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衣努

“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主题演讲

杜维明：当代中国的儒家精神

2008年10月9日
北京大学秋林报告厅

[按语：由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于2008年10月8-10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其间特别设立“当代世界的儒学与儒教”专场，9日晚在北京大学秋林报告厅进行，对公众开放。有五百个座位的报告厅座无虚席，不少人在前面和中间过道上席地而坐，还有很多人站在两侧和后面甚至在门外。杜维明做主题演讲，然后是南乐山、白诗朗、康晓光宣读论文和报告，之后几位学者进行了互动讨论，并回答了听众提问。这里是根据录音整理的杜维明教授的主题演讲和问答的文字记录。随后的发言和报告以及问答互动，将在整理好后另行公布。欢迎转载，敬请保存其完整性，并注明出处：http://www.purdue.edu/crcs。高峰论坛的专场录像已经在逐渐发布在这个网上。]
    杨凤岗：各位尊敬的来宾，各位尊敬的领导，各位老师、同学，非常感谢你们今天来参加这场盛会。我叫杨凤岗，在美国普度大学社会学系任副教授，也是新成立的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我们这个中心于今年4月份成立，主要的目的就是想作为一个中西沟通的桥梁。今天的这场关于“当今世界的儒学与儒教”是我们一个大的会议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大的会议叫做“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暨第五届宗教社会科学研讨会”。
在介绍我们的主要讲员之前，我想在这里提一下今天在我们当中的几位嘉宾。我们这次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是由邓普顿基金会特别资助的，我在这里特别介绍给大家邓普顿基金会的总裁约翰·邓普顿先生和他的夫人，还有邓普顿基金会执行副总裁查尔斯·哈珀尔博士。……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杜先生做主题演讲。我想杜先生不需要我做过多的介绍，大家都应该知道杜先生，今天有这么多人来，我想也都是非常希望听到杜先生对于儒学儒教问题的最新的思考。杜先生在沟通中西文化，介绍儒家到美国、到西方世界、到世界各地，确实是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的时代，非常需要对话，需要沟通。不仅是沟通中西文化，而且沟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我们这次的高峰论坛是宗教社会科学高峰论坛，这次我们用的是一个广义的概念spirituality（精神性），这并不局限于任何形式的宗教。儒学、儒教，无论是怎样的称呼，但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不仅仅在中国人当中，即使是在世界各地文化当中，儒学都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了解与欢迎。我不想多说，现在就有请杜维明先生为我们谈“当代中国的儒家精神”。

杜维明：杨教授，卢教授，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同学，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在“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暨第五届宗教社会科学研讨会”上发表有关于儒家人文精神的报告。我现在还是在思考的过程中，这个报告只能算是目前所构想的一些思路，非常不成熟，希望各位包涵。
首先我要分析一下精神性和宗教的关系。精神性，我认为是每一个人的本质特色。没有精神，没有精神性，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有道德有理想的人，就有问题了。宗教，也许是出生以来就接受了某种宗教，也许是自己主动的选择。没有精神性的宗教可以堕落到形式主义，变得非常干枯了。但是没有宗教的精神性，本身它是有价值的，是追求人生的意义。
儒家、儒教、儒学是大家都常常考虑的一个课题。怎么样分开来？儒家是泛说，儒教有时候被认为是一种宗教。最近我有本书，定名为儒教，我觉得有点不安，因为我讲的基本上是儒家。但是儒家是不是可以成为宗教？在马来西亚有儒教，大概有一百万人，由于特殊的原因，现在没有机会说了。在香港有儒教，在韩国有儒教，这些都是宗教。其实有一些儒者也认为儒家可以成为一种人文教。但是儒学是一个学术传统，儒家是一个广义的从事儒家传统和学术的研究。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儒家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对我从事儒学研究，认同儒家，而对儒教也重新的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儒家是不是宗教，对儒学的研究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提出问题来说，儒学、儒家是不是宗教，是反应了这个提问题的人对宗教的理解。