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衣努

文化是民族之魂。中华文化是我们满怀信心走向未来的精神支柱，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力量。　　少数民族文化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和宝贵资源。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更好地满足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新时期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正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抓住机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是我国各民族文化工作者的重大历史责任。





　　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事业取得辉煌成就
　　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历来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制定了一整套制度和政策措施，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权利，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质，提升民族地区科技发展水平，全面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繁荣。
　　（一）建立并发展了一套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体系。
　　1954年，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都有接受教育、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从事各类文化活动的权利，并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以及保持或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自由。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问题受到更多的重视。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进一步明确了少数民族群众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权利。我国尊重、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基本法律制度基本形成。与此同时，为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统筹指导，国家行政管理系统中也设立了少数民族文化管理的专门机构。进入新世纪以来，为了应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内外环境的变化，国家集中出台了一批重要的法规和文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等，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目标、政策和措施进行了多方面的创新与发展。
　　（二）各级政府从财政方面积极支持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民族地区地广人稀、自然条件差、各民族生活习俗差异显著的特点，国家在民族地区实行财政优惠政策。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设立了“边疆建设专项补助”、“边境事业补助费”等财政支出项目，对促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上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以来，国家加大了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支持民族地区经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发展。2006年，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在西部地区达到52.5%。近年来，党中央在多个重要文件中要求公共财政支持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政策，以公共财政支持本地区少数民族广播、影视等文化事业的发展。从2000年到2006年，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地方财政支出中，用于教科文卫的支出由289.8亿元上升到848.36亿元，分别占2000年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出总额的24.7%和2006年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出总额的22.7%。同期，我国民族自治地方人均教科文卫支出由172元上升到480元，增长了1.8倍，高于全国人均教科文卫支出的增长速度，人均支出总额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进入新的加快发展阶段。
　　（三）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
　　采取多项措施支持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如尊重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自主发展民族教育的权利，加强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建设，在经费上给予支持等。在多种措施的推动下，我国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06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共有高等院校167所，中等学校1.2695万所，小学6.3149万所。其中，高等院校和中等学校的数量分别比1952年增加了15.2倍和23倍，高等院校、中等学校在校生分别为113万和1245万，分别比1952年增加了250倍和58.5倍。我国还于1985年和2000年，分别在内地开办了西藏班和新疆班，培养少数民族学生。2006年，内地西藏班和新疆班招生人数分别达到了3385人和3903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成为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2006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的大学毕业生人数为23.9万人，全国高校中少数民族学生占到了在校生总数的6.9%，均比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了极大增长。
　　（四）初步建立起支持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公共文化服务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主要途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开始在民族地区建立各级群众文化事业机构。改革开放30年来，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经历了从发展群众文化事业到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转变。当前，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已经初步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到2006年，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已经建成群众文化事业单位7423个，比1979年增长了3.75倍。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的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全面加速。2006年，民族自治地方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达88.28%，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2.35%。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电视形成了对外覆盖能力，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境外传播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事业也获得了较好的发展。2006年，我国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图书达5931种，6581万册，分别是1952年的9.6倍和10倍；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杂志有192种，651万份，分别是1952年的12.8倍和3.9倍；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报纸有82种，1.18亿份，分别是1952年的4.1倍和4倍。
　　（五）启动各类全国性重大文化工程和重大文化活动。
　　国家通过启动全国性重大文化项目和文化工程，投入专项经费来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方面，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先后帮助壮、布依、苗、纳西、傈僳、哈尼、佤、侗、景颇、土等10个民族创制或改进了13种文字。在少数民族古籍整理方面，据不完全统计，近20多年来全国抢救、整理了散藏在民间的少数民族古籍上百万种（部、册、件，不包括各地整理的馆藏和寺院藏书），并公开出版了5000余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搜集整理各民族民间文艺资料，编纂了包括各民族文学、音乐、舞蹈诸门类的十大文艺集成。上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已经组织了3次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举行了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9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骏马奖”和3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骏马奖”评奖活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启动了新一轮的全国性或针对少数民族的重大建设工程。“全国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西新工程”等文化工程的实施，切实提高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生活质量，有效地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十一五”期间启动的“新疆、西藏、内蒙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工程”、“少数民族人才队伍培养工程”等多项旨在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全面发展的国家级重大工程，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六）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旅游业迅速发展，成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的新引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旅游市场迅速兴起。