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鲜明成就卓然
———追念历史学家王毓铨研究员
张宪博
王毓铨先生是国际知名学者，著名秦汉史、货币史、明史专家，于2002年10月逝世，终年92岁。
1910年3月10日，王毓铨生于山东省莱芜县小曹村，1924年考入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受进步思想影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任曲阜县团委书记。1927年初，他被调至济南团省委书记处，负责秘密印刷党中央、团中央和省委的文件。他一人隐蔽居住在济南西乡的农村，夜以继日的紧张生活，使他得了十二指肠溃疡，经常胃疼、呕吐、便血。“4·12政变”发生后，国民党军队进入济南，团省委被冲散，他返回曲阜，继续省立第二师范的学业。
省立二师中有许多学识渊博的老师，古诗文教师刘盼遂、白话文学教师陈翔鹤、书法教师乌世章、校长兼诗词教师宋还吾，都给王毓铨后来的学术研究以深远的影响。刘先生的课给他打下了古诗文的基础，乌先生关于“学书法先要放开手，大字要写得又大又粗。手若先绣住了，再写不出好的大字。由大变小易，由小展大难”的教诲，使他在治学上得到启迪和教益，他常对青年后学说：“初写论文也要把眼光放高大，即所谓‘常将两眼安高处’。不然，先写些无关大体的小典故、小考证，手笔绣住了，日后很难放开写大题、论大事，纵观历史。”
1929年夏，王毓铨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1年，他完成预科学习，进入经济系。“9·18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在民族危亡之时，他同北大的千家驹及另外一名同学发表了抗日宣言。这份宣言由学生自己出钱印刷，成了北京学生抗日宣言的第一张，在当时起了很大的召唤作用。12月北大自发地组成了新学生会，废除了不抗日的旧学生会，并组成“北京大学学生南下示威团”，到南京去“请愿”、示威。王毓铨当时任学生会交际股股长，负责联络南北大学学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12月9日，南京示威游行遭到镇压，他又去上海求援，由于往来奔波，饮食不正常，十二指肠溃疡病复发，出血不止。学生的示威请愿运动被镇压后，他和其他爱国学生被国民党军队遣送回北大，尔后，转入历史系学习。
当时北大的学生须学会两种外文，除英文外，毓铨先生选修了德文，自学读本是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假期又加入日文班学习日文，他读了日本平野义太郎翻译的德国魏特夫著名的《支那的经济与社会》上下两卷。这三种外文对他日后的学术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北大，他选修了胡适的“传记文学”课，该课是个研究作业班，同学不过十来位，上课都在胡适家的客厅里。有一次胡适大声批评他：“王毓铨，你不应该像李逵那样光耍大刀阔斧，还应当像江南十六七岁的少女学着绣花。”他说胡先生的话使他受益终生，从此逐渐养成了做学问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的方法。
1936年，王先生的第一篇英文文章《中国历史上田赋的增加与朝代更替》在太平洋学会主编的《PacificAffairs》季刊上发表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和副所长方显廷认为不错，希望他毕业后去南开进修经济史。于是1936年王毓铨北大毕业后，便到了南开经济所做研究工作。
不到一年，“7·7事变”爆发，日军侵入华北，继而平津沦陷。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作亡国奴，王毓铨抛弃了南开优厚的待遇，毅然回乡支持本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委员会”，配合八路军山东第四支队做抗日救国工作，并给第四支队的政治训练班讲授社会发展史，政治部主任就是已故著名法学家张友渔。艰苦的抗日游击生活，使他的十二指肠溃疡病再次复发，又一次吐血、便血。
1935年夏，魏特夫曾以太平洋学会研究员的名义从美国来到北平，经朋友介绍，与王先生相识，成了朋友。后魏特夫以太平洋学会名义申请美国国务院，准予王先生以专家名义赴美参加他主编的“中国历史编纂计划”。
1938年底，王毓铨抵达美国。刚到纽约的第二天晚上，陈翰笙便来看他，询问山东南部八路军敌后抗日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嘱托他把所知情况在几天之内用英文写出发表，以争取西方人民的援助。于是王先生立即用英文写成《一个鲁南典型游击区的组织》，由太平洋学会印行。这篇文章记载了山东南部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四支队领导下的抗日军事工作、民主政治改革、妇女工作、宣传工作等等，在美国人和海外华人中扩大了中共的抗日影响，中共纽约党支部的饶漱石认为很好，便找王先生谈话，从此王先生和支部的同志们有了经常的联系。他从陆璀那里得知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在香港的通讯处，便每月捐款以购买物资运给陕北的八路军。他生前一直保存着宋庆龄主席给它的每一封来信。
1939年王先生正式参加太平洋学会（设在美国）主持的“中国历史编纂计划”，承担秦汉部分。这是一部中国历史社会经济资料汇编。由于该书不仅收集有关资料，译成英文，还要详加文字和典制注释以及秦汉之后各代学者的论述及今人的研究成果，译文须准确，注释须简明，这就需要阅读大量文献。后来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和《爰田（辕田）解》，就是根据注释《汉书》史文时的笔记整理的。