假如一个学者说儒家绝对不是宗教，或者说儒家还没有达到宗教的水平，或者说儒家再经过奋斗才能成为宗教，你可以肯定，这位先生或者女士对儒家的了解是从一神教，即从犹太教和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为参照的，认为）没有上帝观念、没有僧侣阶级、没有权威、没有教会，这个就不能算宗教。所以他的宗教的定义非常确定，而且我也说比较集中。假如一位先生或女士说儒家当然是宗教，可能这位先生或女士接受一个非常宽的定义，所以，完全不相信任何宗教（的人是没有的），所谓的无神论者，或者是信仰各种不同的神，多元神者，乃至一个所谓凡俗的人，某种具有极大动力的运动，比如共产党的运动，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在这位先生的眼光里都算宗教。特别是在文革时候集中毛泽东的思想，确实是一种宗教，有早请示晚汇报，这个中间有教主，有各种不同形式，是不是有教堂，这个就不好说了。
另外很值得注意的是，宗教观念的出现是来自西方。西方，我们一般讲两希的传统，即希腊的传统和希伯来的传统。宗教是来自希伯来的传统，哲学是来自希腊的传统。有位很重要的思想家叫尼格尔（音），他说希伯来和希腊的传统相当的不同，希腊的传统是视觉的传统，我们可以看到奥林匹克的运动员，看到他的建筑和几何，还有其他的体现视觉，当然希腊也有音乐也有舞蹈。希伯来的传统是一个听觉的传统，即使摩西（看到）有树烧了，烧了一群树，（但）主要是听到上帝的声音，上帝从来没有形象的体现，他是声音的体现。这两个文明相当不同。但是在轴心文明，Karl Jaspers （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讲的轴心文明，这是特定的。印度的文明，佛教，在中国的儒家道家，都没有很明确的把宗教和哲学分开来。所以太虚大师，一位佛教大师，他说我们的佛教既非宗教又非哲学，既是宗教又是哲学。
儒家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了解，儒家的精神可以说是一种涵盖性、整合性的人文主义，它的人文精神非常宽广，和西方现代经过启蒙所发展出来凡俗的人文主义有很大不同。我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从笛卡儿开始，西方很严格地分身和心，分灵和肉，分精神和物质。这个并不是西方（近代）传统，不仅是如此，在希腊开始就已经有了这个观点，到笛卡尔影响非常大，现在很多学者对这个提出了质疑。在儒家传统，当然是讨论身心合一的问题，宋明理学所谓的身心性命之学，在孔子的时代有所谓“为己之学”，“为己”就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人格，包括身和心。以前了解“仁爱”的“仁”字受到《说文解字》的影响，就说是象人偶，“仁爱”的“仁”一定是在社会关系之中才能体现。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不安，不安的原因，因为《论语》里面讲“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很明显，它是一种内在价值。最近郭店出土文物给我们一个新的启示。郭店所出土的这些文物，“仁爱”的“仁”字写法非常有趣，上面是身体的身，下面是心灵的心，身心就是“仁”，很明显，它是一个内在的价值。当然，儒家把人当作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所以独立的人格和社会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
“自启蒙以来，（以）动力横决天下”，这是梁启超讲的话。从培根把知识当作力量，以前在古希腊，知识是智慧，当作力量以后，对于自然是可以了解，可以认识，同时可以宰制的，这个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特别在今天，这个凡俗的人文主义和自然至少有张力，不仅有张力，而且有矛盾冲突。另外，从启蒙发展有所谓孔德，而孔德提出的观念直接影响到马克思，我说可能影响到美国，也就是说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一条铁律，这铁律是从宗教开始，宗教被形而上的哲学，就是思辨哲学所取代，思辨哲学被科学所取代。科学理性如果充分地展现，那形而上的哲学就过时了，宗教其实在社会上不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有所谓祛魅，祛魅就是把宗教当作迷信。当然马克思经过列宁所讨论的把宗教当作鸦片烟，这个要进一步的分述，因为马克思的这句话有上下文，其实对所谓的鸦片烟，对宗教在社会上、在普罗大众所起的积极作用他是承认的，但是基本上认为宗教多多少少过时了，因此对于我们今天讲的终极关怀和人的宗教性是淡化了。儒家的传统大家都很熟悉，所谓的天人合一，因此儒家的传统对于人的身心如何整合，人和自然如何能够有自由的和谐，乃至人和天，就是人心和天道，如何能够相辅相成，这些都是核心的价值。
另外在西方，特别从科学哲学，从政治哲学来理解，是要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很多极杰出的思想家，包括最近才过世的哈佛的教授罗尔斯，他的《正义论》也在考虑人和社会的关系。当然在西方到今天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哈贝马斯，讲的沟通理性，要跳出这个工具理性，也是在考虑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但是这些关系实际上是从洛克以来讨论人和社会因为有张力因为有冲突矛盾，所以才要通过契约，通过协调，慢慢地使人和社会的关系能力取得平和。中国的传统如果从西方来看，有点浪漫的说法，就是认为人和社会可以有健康的互动。这个在西方认为这个是已经过去了。
