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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散文全集》琐谈

《周作人散文全集》琐谈

《周作人散文全集》琐谈

东方早报  2009-7-5 2:40:44






《周作人散文全集》  周作人著  钟叔河编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6月第一版  十四册,2280.00元



  止  庵

  最近面世的《周作人散文全集》,虽然比以往的周氏各种“集”都“全”,但也只是相对而言。

  将近二十年前,我读一本关于周作人的书,见书末所列“参考书(篇)目”,第一项是“周作人全部著作”,颇感讶异。时至今日,那些确实散失的不算,周氏保存下来的著作——或者退一步讲,他的散文——我们仍然很难一下子全部读到,因为有些尚未发表,有些虽刊载过,当时的报刊却遍寻不着。最近面世的《周作人散文全集》,虽然比以往的周氏各种“集”都“全”,但也只是相对而言。

  周作人遗著分“集内”、“集外”两部分。前者即所谓“自编文集”,包括周氏身后陆续印行的《知堂回想录》、《老虎桥杂诗》、《木片集》和《近代欧洲文学史》;末一种发现较晚,我经手的那套《周作人自编文集》未及收入。后者则有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1988年)、《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1988年)和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1995年)。其后钟叔河所编《周作人文类编》(1998年),对“集外”部分有所补充;“ 集内”部分则囊括“自编文集”中除《欧洲文学史》、《近代欧洲文学史》、《过去的生命》、《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老虎桥杂诗》、《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和《知堂回想录》之外的各种,以及译文集《冥土旅行》。《周作人散文全集》与《周作人文类编》相比,除编法不同外,“ 集外”部分新有补充,“集内”部分则多收《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和《知堂回想录》五种,再加上《如梦记》、《希腊女诗人萨波》两种译作。

  《周作人散文全集》“集外”部分的补充,应该看作从上述三种《集外文》到《周作人文类编》“辑佚”工作的继续。举个例子:据周作人日记,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间,他共著译文章八十余篇,寄到香港,当地报纸只发表了一半左右,余稿中的一部分,《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四卷特辟作一辑。编者云:“从《敝帚自珍》至《诗与真实》二十一篇,是周作人最后的作品,寄往海外,未及刊布,他便去世了。现据鲍耀明、罗孚两先生提供的手稿复印件收录,统称‘存稿 ’。”这批文章未见于《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以后陈子善编《如梦记》(1997年),选取了其中四篇;全部二十一篇,均收进《周作人文类编》,但散在各卷;《周作人散文全集》则归并一处。不过这未必是周氏“最后的作品”。对照日记,至少可以确定其中几篇的写作时间。如: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上午……试译野间宏小文,下午二时了,共约二千字。”即《收集佛教书》。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七日,“下午译青木小文。”三月十八日,“下午少译小文。”三月十九日,“下午……译小文颇多。”三月二十日,“上午托丰一寄罗承勋稿件。……译小文。” 三月二十一日,“下午……译青木小文了,即寄予罗君。”即《肴核》、《鱼鲙》。三月二十三日,“上午……译山路闲古小文《普茶料理》,成其大半,晚□译了,共二千七百字。”三月二十五日,“上午托丰一寄……罗承勋稿件。”五月八日,“上午作小文,关于驮果子者。……下午写文了,即寄予罗承勋。”即《陆奥地方的粗点心》。八月十三日,“下午又另写《果子与茶食》,未了。”八月十四日,“上午……续写小文,至下午了。”八月十五日,“上午丰一为寄承勋信并稿件。”十月二日,“译《妓女对话》一篇为小文,即抄了。”十月三日,“上午寄潘际坰稿件。”即《希腊小喜剧》。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三日,“上午写小文,至下午了。系记木村义乔者,其人盖《缀方教室》著者丰田正子师也,因加太文乃始知之。”四月十四日,“上午为寄潘际坰稿件。”即《无名的先觉》。日记提到的“推重汉字的旧论”、“说缀方教室的事”、“关于添田哑蝉坊之演歌者”、“说日本一月中年中行事”等文章,或已亡佚。