既有壮丽的自然景观，又有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风情的民族地区逐渐成为国内外游客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从2000年到2006年，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国际游客总量年均增长9.5%，国内游客总量年均增长16.3%，国际和国内旅游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高达13.1%和24.8%。2006年，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旅游总收入达1482亿元，人均838元。一些少数民族文化大省的文化旅游业异军突起，在推动发展方式转型、经济结构转变上开始扮演主角。文化旅游业是产业关联度高、劳动密集的环境友好型产业，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民族地区实现经济、文化、社会协调发展的新引擎。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确立了全新的指导观念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全局出发，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使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指导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各项建设事业踏上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起点。
　　经过半个多世纪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主要任务，许多制约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正在面临整体性转变。正像许多相关研究指出的，我国的工业化建设真正起步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在一个多数时间基本封闭的环境里，完全依赖于自力更生的方式建立起了基本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在这种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环境中，主要属于农村地区和西部边远地区的广大民族地区，长期承担了为国家输送农牧产品和工业原材料的任务，为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应该承认，这种发展模式导致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度不平衡，是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民族地区多项发展指标滞后的最根本的原因。当前，制约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国内经济因素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我国现代化已经进入了一个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新阶段，民族地区将获得更公平的发展条件，制约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诸多因素将可能全面缓解。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新型文化管理体制，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过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早期特殊的体制性安排，我国宪法所确立的基本文化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这一状况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方式：首先，大多数文化产品和服务都已经成为商品，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文化消费需求，都可以通过自主选择在市场上直接得到满足；其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经按照新的体制机制普遍建立起来，其领域覆盖了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提供普遍均等的公共文化设施以及对于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地区的救助等，人民群众对文化生产的“创造权”和文化消费的“选择权”在不断得到落实。同时，在政府兴办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外，个人、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的积极性也在日益高涨。这些新型体制机制安排正在推动宪法所规定的我国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权利得到全面落实和有效保障。
　　世纪之交以来，我国全方位地融入新一轮全球化进程，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国际环境也在发生重大变化。自上世纪70年代起，发达国家整体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新一轮全球化时期。新一轮全球化所谓的“新”，蕴涵着与文化发展的密切关联。一个明显的动向是：自20世纪下半叶起，在传媒技术革命的支持下，当代知识经济和文化经济迅速发展，文化日益被国际社会采纳为衡量经济社会文明程度的指标。文化生产能力的空前提高，文化元素的跨国界传播，文化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渗透成为新一轮全球化区别于以往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乎与新一轮全球化同步开始。为了应对新一轮全球化的挑战，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在这一背景下，民族地区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正在被重估和转移，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在下降，多样性的文化资源正在显示出巨大的潜在经济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顺应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实行对外开放新战略，以新的资源优势参与国内外产业分工，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是民族地区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形成了新的文化发展理念，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树立了全新的指导观念。党中央根据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系统提出了统领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我国文化发展领域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导向，以解放文化生产力为手段，以发展文化产业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为基本途径，以落实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为目标的新的文化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和新的文化发展理念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树立了全新的指导观念。首先，在发展的格局上，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已经成为民族地区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居于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地位。其次，在发展的方式上，新形势下推进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式是充分尊重并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在文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即全面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在文化发展中的表达权、选择权、决策参与权和监督权。再次，在发展的目的上，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是为了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文化生活质量，更是为了全面落实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权利；不仅是为了在保护、继承、创新的基础上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更是为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促进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最后，在发展的途径上，推动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是新形势下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根本途径，促进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两个基本抓手。




　　站在新的起点上，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大发展
　　以新的文化发展理念分析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现状，我们看到，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还是我国经济、社会、文化总体发展格局中的一块短板。我们应该站在新的起点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提升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创新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机制和发展思路，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创造有利的经济环境、制度环境、政策环境以及教育和科技基础，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大发展。