这样说来，现在西方的核心价值，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普世的价值，我们每位都接受，没什么值得争议，都可以重新来审视。哪一些是他的普世价值？除了科学、技术以外，自由。北大其实是自由的天地，从蔡元培以来，都是开放的、自由的，所以可以算是北大的哲学价值。另外是理性，再来是法治，还有就是人权，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是个人的尊严。这些价值在二十一世纪把它充分发挥。但这些还不够，为什么不够呢，因为面对了自然的挑战，面对了人生的意义、终极关怀的精神性的挑战。
所以应该有一些新的价值，能够加入，能够互相调整。这些价值，很不幸，在80年代把它说成是亚洲价值，我觉得我们的理解应该是，所谓亚洲价值就是扎根在儒家传统的普世价值。扎根在儒家传统，它有它的特殊性，但是这些特殊性都有它的普世性。我简单的举几个例子，帮助大家了解。除了自由以外，应该注重正义，如果你到伊斯兰的世界，要问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他们常常说，justice, 正义。理性之外，应该有同情，佛教讲慈悲。人权以外应该有责任，法治以外应该有礼让，也就是相互之间的一种文明礼貌。个人的尊严应该和社会的团结，就是现在所谓的社会的和谐配合起来。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研究，就是，不是说儒家传统和西方现代的精神，科学民主自由人权，能不能配合，当然非配合它才有现代性。但是也可以通过儒家，经过反思，它的核心价值，我刚刚提到仁义礼智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刚刚提到了关于正义、关于理性以外所谓的族群、关于责任、关于社会的团结，乃至关于礼让，这都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价值。面对二十一世纪，也可以跟西方分享，所以也可以从儒家的核心价值和它内在的资源和西方进行对话，一方面是同情地了解，另一方面也是批判地认识。
但是这个工作在文化中国，包括大陆、香港、台湾、澳门、新加坡和散布海外的华人世界，这个力量非常薄弱，没有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批判的力度非常大的理论没有出现。没有出现的原因很多，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对于启蒙所发生的弊病，也就是凡俗的人文主义发生的弊病进行全面批判，大半是西方学者，而且是第一流的西方学者。比如说现在讨论女性主义的出现，可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运动之一。女性主义的出现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权利的关系、家庭的关系、还有很多工作的关系，都有很多很重要的改变。生态环保主义的出现，从1960年代的后期，当人类第一次用我们的肉眼看到地球的全貌，所以我们对地球的矿物、植物、土壤、水源、空气都能够全面的掌握。因为全面的掌握，我们发现我们所住的地球，它的受伤害性会更大。所以今天每一个人，包括中学生，都拥有一种全球的视野，这个和19世纪黑格尔有世界哲学的视野有很大的不同。他那个时候是想像，我们是实际上看到的。这个生态环保的力量那么大，大家都知道它的重要性。另外有多元主义，各种不同主义能不能和平共存。美国以前有这个“大熔炉”，就是各种不同的主义都可以在美国经过互相的对话互相交流可以成为一种美国文化，现在基本上大家反对这样的观念，因为这个观念有霸权的意味在里面。美国的主流文化把其他的文化给吞灭了，现在用的方式最好是沙拉的文化，或者是坎嵌艺术的文化，各种不同的文化有它的特色。这就叫做多元文化。再来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还有后殖民主义。
所有这些，包括女性主义，生态环保的思想，多元思想，后现代的思想，解构的思想，乃至后殖民主义思想，这些都是被西方启蒙出现所造成的困境做出回应，这些回应都是西方杰出的学者。我们现在是跟了他们了，女性主义发展了，中国的女性主义现在还没有很大的力量。生态环保发展了，中国生态环保的情况非常糟糕。另外，解构主义的出现，德里达来的时候非常轰动。哈贝马斯来了，非常轰动。以前Edward Said（萨伊德），他的那些观点在这里大行其道，为什么？因为在中华民族所有文化中国的地区，经过了长期的发展，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我们的传统文化基本上已经脱节了。
为什么说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我们的传统文化脱节了？我们的文化传统从鸦片战争开始，特别经过五四再经过建国，把我们所谓的传统和我今天要讲的儒家传统彻底解构，彻底边缘化了。我曾经用过一比较形象的名词，就是我们的精神脊梁是被打断了，这个绝对不是其他文明的通病，这是中华民族的特例。为什么有这个特例？我们可以慢慢地解释，我所了解的现在还是非常片面的。印度文化、印度文明和它整个几千年的传统文明是一脉相承的。即使像尼赫鲁，他是非常西化，甘地是没问题的，尼赫鲁是非常西化的，他说，假如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有冲突，我们的选择非常清楚。