  《周作人散文全集》新收录的“集外文”,第一卷有《民族之解散》、《个性之教育》、《共和国之盛衰》、《论社会教育宜先申禁制》、《国民之自觉》、《征求旧书》,第五卷有《从小乘戒到大乘戒》(松本文三郎作),第六卷有《指鬘故事的进化》(松本文三郎作),第八卷有《〈樱花国歌话〉小序》、《〈枝巢四述〉序》,第九卷有《闲话并耕》、第十二卷有《〈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译者序》、《欧里庇得斯传略》(残稿)、《十山笔谈》、《忒修斯的故事》,第十三卷有《〈绍兴儿歌集〉小引》、《〈希腊神话〉引言》,第十四卷有《赫剌克勒斯的故事》,等等,另外还增添了一些书信、题跋。——陈子善、钟叔河诸位多年搜求后,还能补充这些,已很不易。尽管还有遗漏,譬如《龙是什么》(未发表)、《〈圆目巨人〉引言》(辛蒙兹与廷柏雷克作)、《俄底修斯与波吕菲摩斯》(佛雷仄作)、《〈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编者引言》(赫德作,以上三篇在《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中)、《“东亚文化协议会”为何物?》(载 1999年《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一百三十五辑)等。又,周氏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致徐訏信(载1968年1月香港《笔端》第一期)相当重要,《周作人散文全集》既涵盖书信,亦应收入。

  话说至此,涉及《周作人散文全集》的体例。卷首“编辑说明”讲“本集所收周作人散文作品”,又讲所收译文、书信、日记等“都严格限制在‘散文’ 范围之内”,也许应该对“散文”做一界定。查《现代汉语词典》,“散文”或指不讲究韵律的文章(区别于“韵文”);或指除诗歌、戏剧、小说外的文学作品,包括杂文、随笔、特写等。以后者论,《周作人散文全集》掺杂有小说,如《好花枝》、《女猎人》、《老什诺思》、《闺情》、《同命》、《江村夜话》(以上第一卷)、《Vita Sexualis》(第五卷)等;有戏剧,如《希腊拟曲二首》(第一卷)、《乡间的老鼠和京都的老鼠》、《乡鼠与城鼠》、《老鼠的会议》(以上第三卷);还有诗歌,如《古诗今译》(第一卷)、《波特莱耳散文小诗》(第二卷)等,第二卷中《小河》一篇,更给改了面目:“这篇无韵的散文诗未收入自编散文集,而收入了诗集《过去的生命》,有的句子本没有分行,这次则只分节,不分行。”作者原来明明讲过“现在却一行一行的分写了”。复以前者论,不讲究韵律的文章收录得又不齐全。

  另一方面,既然收入《希腊神话诸神世系》(第九卷),何以不收录整本《希腊神话》;既然收入《冥土旅行》(第二卷)、《论居丧》(第五卷)、《宙斯被盘问》(第十四卷),何以不收录整本《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呢?或者说此集只取单篇,不取专书,但是《如梦记》、《希腊女诗人萨波》却又全本俱在。而且,既然收入《希腊女诗人萨波》,也可收录《希腊的神与英雄》,乃至《枕草子》、《古事记》。同样,既然收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也可收录《欧洲文学史》、《近代欧洲文学史》。

  

  《周作人散文全集》系编年体,较之《周作人文类编》,读来方便许多。然“编辑说明”所云“均依写作(始刊)时间顺序”,亦有不易擘画处:一篇文章“写作”与“始刊”容有时差,可能不在一年,甚至相差更远,假如两种时间都明确,首选何者,全书似乎应该一律。

  此外个别文章系年或可商榷。如第八卷,《致周黎庵》一篇,作者只署“五月廿七日”,编者标“一九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作”,然看此信内容:“鄙人此一年来唯以翻译为业,希腊神话已写有二十余万字,大约至秋间可以毕事矣。以后拟再译别的希腊作品,赫洛陀多斯怕太多,故暂定选取路吉亚诺斯也。下学年功课,只有燕大友人为接洽,大约可有四小时,不能当作生计,但有此则可以算不是失业而已。鄙人个人行止所可以奉告者仅此,《大阪每日》所载不知何事……”可断定写于一九三八年。

  第九卷,《小说的回忆》标“一九四五年四月作”,《报纸的盛衰》标“一九四五年五月作”,前一文引用作者自己写于南京狱中的诗,后一文提到金圆券,肯定不是一九四五年的作品。又《孔融的故事》标“一九四五年三月作”,也缺乏依据。此文一九四九年二月载《好文章》第四集,署名“孟开舟”,与《周作人散文全集》系于一九四九年的《希腊运粮记》、《谈胡俗》刊于同一期。以上三篇曾编进《知堂乙酉文编》一书。我从前写《乙酉文编考》,谈过此书中混有乙酉即一九四五年之后所作。