这期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主修专业为古代希腊史和罗马史。有一次，美国古代史著名教授里里安·威斯特曼在上课时让他讲解北非出土的刻有罗马皇帝诏书的石刻，他讲完后，这位教授说：“你讲的是字面上说的，你没有讲字面上没有说的，看皇帝诏令这一类的文件不仅要看他讲什么，还要看他不讲什么，他该讲而不讲的往往是重要的。”这番话给王先生的震动启发非常大，以后一直影响着他的学术研究。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是《西汉中央政府的组织》，将中国汉代和古代罗马政府作比较研究，这篇文章成为美国各大学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的必读文章，里里安·威斯特曼教授还把他推荐给学习古罗马史的学生们。
1947年，王毓铨的博士学位还没有读完，便被美洲古钱学会所聘，担任该学会博物馆远东部主任，同时研究商周古钱。作为研究的结果，他写成《中国古货币》一书，1952年在纽约出版。这部书得到世界许多学者的书评赞誉，谓之为有开创性的贡献。由于该书的贡献，伦敦出版的《世界名人辞典》将他的小传列入这部年年发行的世界最有名的一般名人辞书中。在纽约，傅斯年先生曾专程去参观过王毓铨的古钱研究工作。1957年王先生在《中国古货币》的基础上改写出版的《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也曾得到脍炙人口的赞许，顾颉刚把它列入《拟历史研究所第一组培养干部学程表》的必读典籍之一。
1946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因为魏特夫政治上反苏反共，王先生与中共纽约支部陈翰笙斟酌后，便辞去了中国历史编纂处的工作，表明自己政治态度。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统一战线的工作越来越扩大，在中共纽约支部的领导下，王毓铨与进步人士在留美学生和学者中组织“新文化学会”，配合国内的解放战争，削弱国民党在海外华人中的影响。芝加哥、旧金山也成立了分会。这个学会实际是中共纽约支部的外围组织，王先生被选为第一届主席，并以主席的身份号召留美人士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50年1月，他不顾老师胡适的反对，克服了许多阻力和干扰，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漂荡，举家回到北京。
回国后，他的老师许德珩和王冶秋安排他去历史博物馆工作，任历史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在历博，他响应党的号召，主动将自己的工资减半，从每月1500斤小米改为每月750斤小米。他说：“回国不是为的赚钱。”经老师许德珩介绍，王毓铨加入九三学社，曾经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学习委员。
1955年，王先生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因工作需要改治明史。他以研究土地制度为基础，进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及各种人户的户役，陆续发表了专著《明代的军屯》及《明黔国公沐氏庄田考》《明代的王府庄田》《明代军屯制度的历史渊源及其特点》和《明代的军户》等论文，用大量而确凿的历史资料，得出新颖的学术观点。
1971年他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参加周恩来总理委托顾颉刚负责组织点校廿四史的工作。1978年以后，任历史所明史室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曾兼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中国古代经济史学会会长、太平洋历史学会顾问、明藩王学会名誉会长、《香港大学中文集刊》顾问、英国剑桥大学《大亚细亚学报》顾问、意大利东方大学《中国历史与文化百科全书》顾问，以及《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中国通史》《中国经济通史》各书明代部分主编。
改革开放以后，王毓铨又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关于古代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有：封建土地所有制、编户齐民的身份、赋役的性质、户役制（配户当差制）、户役审编准则、庶人在官与官吏之异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阶级矛盾同生产破坏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基本结构长期停滞的原因、皇室经济与大地主经济的经营性质、封建专制主义治国平天下的基本思想与政策等等。为阐述他的观点，发表了《〈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分〉写作提纲》《明朝徭役审编与土地》《籍·贯·籍贯》《封建社会的土地具有主人的身份》《纳粮也是当差》《明朝田地赤契与赋役黄册》《明朝的配户当差制》《户役田述略》等。
