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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梦断“新村主义”

周作人,梦断“新村主义”

周作人,梦断“新村主义”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27日07:40  中国新闻网


  周作人,梦断“新村主义”

  周作人太以自己为一个启蒙者了,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而这也是五四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

  本刊记者/ 孙冉



  人们对于周作人的了解远远不及对他的兄长鲁迅,反而更多地纠结在为何兄弟反目、周作人做了汉奸等问题上。

  文化学者止庵感叹,是周作人太把自己作为一个启蒙者了,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而这也是五四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

  为了拯救国民性,唤醒国民的冷漠麻木,鲁迅弃医从文;而周作人在日本找到了“新村主义”,他预感到了社会要大变,但他希望以非暴力的方式,通过唤起人心的善来变革。

  周作人死于文革初期,他一生的思想都没离开“新村主义”。从早期的宗教般狂热,到中期被诟病的空想,再到晚年他自己也反复批判。其中的纠结,可想而之。

  钱理群说,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已经去了五代,现在的西部志愿者是第六代,五四时候是第一代。

  发现新村:“人的生活”

  周作人赴日留学主要受了鲁迅的影响。同在日本的那几年,兄弟二人一直合力翻译小说。周作人对那段日子的记述并不如意:“住在一间狭促的房间里,气闷得狠,不想工作,因此一次鲁迅忽然激愤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了几下”。

  独自在日的两年,周作人翻译数量明显下降,却找到了让自己着迷的事情。

  1910年,日本白桦派文学团体登场。白桦派代表人物武者小路实笃说“白桦运动是探讨个人应当怎样生活”。这似乎说到了周作人心里。

  同年,白桦派的思想阵地《白桦》杂志开始宣传新村主义,之后,他们又创办了《新村》。新村主义提倡“人的生活”,即新村的生活,认为,“新村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了各人对于各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幻想以这样的新村为实验园地,进而推广到全世界”。

  1918年12月,白桦派的“新村运动”从宫崎县的深山中开始,周作人同样很早就参与了运动。

  同年十二月号《新村》发表了武者小路实笃的文章,其中就提到周作人订阅《新村》的事:“一位支那人,从支那订阅《新村》,这使我们愉快!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

  很快,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6号上,发表了周作人一篇标志性文章——《人的文学》。

  许多研究周作人的学者都把这篇文章定义为周一生思想形成的源头,文章中的观点受白桦派影响很深。

  文章分3部分,第3部分才谈文学,之前都是在谈正当的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而正当的生活,就是通过“新村”来展示。所谓人的生活,就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这是周作人对人道主义的解释,白桦派武者小路实笃对于人道主义的理解始于托尔斯泰,如今又传递到了周作人。

  文化学者止庵对“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理解是:社会不是集体决定一切,而是集体里的每个个人都是独立的分子。而彼此都承认对方的独立,你尊重我我尊重你。而不是大家都听一个人的,更不是因为大家参加了集体而丧失了个人的存在。

  这与之后的“集体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其实有很大不同。

  体现在“新村”则是,强调的不是个人修行,是集体生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希望由小集体变成大集体,由大集体变成全社会。

  周作人很早就有对民变的忧虑。他生在1885年,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他15岁时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这些来自民间的破坏力量让他身有感触。

  他深刻预感到社会即将大变,除了依靠武力斗争,他希望通过一种温和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依靠一种不流血非暴力,焕发每个人内心的善来解决社会的积弊。

  而这也是那个时代,所有执着于“新村主义”的人们的同样信念。

  周作人一直想亲身去日本的新村看看,而在他去日本之前,就在1919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6卷3号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这是中国关于日本新村运动的最初介绍。

  直到同年7月,他才遂了这个心愿。

  后来在一篇题为《访日本新村记》的文章中,周作人这样描述初踏上新村所在地——位于九州东南部宫崎县的日向时的感受:

  种下许多甘薯,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30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

  其实周作人只在新村待了三四天,他并不了解,那时的日本新村,主要靠武者小路实笃的稿费在维持。周围的村民看来了一堆怪人,纷纷把物价提起来了,连买个鸡蛋都不便宜。即使这十几人每天劳作,依然无法做到自食其力。

  新村的许多现实局限性很早就出现了,但当时的周作人已陷入要将新村推广至全世界的巨大热情中。 1

  实践中的疑虑

  无论如何,周作人有了自己的“乌托邦”。他回国后,马上成为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周作人以空前的热情与干劲,到处作报告,写文章。仅一年间,他就写出了七八篇关于新村的文章,迅速掀起一阵“新村热”。

  在所有的文章或演说中,周作人反复强调一点,即新村的理想,简单地说就是人的生活。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个性”“物质的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的方面是自由的发展”,也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

