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与中国俗文学
──以《中国俗文学史》为中心
陈泳超
第一节 “中心”与“原动力”——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定位
晚清以后，各类文体的地位升降是一项令人瞩目的现象，中国历来以诗文为中心的传统文类格局，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许多向来为士大夫轻视的文体，例如小说、戏剧之类，因着各种缘由，其地位迅速飙升，不仅成为新文学创作的主要文体依托，其传统样态也引起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或许正是与学界的这种视线移转相应和，这一时期，不仅有大量的传世俗文学作品被重新发现，更有许多前所未闻或久已失传的俗文学文献再现于世，《清平山堂话本》、《元刊杂剧三十种》等等之类不必俱论，单是对敦煌文献的发现、传抄与刊行，就为中国俗文学研究，打开了一片花团锦簇的新天地。这中间，日本汉学曾经起过特殊的贡献，这不光是指从日本流传出诸如《游仙窟》、《新刊全相平话五种》之类重要的中国俗文学文献，而且在许多俗文学研究领域，他们都曾先着一鞭，甚至，用“俗文学”这个名词来指称这些文学现象，据说也是由日本汉学家最早提出的。1此后，中国学者也开始使用这一名词，并在这一领域做出了自己的成就。比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其中直接为俗文学进行专门史的研究并取得广泛影响的，当数1938年出版的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
郑振铎对俗文学资料的倾力搜集及其卓然有成，当时无出其右，这方面的情况，郑振铎本人以及旁人有过不少叙述，似已不必置喙，我只想举出两个数据略作说明：其一，1934年6月，郑振铎在《文学》月刊第2卷第6号“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发表《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2，在这篇主要从资料角度对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所进行的宏观回顾的长文中，郑振铎将三十年来发现的新资料分成11类讲述，即宋元词集、敦煌变文、宝卷、弹词、鼓词、民歌俗曲、诸宫调、戏曲、散曲、小说、诗文及其它要集，其中除首尾两类之外，差不多都是俗文学的门类。而此前他在《文学》月刊第2卷第1号上发表的另一篇同类文章《一九三三年的古籍发见》3里，情形亦复相似，以至他在文末不免自嘲说：“写完了本文，读了一遍，觉得好笑：几乎似在记载个人的一九三三年的购书经过。”其二，关于民歌俗曲的发现与收藏，郑振铎在《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里说：“由口头的采访纪录，而推广到各地小唱本的收集者，则似尚未有人。中央研究院所刊的《俗曲总目》，仅录北平一地之所得。”此话说得略有遗漏，当时除刘复的《中国俗曲总目稿》外，至少还有顾颉刚、吴立模的《苏州唱本叙录》4已面世，但大旨是正确的，且不说刘复、顾颉刚所搜集者分别为北京、苏州之一地，单就数量而言，顾颉刚所得仅200册；刘复《中国俗曲总目稿》，凭借机构力量，汇集了车王府曲本、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故宫博物院所藏、史语所所藏以及刘氏个人所藏，共计6000余种；而郑振铎数年来托商务印书馆以及友人、书贾帮助搜集，“总计从汕头、福州到沈阳、汉口各地之所得，总在一万本左右”5，其用力与成绩颇值敬佩。他进而准备为之编目甚至印出，可惜这一份资料基本毁于“三一八”战火。不过，当时他倒并不十分失望，因为他相信“好在这工作将来总会有人作的”。遗憾的是，他的愿望似乎一直没有实现，今天海外学者研究中国俗曲，主要凭依仍是刘复经手主持的那批资料，而在大陆，便连这一批资料也无缘目睹。
毫无疑问，郑振铎是当时有资格撰写《中国俗文学史》的少数几个学者中的一员，而作为对中国俗文学进行的第一次通史研究，郑振铎自然不会满足于资料长编式的历史堆积，他沉淫既久、蓄积良多，他对于中国俗文学史的认识，是与其对于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独特认识密不可分的。郑振铎素来对中国文学研究怀有浓厚的兴趣，他是新文学最早的纯文艺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并且起草了该研究会的“简章”，其中第二条就说：“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6据说“文学研究会”之所以起了这么个像学术团体似的名字，也竟源于郑振铎对于“研究”一词的个人偏好。71927年6月，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上、下二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郑氏有多篇论文入选，其中《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8是一篇带有纲领性的宏观构建之作。该文认为中国的文学研究“简直没有上过研究的正轨过”，是一大片荒原地带，如今必须在“归纳”与“进化”两个基本观念的映照下重新垦种，而且主张“最好能把向来最未为人所注意，蔓草最多的地方先开辟起来”，为此，他指示了三条“新途径”，即：“文学的外来影响”、“巨著的发见”和“中国文学的整理”，仔细分析其论述，这三条“新途径”的共同背景即是对小说、戏曲以及其它讲唱文学的重新估价，其中所谓“巨著的发见”，举的全部是这类俗文学的例子。此后，郑振铎还先后办过两个“中国文学研究”的同名专号，它们一以贯之的精神便是郑氏对俗文学研究的推崇。9