  第十二卷,《关于伊索寓言》编者注:“本文当完成于校阅校样之时,即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并未另行署名,显系为译本出版而作,但当时却未能用上。”据周作人日记,一九五○年五月十一日,“写《关于伊索寓言》一文未了。”五月十二日,“下午写前文了,约二千七百字。”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二月第一版《伊索寓言》,收有“附录  关于伊索寓言”,署名周启明。

  第十四卷,《关于清少纳言》标“一九六五年十月作”,据周作人日记,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上午写《关于清少纳言》小文。”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系年,亦稍可议。先来抄录周氏相关日记: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应兼士之约,往辅仁大学讲演,五时了,即返。”三月三日,“下午三时往辅仁讲演,五时回。”三月十日,“下午三时往辅仁讲演第三次,五时返。”三月十七日,“三时往辅仁讲演第四次。”三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时往辅仁大学第五次讲演。”四月十四日,“下午往辅仁第六次讲演。”四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时往辅仁讲演第七次。”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往辅仁大学讲演第八次。”六月十七日,“下午为邓恭三君校阅辅仁讲演,即为送交静农转交。”七月十七日,“上午邓恭三君来访,留下讲演稿一册。”七月二十四日,“重校讲稿了。”七月二十五日,“以讲稿送交慧修。”周氏共讲八次,邓恭三(即邓广铭)所整理的笔记厘为五讲。编者将五讲分别系于该年二月二十五日、三月三日、三月十日、三月十七日和三月三十一日,如此则不知后来三次讲什么了。

  

  近年来周作人研究的某些成果,惜未为编者所采用。周作人一九○四年和一九○五年日记中用过别号“顽石”,以后又在《知堂回想录·我的笔名》中提及此事。一九一○年至一九一一年《绍兴公报》上有署名“顽石”的一批文章,《周作人集外文》、《周作人文类编》皆予收录,现又编进《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一卷。然而汪成法《周作人“顽石”笔名考辨》一文(载《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第一期),已考证《绍兴公报》的作者“顽石”并非周氏。

  第八卷有《新光抄》一辑,编者注:“自本篇至《流寇与女祸》凡十篇,皆一九四○年所作,陆续刊于《新光》杂志,多谈妇女问题,收入《药堂杂文》集时单独作为‘第二分’。《新光》未得见,现据《药堂杂文》,由编者推定写作月份,并援《明珠抄》之例称为《新光抄》。”其实谢其章《〈新光〉杂志中的周作人文章》一文(载《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四期),已列出《新光》杂志所载周氏各篇文章的具体时间和期号。据此可知,编者推定的写作月份以及“新光抄”这名目似不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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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7月22日   

读“编年体”《周作人散文全集》的几点感想

■ 杨小洲(本报书评人)





  近几日京城暑气颇重,旧时江南所谓读书消夏大约正指这种季节,前天与止庵先生同往城北海淀桥附近之昊海楼海渊阁书店,取来钟叔河先生所赠《周作人散文全集》凡精装十四册,溽热里漏夜展读,老北平城西八道湾十一号苦雨斋里的清幽景色弥漫纸卷。今年五月初曾与胡洪侠、姚峥华二君同往此处凭吊,苦雨斋虽早不复旧时面貌,却依然还是让人心怀幽思的所在。那位被知堂称作“泛泛之交”的胡适先生约在五十年前曾讲:“到现在还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东西了。”大抵也可算做他的小心求证之见,世人皆以此言论知堂,感佩之余,想到八道湾旧居不能藉文化意义得到保护,不由长叹。

  去年曾写有谈钟叔河、止庵、陈子善所编周氏作品的文章,收在《快雪时晴闲读书》集子里,文中有几句比较三人编辑周作人作品风格的话,不妨抄录于此:“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周作人的著译作品出版很多,参与其事者不少,若论真有贡献者,当推钟叔河、止庵与陈子善三人。概括而言,钟氏贡献在最早系列出版周氏作品,虽因故而未竟其功,一也。以‘分类’和‘编年’的方式,几乎出齐周氏散文之作,又一也。陈氏贡献在搜集整理周氏的大量集外文。止庵贡献则如前所述,一,首次出版《希腊神话》、《木片集》、《老虎桥杂诗》和《近代欧洲文学史》(止庵说:“我作为一个读者偶尔涉足出版,有机会印行几种从未面世的书,与其说感到荣幸,倒不如说少些担忧:我是经历过几十年前那场文化浩劫的人,眼见多少前人心血毁于一旦;现在印成铅字,虽然未必有多少人愿意看它,总归不至再因什么变故而失传了罢。”);二,根据原稿恢复了周氏多本译著约三百五十余万字,还其本来面目;三,首次完整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此三者为读书人之幸事。”这里说到钟叔河先生编辑周著“编年”一事,指的便是此套《周作人散文全集》。