  1920年2月,周作人在自己位于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十一号的家宅办起了新村支部。他在《新青年》上发布启事:“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

  一时间,因新村而到来的人络绎不绝。有意思的是,“新村运动”最坚决的支持者竟然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从年长一辈的李大钊,到年轻一代的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

  1920年4月7日,尚在北京大学做临时员工的毛泽东曾拜访过周作人,求教“新村主义”。彼时,毛泽东起草完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并拟于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实施这一计划。

  时年25岁的毛泽东是这样设计他的理想社会的——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以和谐为特征,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人皆有实现其梦想的权利。遗憾的是,它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就在当时严酷的现实环境中夭折了。

  毛泽东曾发表文章说“我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 最后终于找到了新村。

  1920年“新村”热之际,还出现了“北京共读互助团”。是想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实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这一组织更广泛地得到了一拨北大老师的支持,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也为其募款。

  可惜工读互助团的路也不好走,那时的北京工厂并不多,半工无法维持半读。

  李大钊提出:“可以在乡下购点廉价地皮,先从农作入手。”其实几乎是转向新村了。周作人也说:“他们对于打破现在这种经济状态的方法,便只有实行宣传推广新村的一条路。”

  当年做得最接近“新村主义”的其实是王拱璧在河南西华县孝武营建的“青年村”。存在于1920到1926年,其理想是建立一个人人有劳动,家家有地种,贫富有饭吃,男女有权柄的农村乐园。

  王拱璧的做法虽然受到了“五四运动”中波涛汹涌的“新村主义”的影响,但更多来自不满北洋政府统治、拒绝官治的一种被动的建设农村的应对。

  而胡适对周作人“新村主义”的热情并不以为然。胡适于1920年1月,先后在天津和唐山发表题《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的演讲,对周作人的理论进行批判。

  胡适指出,“新村主义”的实质是孟子所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思想;他们不满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奈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

  胡适主张的改造社会也非革命式的,他寄了很大的希望在政府身上,更重要的是,他赞同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加入政府,参与实际的政治操作。而且,他时常以政府的“诤友”自居。

  相较之下,胡适多了一些脚踏实地,周作人则多了一些空想的成分。

  鲁迅对于周作人的做法也有不同意见,1919年8月13日,鲁迅给钱玄同信中说,“关于《新村》的事,两面都登也无聊”“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的”。

  鲁迅关于新村的评论仅能找到这一句,足见到他态度的消极。

  新村余波

  1920年12月后,“新村主义”逐渐沉寂了。“新村主义”的理想依然美好,但苦于无法实践下去。毛泽东的设想只是计划,王拱璧苦心经营的“青年村”遭到土匪的洗劫而夭折。

  1920年12月17日,周作人发表《新村的讨论》,这是他最后宣传新村的文字。文中已经开始透露着失望的情绪,周作人在文中承认“新村不易普及,但强调这是最与我的理想适合的社会改造的一种方法,并希望它将来的实现”。

  对于新村的言论有了变化,杂志上出现了对于“新村主义”的专题讨论。一些人认为“粪土上决计不能盖造一所花园”,奉劝“力谋新村实现的诸君应做的一件大事——毁灭旧社会,不然新村终归是理想的, 与实际的改造无干”。

  而周作人在经历了这一年高密度的关于“新村主义”的宣传后,他的思想体系似乎是完善了,随即,他变得更加关注从新村中引申出的关于精神统一的问题。

  1922年3月开始,京沪两地先后出现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宣言》和《非宗教大同盟公电及同盟》。背后是共产党,意在取缔宗教,一时响应者甚众,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皆在其列。

  毛泽东在五四接受了各种思潮的影响。除了军阀和帝国主义是他坚决反对的,他的头脑里斥充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想。

  很快,毛泽东就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但“新村主义”的影响一直都未离去。建国以后,他认真思考了新的社会构想。毛泽东曾构想过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结合的人民公社,被陈伯达在北京大学讲了出来,传了出去,成了当时中国农村的“新事物”,写进了宪法。

  从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初试供给制,到“五七指示”,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毛泽东关于新村思想在实践上的反映。

  而晚期的周作人对于“新村主义”,更多是批判。晚年更讲:“新村的理想现在看来是难以实现的,可是那时创始者的热心毅力是相当可以佩服的。《访日本新村记》是一篇极其幼稚的文章,处处现出宗教的兴奋来。”一度,他连《人的文学》也认为是幼稚的。

  晚年的周作人要请人们“且到寒斋吃苦茶”,将世事冷漠关在门外,开始闭户读书,俨然真的成了“隐士”。但他一直在后院种地,并要求家里人要劳动。他其实一直都在实践新村的精神。 ★

  (本文参考止庵著《周作人传》、钱理群著《周作人传》、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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