗;收篇:地狱篇、安定三界。对于开篇和收篇,艺人的安排大致是一致的,中间的征战篇各不相同。

  征战篇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艺人可以把自己知道的很多战争放在这个部分。有的艺人可以唱18大宗,唱4部降魔史,甚至可以唱更多的战争;有的艺人就唱4部降魔史;有的艺人就唱18大宗。开放式的结构有一定的规定性,同时又便于民间艺人发挥。艺人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与才能,丰富发展中间征战篇的部分。这也是《格萨尔》至今还在不断流传、发展,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的原因。

  开放式的结构,使《格萨尔》成为了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至今,我们从史诗流传的省区(包括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共搜集到各类手抄本、木刻本289部,除去异文本(就是相同的部算是一本),尚有约80部。保守估计,每部5000诗行、20万字,总数就有40万行、1600万字之多。这只是我们目前搜集到的版本的数字。

  实际上,保存在艺人大脑中的史诗远比这个数字要大得多。扎巴老人(1903-1986)可以说唱34大宗,其中宗和小宗还未计算在内;今年87岁的艺人桑珠(1922-)可以说唱63部,至今已经录音45部,计2000多小时的磁带;青海唐古拉艺人才让旺堆会说唱148部。

  仅按书面记录的40万行史诗计算,也远远超过了世界几大著名史诗。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共有15693行,印度最长的史诗《摩诃婆罗多》也只有10万颂(一颂为两行),计20多万诗行。史诗《格萨尔》展现的精彩内容、艺人的生动传唱、开放式的结构及散韵相间的说唱形式,是《格萨尔》长篇巨制的原因。



  上世纪80年代的说唱艺人

  由于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开放与发展,目前《格萨尔》正处在从口头说唱逐渐向书面传播转化的过程,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批优秀艺人,尤其是老艺人的相继辞世,使这一在民间传承了近千年的史诗行将成为绝唱。《格萨尔》口头传统的濒危现状,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对于说唱艺人的抢救与研究。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对说唱艺人进行了调查,当时找到的藏族艺人有近百人。当然这个数字确实很有限。因为经过史无前例的“文革”,史诗受到了一定的破坏,说唱艺人也相应地受到了一些冲击。我对其中的40位进行了采访。后来经过10年的调查整理,写了一本书《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这一时期的艺人根据他们自己的描述,可以分为5类:

  第一类是神授艺人,他们自称是在梦中得到故事。他们认为自己头脑里的关于格萨尔的东西不是学来的,也不是听别人说的,而是神把格萨尔的故事降到他们的头脑里,然后他们就开始说唱了。此类说唱艺人有如下特点:记忆力超群,梦中神授。扎巴老人说,他梦到格萨尔的一位大将叫丹玛,丹玛说他肚子里都是没用的东西,于是把他的肚子打开,把里边的五脏六腑全部拿出来,把《格萨尔》的本子一部一部装到他的肚子里,他醒了以后老觉得想唱,这样就开始了他的说唱生涯。

  神授艺人都是一些优秀的说唱艺人,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经历了游吟高原、以说唱史诗为生的生涯。像扎巴老人,他的家乡在西藏昌都地区边坝县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他曾流浪至阿里、冈底斯山。民主改革的时候,他流浪到林芝地区,后来在那里定居并当了一名养路工人。桑珠老人的家乡在西藏那曲和昌都地区的交界处,后来他流浪到拉萨说唱。当时正值民主改革,就在墨竹工卡县给他分了土地和牛羊,从此,他就在那里定居下来。

  神授艺人一般都有一些自己的说唱习惯。昌都江达县有一个叫扎巴森格的艺人,他是一位文盲艺人,1986年我采访他时,他才33岁。他说唱的时候必须拿着一张纸,但对纸没有任何要求,一张白纸就行,拿到纸他就开始说唱了。有的艺人坚持使用艺人帽。他们认为帽子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先介绍帽子,包括帽子的形状、帽子的寓意,帽子可以代表须弥山、宇宙等。唱完“帽赞”,把帽子带到头上,故事神就降到脑海里,然后开始正式说唱。

  第二类是闻知艺人。即闻而知之,听到别人的说唱,他就学会了。他们只能说唱史诗当中非常精彩的章部,不能说唱整部史诗,但这对史诗的流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们的人数非常多,大概占我们当时调查的艺人的一半。他们明确表述,自己说唱的故事是听来的、学来的。比如青海果洛甘德县的才旦加,他小时候是个孤儿,生活非常贫困,可特别喜欢《格萨尔》。为了生活,他就以说唱《格萨尔》为生。每天晚上,他到帐篷里去说唱,牧民就会给他一点糌粑,给他点肉吃,他就这样度过了童年时期。后来他说唱得越来越好,在当地就有影响了。