　　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度，重新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战略地位。世纪之交，最引人注目的全球化新趋势就是，文化软实力正在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性因素。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之一就是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我们必须顺应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为核心，全面整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资源，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状况的好坏，关系到我国1亿多少数民族群众基本文化权利的实现，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与进步，更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必将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的幸福感，进一步巩固各族群众的国家认同意识。在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交错的国际环境中，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加快发展，还有利于树立我国的大国风范和道义形象，拓展我国国家战略的发展空间。
　　加大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创造有利的经济基础。外部支持是改善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经济环境的重要因素，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就是主要手段之一。建议将中央本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作为提高民族地区公共财政能力的战略手段，扩大转移支付规模，为加快民族地区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直接的财政支持，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民族自治地方文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同时建议，在现有规模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东部经济较发达省市对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推进帮扶省市与受帮扶民族地区之间经济与文化发展战略协作关系的发展。在加强外部支援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推进民族地区文化经济政策创新，培植内生发展动力。最重要的是必须尊重和落实少数民族群众在当地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遗产开发过程中享有的合法权益，改进、完善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遗产开发中的利益分配机制，切实保证在自然资源和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能够分享到合理收益。在此基础上，还要强化民族地区在金融、税收、工商等方面的特殊优惠政策，提高劳动就业培训、产业指导服务的水平，为民族地区文化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更强有力的支撑系统。
　　推动民族地区发展模式转型，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推动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重新认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重新评估民族自治地方的资源优势。要大力提升民族自治地方文化建设在现代化建设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将文化建设置于民族自治地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建议总结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在普查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制定全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并选择一批发展较好的民族地区作为现代服务经济的示范区域进行试点，将取得的经验加以推广。
　　加快发展民族地区的教育、科技事业，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基础和战略支撑平台。加快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发展，首先要全面提升民族地区常规意义上的义务教育水平，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投资规模和师资培养力度，提升和巩固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率，提高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水平。其次，要在民族地区加快建立包括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在内的国民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整体改善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推动民族教育事业跨越式发展。再次，要进一步完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体系，从课程设置、不同教育阶段的衔接、师资配备、教材编写等方面加强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体系的建设。从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现状和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角度出发，当前民族地区应该主要选择与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密切相关的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现代传媒技术等科技领域，作为人才培养和产业开发的突破领域，进行重点投资。
　　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切实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消费环境和文化生活品质。我国民族地区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人民群众文化消费能力极为有限，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依赖程度高。在当前形势下，促进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首要问题在于加大投入力度，建立全面覆盖民族地区广大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解决群众看书报难、看电影电视难、收听广播难、上网难等问题。在投入资金来源方面，要以国家专项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投入、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等方式，多方筹措。在公共文化投资决策方面，要切实落实少数民族群众充分表达意见和参与决策的权利，使公共文化投入真正贴近少数民族群众的实际需求。需要强调的是，突出民族特色应该成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要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过程变成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传播的过程。
　　加快民族地区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在民族地区推动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必须积极审慎地进行。首先，要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成功经验应用于民族地区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中，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的原则，抓住重塑文化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等关键环节，全面推进民族地区文化体制改革。其次，要根据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实施进一步的机制创新，有目的地扩大少数民族群众在当地重大文化事务中的自主决策权，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权益。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应该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对于可能对当地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型建设项目的决策参与权和监督权。再次，要围绕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新趋势和市场化条件下少数民族群众文化权益表达与维护的新需求，大力推动少数民族文化领域的立法工作，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理论创新，开辟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新视野。一是针对重大问题开展研究。今后10到20年，我国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少数民族群众参与并直接推动城市化的速度与规模将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多民族聚居的格局将越来越普遍，城市居民中少数民族人口的比重将越来越大。这些重大变化将对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带来哪些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应当进行怎样的政策创新？对这些重大问题开展及时、深入的研究，无疑将为我国民族文化工作和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战略意义上的主动。二是强化基础理论研究。应该积极开展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揭示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和内在要求，为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创新提供理论依据。三是推进政策创新研究。应该积极关注各类国际经验，争取在吸收国外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经验方面取得突破，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创新提供新视野。四是开展战略规划研究。建议开展民族文化发展状况的全国性普查，在此基础上制定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中长期战略目标以及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路径和规划，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领域的重大战略部署提供有力的决策依据。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