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中，他从土地和人民属于皇帝所有这一根本点出发，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微观分析和理论问题的宏观研究，对明代及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特征作了完整、全面的论述，从而构建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史的完整理论体系。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家长制专制封建社会”，人民和土地都是皇帝的财产，皇帝设置百官以管理经营这份财产，于是产生了官僚政制。为尊隆其圣子贤孙，皇帝赐予其财产的一部分作为他们的庄田人户。为崇贵其功臣国戚，皇帝也赐予他们土地人户，并免其正杂差役。为使官僚门户贵于庶人，也允许他们广占庄田、免其杂泛差役，自嘉靖二十四年始并免其正役（税粮）有差。皇帝依靠贵族官僚统治，贵族官僚依靠皇帝营私，因与皇帝争夺“王土、王民”。这种争夺形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也是它内在的矛盾，矛盾的加深导致朝廷的土地、人户逐渐失额，因而使朝廷的粮差收入也日渐减损。为保持其粮差原额不变，因将失额粮差强令现存人户赔办，加重了现存人户的负担，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化，生产破坏，编户逃窜，人民造反，朝代更替。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中国古代社会中虽也有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这两种权力，但最基本、最终的决定权力是政治权力，不是经济权力，是政权，不是资本。对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中的众集团来说是这样，对一个人来说也是这样。政治权力能使一个人获得财产和社会荣誉，也能促使一个社会的生产发展；政治权力能使一个人丧失财产和社会荣誉，也能使一个社会破产。因此，这个社会的经济体制和权力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政治权力支配经济权利，政治权力就是经济权力。这个社会的经济是政治控驭下的经济，等级控驭下的经济，因此是封建政治经济，封建等级经济，政治等级体制就是其经济等级体制，经济体制完全建立在其政治体制之上，且决定于政治体制。政治的经济，政治权力经济，正是封建社会经济的本质。
他认为中国古代家长制是专制封建经济的基础，是皇帝控制着全国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土地和人民。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封建政权基础是土地和人民，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没有哪一位帝王及其官僚不说土地和人民是帝王所有，土是“王土”，民是“王民”，全国的土地和人民是皇帝的家业私产，土地山林川泽被帝王据为私有，便成为他们持以役使剥削人民的条件。因此古代封建中国没有土地私有制。皇帝是最高最大的地主，是社会的主宰，是全国人民的大宗主。皇帝的权力全是来源于他控制着据说是他受之于天的全国的土地（疆土、生产资料）和人户（人民、劳动力）。
王毓铨还认为，在家长制专制封建社会里，由于土地和人民为皇帝私有，由于其经济是政治的经济，因此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各阶级、各阶层间居有支配的地位，人是属于别人的，人身依附关系统治着所有的人，没有自由的事实，没有自由的思想，也没有独立的权利，专制政治制度和人生依附关系占绝对优势。他认为，皇帝为了经营管理其私产，为了实施“代天理物”的天职，遂设置百官庶尹，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和专职官僚政体。百官有司为皇帝经营财产、牧养人民，是皇帝的纪纲之仆。品官，无论他品级多么高，也还不过是皇帝的当差的。不过其差使是佐皇王以统治“野人”的“君子”之差，属于统治阶级。他认为研究这个专制官僚政体是研究古代中国的阶级结构的重点，是研究古代中国权力结构的重点，是研究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重点，是研究古代中国为何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阶段上的重点。
王毓铨对明代及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系统的论述，提出了独创性的学说体系。他的一系列观点，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明史研究中出现的重要学说。他所著《莱芜集》是论证中国中古时期的土地制度和农民身份的专著，是一部厚实、细致的作品。
在研究工作中，他首先是详细占有材料，去伪存真，去粗存精，从零碎的史料中清理出一定历史范围内的发展规律。他功底深厚，态度谨严，有良好的学风。他不轻易写文章，白寿彝先生赞许他“不趋时尚，不苟立论”，他对自己作品的要求是“宁质勿夸，宁拘勿达”。
王毓铨先生是一位有着卓越学术贡献而又具有鲜明革命立场的学者，他一生追求光明与进步，始终把自己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并表现出一种无畏的献身精神，这在他那一辈学者中是不多见的。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8-9-18 10:49: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