中国到一段时间，有全盘西化，乃至充分现代化，也是全盘西化的一个观点。如果露骨地说，中华民族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发现了一种不是食古不化，而是食西不化。怎么解释呢？“食古不化”，囫囵吞枣，是把古代的文明拿来，说是这个文明最了不起的，其实是没有经过消化，造成了不良的后果。“食西不化”，就是对西方的文明囫囵吞枣，没有经过非常严格细致的了解，负面的、深层的没有办法理解。如果对传统的文化是一种进行一种粗暴的批判，对于外来的文明，包括西方的文明，也是绝对是肤浅的理解。这个中间有非常复杂的力量，大家可以讨论。我想现在这个讨论的机遇已经成熟了。80年代不可能，90年代的初期也不可能。可是即使现在还是有很多学者基本上接受了启蒙的心态。
启蒙的心态有几个特色：一个是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不能够了解一个精神世界，在世界之外的精神世界，同时对自然有一种浮士德精神式的宰制。除了人类中心主义以外，有物质主义、有进步主义，再更严重的，就我的了解，就是科学主义，不是科学精神，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和科学精神的分别很简单，科学主义是意识形态，很多一流的科学家可能提倡科学主义，他提倡科学主义在很多地方显示了他对现代科学在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和文化上的体现，他有非常大的缺失、盲点。举个最现实的例子，有人说中医是伪科学，很明显提出中医是伪科学的，大半对科学的理解很片面，甚至是肤浅的。现在韩国，端午节已经登录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最近他们申报汉医，汉医就是中国的中医，汉医也会成为韩国申报成功的世界非物质遗产。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不是出在一些科学家对中医的批判，这个当然是肤浅的，另外中医本身它的整合、它的量化、它的科学性肤浅。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可以说明问题，现在世界上所流传的中医的药材90%以上不来自中国，中国比例大概不超过5%，多半是来自韩国和日本，这和量化的观念是结合在一起了。
我自己认为儒家传统，它的方面很多。我刚刚提到，儒家传统可以和西方的启蒙心态、和启蒙的价值进行对话，而实际上这个工作我们没有做，更不要说完成。但是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这不是一种幻想，而是一种期待，从长远来看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儒家是一个超时代和跨文化的现象。所谓超时代，从先秦到今天，可以分非常多的时代，可以了解在各个不同朝代都有它的特色，从先秦到两汉、两汉到魏晋，魏晋到唐，然后到两宋，这中间还有金、元，两宋后到了明、到了清，到鸦片战争之前，到鸦片战争之后，五四时代一直到建国，建国以后，中国儒家的传统在30年没有太大的发展，但是在海外、在台湾、在香港甚至在新加坡和海外的华人世界有非常大的发展。这段时间的发展是跨时代的，因此我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说儒家有经过三期，第一期是从曲阜的地方文化变成中原文化的主流。以后因为佛教的输入，儒家在精神创造这方面力度不够，从宋代开始一直到清代，儒家从中国中原的文化变成东亚文明的体现。所以儒家不仅是中国的，也是越南的、也是韩国的、也是日本的、也是海外的。东亚所谓的Diaspora（流散在外的人）。
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儒家传统也是跨文化的。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承认中华民族乃至文化中国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有道家、有佛教，我认为除了道家、佛教以外也有基督教。基督教从景教（开始），大家知道唐代的景教流行碑，在景教的时代已经在中国发展了。利玛窦以后已经好几百年，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伊斯兰教从元代开始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讲五教，除了儒家以外有佛教、道家、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非常丰富的。因此文化中国的资源，儒家只是一种。可是不管你把文化中国，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如何拓展，也不能包容儒家传统，因为儒家不仅是中国的，也是越南的，也是日本的。