  第三类艺人是吟诵艺人。他们是照本说唱的,这类艺人首先要有文化,能看得懂藏文;第二,必须掌握许多《格萨尔》的曲调。我们在青海玉树调查时,发现玉树的《格萨尔》曲调非常丰富,有将近80种不同的曲调。有的艺人非常有才华,他们为每个主要人物都配备了一些固定的曲调,比如格萨尔有格萨尔的曲调,珠牡有珠牡的曲调,表现出极高的音乐素养和艺术造诣。当地群众说,他们评价一个艺人好不好,不光看他说故事生动与否,最主要还是看他运用的曲调种类多少。他们最反感一个艺人一曲套百歌,认为那不是优秀艺人所为。由于玉树地区是藏族歌舞的海洋,所以当地群众对民间的歌舞和音乐是非常了解的,他们对《格萨尔》的曲调也了如指掌。他们听到艺人哼唱某一个曲调,就能辨别出什么人物要出场了。玉树地区这种吟诵艺人非常多,他们在丰富《格萨尔》曲调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四类艺人是掘藏艺人,叫掘藏艺人也不一定很合适,因为这类艺人很少。他们发掘史诗的方式跟一般人不同,用一种类似宗教的形式来发掘史诗。在藏传佛教宁玛派广泛流传的地域,就有掘藏的传统。这一传统源于莲花生大师,以及源于苯教和宁玛派的掘藏历史。他们认为先前的大师们把一些重要的经典埋藏在山里,或者埋藏在宇宙空间,后人在一定的机缘下可以挖掘到前人所埋藏的这些东西。有一个艺人叫格日坚参,是青海果洛的,他在冥冥之中得到了一种灵感,凭借这个灵感他就可以用笔把史诗写下来。后来我们请当地专家鉴定了他写的内容,发现非常精彩。现在他已经被录用为青海果洛州群众艺术馆的工作人员,他说他可以写出120部,到现在已经写了30多部,目前还在写。这种艺人人数不是很多,但是也代表了《格萨尔》传承的一个方面。

  第五种类型的艺人是圆光艺人,这种艺人在藏族聚居区只发现了一位,就是西藏昌都地区类乌齐的卡察扎巴,他已经于1994年去世了。1986年我曾目睹他说唱史诗。他用一个铜镜,前面摆放一些他认为应该供奉的东西,然后抓上一把青稞,吹吹气,把青稞撒到铜镜上,然后他说铜镜上开始出现一些图像、文字,最后出现《格萨尔》的诗行。他根据铜镜上出现的诗行抄写下来,抄写下来以后他就可以说唱。到他去世之前,他从铜镜中抄写了11部《格萨尔》,西藏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其中一部,分成上下部,叫《底嘎尔》。



  21世纪的说唱艺人

  近年来,不断有报道说,藏族聚居区出现了一些年轻的《格萨尔》说唱艺人。我们又开始新一轮民间艺人的调查,包括青海果洛地区、玉树地区、西藏昌都地区和西藏那曲地区,前后作了3次调查。我们发现年轻的说唱艺人大约有26位,这也是不完全的统计,而且这些数字不包括青海果洛德尔文部落,因为那个部落里每个人都会唱一段。在这26位艺人当中,那曲地区有11个人,这其中包括次仁占堆,他是1969年出生的,已经被请到那曲地区的群艺馆成为一名正式工作人员。还有一名艺人叫巴嘎,1970年出生的,说唱得非常好,目前也被吸收到群艺馆工作。还有一位艺人叫扎西多吉,是1972年出生的。在昌都地区我们发现了一位小艺人,叫斯它多吉,他出生在扎巴老人的家乡边坝县,当时采访他的时候,他还在边坝县中学读书,现在他已经到昌都地区读高中了。他的说唱很有特色。还有一位艺人叫达白,是青海果洛的一位艺人,他出生于1968年。他不但自己能够说唱,还能写本子,通过对《格萨尔》的演绎,能写出很多有关格萨尔的相声、小品、歌舞剧等。

  这些年轻艺人大致有以下特点:第一,出生地点大都在偏僻、远离交通要道的地方,如斯它多吉出生在昌都边坝县,那里交通闭塞,处于那曲、昌都交界地区;玉树的年轻艺人大都出生在西藏与青海交界的黄河、长江、澜沧江三江源头。

  第二,出生时间多在“文革”期间或者以后,年龄都在42岁以下。他们在“文革”期间没有受到应有的正规教育,后来赶上我国大规模抢救史诗《格萨尔》,他们中的许多人听着其他艺人照本说唱或听着广播中播放的《格萨尔》成长起来。在牧区,还有家庭把《格萨尔》当做启蒙课本,让孩子在诵读《格萨尔》中逐渐学会了藏文。

  第三,说唱特点多继承老一代的说唱传统,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如梦中得到神谕后开始说唱。他们文化程度不高,大部分人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说唱篇幅较老一辈更短一点,主要说唱天界、祝古、赛马、霍岭、四部降魔等。但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注入新的特点,如受到广播、电视、照本说唱艺人的影响,他们的说唱更为规范,他们会经常拿本子故事与自己的说唱相比较。这些艺人说唱的内容较为广泛,如有两人会说唱《水浒》,还有人会说唱其它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学传说片段,如《嘉洛婚典》等,还有的艺人编创了《格萨尔》的相声、赞词等。

  这些年轻艺人在继承藏族《格萨尔》口头传统形式的同时,又能大胆面对外来文化的挑战,借鉴文艺的新形式以及百姓喜爱的外来文化样式,创造出以《格萨尔》传统内容为依托的新的文艺形式,如藏戏、舞台剧、相声、小品、对唱、弹唱等,使史诗《格萨尔》由单一的艺人说唱形式向着形式多样化转变,为《格萨尔》口头传统的延续与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

  但是这些热爱《格萨尔》的年轻艺人也十分脆弱,他们向往大城市的生活,现代文明对他们的吸引、环境的改变、从游牧到定居、交通的便利、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都会对他们产生影响。这些也需要我们继续密切关注。

  (本栏目由中国西藏信息中心提供。http://www.tib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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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杨恩洪,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文系。1968年至1981年在西藏那曲地区工作。此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任职,主要从事史诗研究和藏族民间文学研究。曾任藏族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秘书长。主要著作有《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格萨尔〉》、《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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