  钟编《周作人散文全集》所收周氏文章起自一八九八年戊戌日记,止于一九六六年译作《赫剌克勒斯的故事》,算来编入知堂的文章约有六十八年,可以概其一生。此“散文全集”收入的文章皆注明刊载时间与刊物名称,用意当在便于读者查询,并于写作顺序了解周氏生平交际,譬如《知堂回想录》原已成书,在全集里则需按时间拆散,分置于不同之处,其他如《秉烛谈》、《药味集》、《药堂语录》、《书房一角》等皆复如此。不过这样做也有不妥处,便是刊载时间非写作时间,而以周氏之大才气,常有急就章挥笔可得,见其日记载可日写三五篇文字,另还有与友朋书信往还,一生约两万余通。如此横溢之才思,若按刊载时间以计知堂写作,则未必能够看出周氏此番超人之处。“散文全集”里所收与曹聚仁、鲍耀明书信,由香港版《周曹通信集》、《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和《周作人晚年书信》辑得,那封“说北京有四大不要脸”也在其中。然收进的日记择于大象版《周作人日记》,偶或有几篇未曾结集出版的日记选入,其他日记仍不能见到,因而知“散文全集”日记选编无多突破。

  其实钟叔河所编周作人著作,带有明显的钟氏烙印,以前不曾写文谈及,正可藉《周作人散文全集》说说此事。早前钟编《周作人文类编》十卷本,以文章归类为体例,收文二千九百五十四篇,统共约六百余万字,而此次散文全集则增加日记、翻译等几类,另附《索引》一卷,方便于文章查检。其实此套散文全集以编年为体例,《索引》的作用不如“文类编”来得有益,然偏偏《周作人文类编》缺少《索引》,据说为出版方减低成本而删除文类编里《索引》。若比较《周作人文类编》与《周作人散文全集》之不同,当觉得“编年体”周氏散文全集可缘周作人写作的年代发展,看出周氏文章与思想的脉络与轨迹,找到周氏文章风格的转变,评判出周氏文字在各种不同时期的特征,当知“编年体”比之“文类编”更具意义。倘使从文字上细作比较,“散文全集”与“文类编”多有重新修订之处,如《周作人文类编》所收《先母行述》一文缺去“蒙国民政府选任为委员”与“谒主席”等文字,在“散文全集”中尽已恢复原句。然此散文全集编订于五年以前,尚有许多周氏作品遗漏掉,譬如《龙是什么》这篇约九千余字的文章未收入集内,似可再编几卷《补遗》也未可知。

  不过作为散文全集,另还有不尽意处,在收入集内的一些文章颇值得斟酌,如写给鲁迅“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的绝交信,周氏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九日有载,择出来收在《周作人文类编》里拟标题作《与鲁迅绝交书》,此次依旧收进散文全集第三卷里,改标题为《与鲁迅书》,大约钟先生编入此信的意思,还在尽量收齐周氏文字,为读者提供研究的便利。钟先生在《编者前言》里说:“编散文全集的目的是存文,因为我喜欢周作人的文章,觉得这样的文章值得存。”因之将诗歌、日记、尺牍等文字皆尽纳入散文范围,虽在散文体例上未免有点混乱,倒可看出钟先生“六经注我”之法。譬如日记、诗歌及翻译作品入散文全集,却又并非全部日记或全部翻译作品里的散文部分,如《枕草子》等未收入集内,让人不大明白在编辑文章时的舍取道理,倘使如此,书名似以《周作人文集》为恰切,可见“钟编周著”最显然处在“钟编”,要义是以《周作人散文全集》诠释钟先生对周作人作品的理解和编辑思想,拿此“全集”作为一种版本,既可尽量多地读到知堂作品,又可于此见出钟先生的编辑苦心,从这个角度来讲,钟先生很有些传统意识里注解经籍的做法,在阐释前贤的同时,表述自己的识见,至于识见的高明程度与读者是否认同,则是另一回事了。

  谈到这里,想到将《周作人自编文集》、《周作人译文全编》、《周作人集外文》、《周作人书信全编》、《周作人日记全编》五种合起来,可称为《周作人全集》。这里前三种已有出版,后两种只有选编。若能出版真正的周氏全集,意义当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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