儒家的一个基本精神是入世，这点大家都非常熟悉。所谓入世，一个特殊的表现就是在我们的凡俗世界，这个就是最高的价值，必须在这个世界上体现。入世但不认同这个世界，不是接受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有人说孔子因为相当长的时间要想做官，结果做官不成就变成学者，来著书、来传播，这是对孔子极大误会，甚至是极大的侮辱，因为他对政治所理解的游戏规则和当时权利的游戏规则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但是他通过教育，既没有钱又没有权，通过对教育，通过对核心价值的塑造，逐渐逐渐，再通过他的七十二贤，好几代人，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甚至是影响政治，影响社会，影响经济。所以他这个传统的发展在塑造中华民族的认同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儒家的发展有很多必须注意的核心价值，前面已经提到仁义礼智信，这些核心价值现在其实在文化中国的地区都是没有充分体现的。如果我们要比较，西方所提出的，刚刚我讲的普世价值，就是自由、人权、法律，可能在中华社会说服力和影响力更大。但是我前面也提到，儒家的基本价值可以和西方的最核心的普世价值进行对话。儒家因为是入世，所以它没有想象天国，也没有想象彼岸，就是在人文日用之间可以体现终极关怀，最高的价值、最高的意义可以在人文日用之间来发展。所以对地球，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社会都非常重视，这是它人文精神的一个特殊现象。所以我认为它有两个侧面，一个是根源性，扎根在地球，扎根在身体，扎根在家族，扎根在社会，根源性非常强。根源性非常强，并不表现它是一个封闭的主义，因为它有开放性，开放性是真正的修身，不能够是自我中心，他没有强烈的自我中心乃至个人主义的色彩，必须从个人发展到家庭，家庭也要发展到社会，发展到国家，发展到天下，甚至天下，还要更远，整个动物、植物的生命共同体，就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程颢语）。一方面是开放的，一方面是扎根的，我们不要忽视了或是不重视这种丰富的资源。这中间的对话关系，或者说辩证关系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儒家传统和基督教、和佛教有很大的不同。正因为不同，可以进行对话。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基督教神学的受惠者。我不是基督徒，为什么是受惠者？通过和基督教神学家的长期的对话，使得我对儒家传统一些凸显的价值，乃至没有凸显的价值，有一些新的认识。有些人说我最近花的时间多半在讲儒家的精神和儒家的宗教性，和西方神学所突出的价值有密切的关系。虽然如此，在21世纪儒家这种入世的精神，把地球，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家庭社会都当作不可越逾，不可消解的价值和资源，它有特殊的时代意义。今天因为生态环保主义的影响，还有其他的女性主义多元思想，任何一个宗教领袖都不可能说我们等待未来的天国，你现在这个凡俗的地方我们可以污染，因为没有重要性，我们真正的终极关怀在未来的天国。佛教的领袖也不能说我们的精神是在涅槃，是在彼岸，所以对此岸，此岸就是红尘，红尘我们可以污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21世纪的挑战使得所有的精神领袖都开始要发展两种不同的语言，一种是他所认识的传统，而他这个传统本身的特殊价值。基督教所代表的一些精神面貌是必须通过基督教，从耶稣基督，从新约乃至旧约，还有很多比如说童贞女、复活这些观念才能够了解基督教的精神价值，以前中世纪说必须通过教会才能得救，经过马丁·路德以后可以通过信仰得救，现在Hans Kung（孔翰斯）说即使不是基督徒也可以得救。不管怎么样的观念，得救的观念非常强，而且有意愿，有责任要把福音带往世界各地。伊斯兰教也有传播发扬的一种动机和力量。这是他的特殊的语言。
佛教，今天早上方（立天）教授提出来佛教的特色，他所讲的关于缘起性空，关于因果，关于佛教的修身哲学都和现在有密切的关系。可是佛教有它特殊的一点，你不是佛教徒，没有经过研究，不能了解什么叫做缘，不能了解什么是涅槃，什么是修正，什么是缘起性空。所以每一个重要的宗教，我们所了解的宗教，都应该有它自己的语言。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是一个神学家，不熟悉这个语言就没有资格做神学家，一个佛教的大智大德亦复如此。
但是正因为现在世界上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他同时要发展第二种语言，第二种语言就是世界公民的语言，把世界当作我们的生命共同体。我是基督徒我要接受佛教徒也是人，也是碰到同样命运，我们应该同舟共济。有些人认为，你是一个属于特殊宗教的传统，你就可以得到特殊的照顾，从生态环保看起来不可能。
儒家的传统正因为它入世了，所以出现了很多问题，这可以说是它的缺陷，它又没有创造一种外在于凡俗世界的外在超越，没有上帝的观念，没有彼岸的观念，所以很多人说，它的宗教性不强，人的得救不强，它太注重人生，不注重死亡；太注重人，不注重鬼神；太注重现实，不注重灵魂不灭，这是他的缺陷。
我要说，一些它的所谓缺陷，有些可能是被误会了。其实它的语言是世界公民的，就是从家到天下的，天下为公的语言。所以这一套思想严格地说，它是没有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教条，任何的观念都可以质疑，对人可以质疑。说人不重要，理更重要。它的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也可以质疑。它重要的人物，比如说孔子，孔子是不是儒家的创始者？没有孔子没有儒家？但是孔子不是儒家的创始，他是“述而不作”，在孔子之前还有周公，在周公之前还有尧舜禹汤文武，孔子继承了一千多年的文化发展，所以他不是儒家的创派大师，也不是儒家传统最高的体现。因为儒家传统最高的体现，如果从庄子来说，是内圣外王，孔子可能有内圣，但他没有外王，尧舜禹汤这些是有外王，所以尧舜禹汤的价值要高过孔子。王阳明有一次他的学生对他进行挑战，就说如果我们把尧舜禹汤当作一万斤的金子，周公可能是七千斤，孔子可能是五千斤。他把它做了一种分殊，孔子说我们只是一两，就不动了。真正的金的纯净度，即使一两，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人格发展起来。这在其他的宗教里很难谈这个。你是基督徒就是基督徒，这是一个选择。当然有像Kierkegaard（克尔凯郭尔，或译祁克果）说我不是基督徒，但是我是在永恒成为基督徒的过程中。但是你这个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你作了基督徒绝对不可能作犹太教徒或者伊斯兰教徒，你可以作伊斯兰教徒，但不可能同时选择作犹太教徒或者基督教徒。中华民族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乃至所有受到儒家文化的区域，包括韩国、越南、日本和海外华人，宗教不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你可以有不是完全一种的宗教的，比如rachel（音），很重要的一个日本学的研究者，对中国学问也非常精到，他说日本可能有70%是神道，另外可能有80%是佛教徒，那么，不管是神道或佛教徒，他们绝对不会放弃儒家文明。中国有些道家对儒学，特别是对儒学的经世济民，是认同的。有些佛教提出孝道的重要性，现在人间佛教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所提出的“仁”和儒家的“仁”几乎是完全相合。所以林兆恩在明代末期提出三教合一，其实三教合一的观点很早，在魏晋就开始，唐代就有很多典故，这些观念很特殊，它有它的价值，也值得我们珍惜。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文明对话，应该了解我们文化的特色，这个特色可以是，一方面讲起来有很多弱点，同时也有很多优点。你要加强它的优点，改善改进它的弱点。所以我建议就是现在对于西方从启蒙所发展出来的启蒙的心态，乃至现在西方一流的学者对启蒙所做的严格的批评，这就是我们该研究的对象。各位对这些学术非常熟悉这是好的，但是同时要开发你自己的传统资源，你要和这些重大的思想能够进行对话，甚至从同情的了解发展成批判地认识。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有的。
但是有人说这个可能性是因为市场经济使得中国的经济力量大了，政治的声音也大了，所以我们才注意文化认同，才注意传统文化。事实上也许如此，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中间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大课题，比如说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很多财富，但是当市场经济渗透到社会各个不同层次，社会变成市场社会，这是一个大悲剧，特别是学术界和宗教界也被市场所征服。这个情况造成了“三信”的危机，这是以前的提法，现在还可以说，就是关于信任、信赖和信心，“三信”的危机直接影响到诚信，诚信成为中华民族一个没有充分发挥的信用价值，这是底线，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底线了。三鹿现象大家都很熟悉，假如说我们现在用成千成万的资源再办10个奥运，要想在世界上改变对中华民族的认识，绝对没有办法能够抗拒三鹿 所造成的祸害，比如到日本，日本的一个餐馆就说明，我们这个餐馆没有任何来自中国的食物，大家才敢去吃。在毒饺子事件出现以前，70%的日本人对中国的形象是正面的。经过毒饺子事件，不管毒饺子是怎么回事儿，我们的调查研究还没有正式公布，在日本，包括像马尼拉，像菲律宾也基本上排斥中国的食物。这个是大问题，也不是工业上、企业上的问题，也不是政府的问题，也不是媒体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关注的问题。所以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发展应该使我们开始注意，我们到底应该向世界传播什么样的文化信息？我们希望，也是一种期待，这个文化信息造成的，就是我们塑造的文化认同应该是开放的，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应该是多元的，我们要给我们的认同，我们周边大家都有他们的认同，我们如何能够进行对话。再有必须有强势的自我反思的能力。
最后我说一点，对于大学应该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大学为社会服务，但是为社会服务只是大学的任务之一，大学应该沉积文化，图书馆只是一个项目，大学的学生都应该是有文化能力的人。同时要做最基本的研究，不是完全功利性的，不是科学技术，而是真正的基础研究。大学要为每一个人创造自我发展的可能性。比如美国的Brown（布朗） 大学现在已经没有科系（设置）了，任何一个大学生只要进入大学，四年就可以毕业了，四年可以选物理学，可以选数学，选生物，这些科学的，或者选电脑；你也可以选数学、文学、哲学、物理，不管你选什么，只要有两位教授认为你不是一个胡闹的人，你选的这些可能增加你的知识，你就可以毕业。因为中学生现在掌握的资源非常丰富，假如我们不把信息当作是数据，因为data需要组合，有大半在网上所看到的90%以上都是垃圾。怎么样分辩，从数据和知识又有很大的飞跃，最麻烦的是知识到智慧，智慧是来自于文化传统深厚的历程。比如说怀德海说柏拉图，哲学的高祖，所有的西方的哲学都是为柏拉图做注脚。柏拉图成为西方哲学的源头活水，我们对我们的源头活水怎么样去理解？以前在台湾大学傅斯年先生就明确的表示，每一位台湾大学的学生都应该念《孟子》，不念《孟子》你就不能做台大的人。最近的清华大学每个人都要念四书，北大还没有宣布。清华所代表的基本精神，所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个我看起来是非常康壮的，非常值得大家推崇的一种基本价值。当然我不是说清华一定比其他大学更好，但是在这一方面注重传统文化，特别是理工大学，这是非常难得。所以除了为社会服务，除了要基本上传承知识，发展最基础的科学，为大学生创造自我发展的条件，还有一个就是批判的精神，展示的能力。如果大学不能批判，批判并不就是骂政府，这个不叫批判，要有责任，你的批判对社会、文化、政治各方面都有批判精神，你放弃了批判精神就不可能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生。
从这方面说，我作为一个非常简单的归纳。从西方所发展的启蒙心态，不能够适合21世纪，因为还有很多价值——同情、正义、责任都要发展，而对西方所发展出来的这些弊病进行批判，不管是女性主义，生态环保都是西方杰出的学者（所做的），中国学者，包括东亚的学者，是缺席的。缺席的原因就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已经把我们自己的传统当作遥远的回想，这个遥远的回想的出现是我们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但是我们现在的记忆是非常短暂，而且包括我在内，我们都犯了一种忘却，犯了健忘，再犯了主动去忘记，历史基本上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塑造出来，这个中间有非常真实的东西，也有真正的谎言。所以我们如何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如何回到传统，在批判精神之下把传统价值发挥，这是我们的任务。面对现在，中华民族不管是和平崛起还是和平发展，我们要有责任，我们要对自身现在碰到的大困难，特别是关于诚信的困难要能够回应，有了这个基础，再能够发挥一种新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开放的、多元的，同时有强烈的反思能力，那我们往前走，路会越来越宽。谢谢！（热烈掌声）

杨凤岗：刚才听了杜先生的精彩演讲，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想提问。杜先生很厚到，说我们可以问几个问题，而且就直接站起来问。提问限于五分钟，特别希望在前面就坐的这些参加高峰论坛的学者踊跃提出问题。
南乐山（Robert Neville）：（英语提问：你认为儒家会有怎样的改变，才会在西方诸文化中本土化，成为西方的一种精神性？）
杜维明：就是说如果儒家传统真正落实到西方，成为西方的本土文化，它会不会改变。南乐山提出（这个问题）来有特别的背景，我们现在有波士顿的儒家，波士顿的儒家主要是由这两位参加的教授，一个是南乐山，一个是白诗朗。他们都是基督教的神学家，他们提出的观念就是说儒家的传统能不能够成为美国文化或者是美国哲学的一部分。（英语回答：当然，它必须要改变。有很多种可能性，我只简单谈其中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儒家与怀特海实用主义的对话，很多人已经在做；另一种是我感到更接近我自己的心意的，是艾默生的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这样一来，儒家就会有根本的转化，就会在英语中本土化，我相信这是必须的。） （掌声）
提问：杜老师谢谢你，我有个问题请教您一下。我是来听演讲的一个学生，我不是北京大学的，我是来自吉林大学的。老师我想请教您一下，关于中国文化有一个传统的说法叫儒释道三教合流。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儒家和道家是一种基础，而佛家是对于这两者的一种超越和统摄，然后佛教提出了改恶向善的观点，这个观点可以完全由儒家来实行，因为它的规范性和道德性很强，可是佛家同时提出了那种看破、放下、自在、逍遥的观点。我想请教一下关于这个方面，是不是儒家内部的这种因素会相对较少，这个任务将会由道家的思想来完成。谢谢您！
杜维明：如果你把儒家当作是一个长河而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它的核心价值本身也在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如果没有和道家的对话，早期不会出现孟子。法家，比如荀子，他可能和法家的对话比较密切，孟子可能受到一些道家的影响。假如没有佛教传入中国就不可能有宋明理学。佛教传入就把中国的精神世界，包括儒家的精神世界，有一个不能说彻底但非常大幅度的转化，同时儒家文化也把佛教文化融汇到儒家文化的内部。所以你刚才讲的修身养性的一些基本价值，是可以来自佛教。我不能接受的是说中国的传统是以儒家、道家为主，佛教是外来的，就一直是属于外来的，将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又是外来的外来，所以他们的影响力一定小，我不觉得如此。如果看精神世界，它是一个互相激荡、互相发展的。如果基督教发展得好，它可以成为主流。如果伊斯兰教发展得好，它至少在两千多万回民中间是主流。道家和儒家怎么样进行对话，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
提问：我叫杨晓亭，是陕西天主教神哲学院的老师，很高兴今天在北大能够遇见杜先生，也听到杜先生关于儒家的演讲。十年前本来在美国就想去波士顿拜见您，没想到今天有机会在这里相见。我想刚才听到您对儒家的思想（的总结）是以仁为本，重视现世，而谈到基督宗教的思想好像它强调天国。从你刚才谈到的，对现世的污染破坏也是无所谓，只是强调了天国。是否基督宗教对现世的问题不看重？这是第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刚才你谈及到，说你在美国与神学家也常接触，受到神学思想的熏陶，我想问一个问题，教会在现在的《牧职宪章》里面所谈及到的，是否只是来世问题而非现实问题？
杜维明：你的问题非常好，你前面讲的可能对我有点误会，我的意思是说，假如基督教坚持未来的天国，而对凡俗的事情不重视，这不可能。面对生态环保的影响，基督教的领袖大概要走社会福音的方式，纳入现世，这个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基督教的慈善事业其实比世界任何慈善事业都全面。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比较复杂，我认为如果通过基督教的影响，您刚刚提到当然是现实性非常强的，面对人类所碰到的大问题做出回应。比如在美国讲的public intellectuals, 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从杜威以后，哲学上公共知识分子不多，但是基督教（神学家），比如说Richard Niebuhr（理查德·尼布尔），或者是犹太教的在当时也有很大影响的Martin Buber（马丁·布伯），这些人物成为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我的同事，象Morgan Kaufmann，虽然他是代表基督教中非常极端的观点，但是他也在社会上有极大的影响。（掌声）
杨凤岗：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给一位女士。
提问：谢谢杨老师，也谢谢杜教授。我是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我叫方敏。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杜老师讲，对启蒙心态，比如像人类中心主义、物质主义、科学主义这样的一个超越，儒家好象是可以做出一些贡献。我的问题是说，基督教文化是不是它具有更强的超越性？相对于儒家的精神资源，它是不是对这些人类中心主义、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具有更强的超越性？如果是这样的话，刚刚南乐山教授说儒家文化落户西方，基督教文化落户中国的话，这个是不是具有更强的超越性？
杜维明：基本上我同意你，因为它是外在超越，像Rudolf Otto (鲁道夫·奥托)讲the Wholly Other，就是皆然的它者，这个当然有很大的力量，所以从韦伯认为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的重要资源，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不太接受你刚才讲的基督教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很多基督教神学家认为，没有人类中心主义就没有基督教，像德国的潘纳贝尔（音），什么原因呢？因为人是照上帝的形象塑造，所以在创世纪就把人当作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有，所有的世界上其他的都不如人类。现在很好的一些基督教认为，这不是一个控制者而是stewardship，是个保护者。我也能够接受，这是基督教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换。
基督教外在的超越和儒家的内在超越，比如说在《中庸》里讲“天命之为性”，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它的价值是从内发的。如果更严格地比较，就是基督教的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在，儒家的精神呢？天是全知、全在，但不是全能。不是全能，就是人的参与成为宇宙大化过程中间的一个因素。人如果把世界污染了，人要负责任的。所以在好几个经典里，包括《孟子》，就是说是“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逃”，就是人是要有责任感的。孔子讲“人要弘道，非道弘人”，不是说把人比道更高一些，而是人要对道负责任。道是等于老子的“道”，它是自然的发展，不管人怎样做，它是自然的发展，但是人要负责任。在儒家传统中间最值得注意的是大禹治水，西方从旧约讲起来，就是诺亚的例子。在儒家要动员成千成万的人以一种牺牲，以一种科学，了解水文的科学的精神，大禹能够把水经过灌溉而能够治理，这也看出来人参与社会，参与自然造化的重要因素，这方面我觉得还可以进行各种不同的比较。
杨凤岗：非常感谢杜先生。（热烈掌声）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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