1932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0出版，其中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去取范围，郑氏的主张十分鲜明。该书“自序”不客气地说他之所以要编文学史，乃是“因为如今还不曾有过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足以指示读者们以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个的真实的面目的呢。”（引文着重号为原书所有，下同，不另注）它们共同缺失的，正是俗文学这一大宗。而在郑振铎看来，这样的缺失，是像英国文学史缺了莎士比亚与狄更司、意大利文学史缺了但丁与鲍卡契奥（薄伽丘）一样难以原谅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例言三”说：“本书所包罗的材料，大约总有三之一以上是他书所未述及的；像唐、五代的变文，宋、元的戏文与诸宫调，元、明的讲史与散曲，明、清的短剧与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等等皆是。”为此，郑振铎在“例言二”里不无自豪地说：“故本书所论述者，在今日而论，可算是比较得完备的。”不止于此，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绪论”里，郑振铎还进一步将这些长期被人忽视的俗文学、民间文学推许为文学发展的“原动力”，他说：“有一个重要的原动力，催促我们的文学向前发展不止的，那便是民间文学的发展。”
如果我们不避粗率地将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所表达的上述两项观点概称为“整个”说、“原动力”说的话，那么，《中国俗文学史》可算是在全面承续这两项观点的基础上，更推导出了俗文学为中国文学中心的所谓“中心”说。其基本理路是：中国传统向来只尊崇诗文，而世界各国文学史无不以小说、戏剧以及诗歌为中心，所以，那些历来不被重视的内容丰富的俗文学，现在理应得到特别的关注，它们非但是“整个”中国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又是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原动力”，许多正统文学的文体，都是由俗文学升格而来，《诗经》、五言诗、词、曲等等无不如此，因此，“‘俗文学’不仅成了中国文学史主要的成分，且也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11
显然，“中心”说可以覆盖“整个”说与“原动力”说，体现了郑振铎对俗文学无比推崇的文学史定位。必须说明的是，这些观点是郑振铎坚信的，但未必是他发明的。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的“引子”中就说：“老实说罢，我要大家都知道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12在其“自序”中也把“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看成是自己“辛苦得来”“难保没有错误”的“个人的见地”。虽然胡适所谓“白话文学”并不等同于俗文学，但一般地说，俗文学都属于“白话文学”，大致总是不错的。鲁迅在《门外文谈》之七“不识字的作家”中列举了许多中国文学史上的民间文学作品，并说：“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13因此，我想也许可以这样说，郑振铎所谓的“原动力”说也好、“中心”说也好，在当时力矫传统弊端的形势下，显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尽管它们在一定学术圈内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共识。
第二节 “何为俗文学”——俗文学的性质与范围
俗文学的文学史定位已如上言，那么，到底什么是俗文学？它又有哪些特质？包括哪些门类呢？这在《中国俗文学史》的第一章“何为‘俗文学’”14中都有所表述。该章（也即该书）开宗明义地说：
何为“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
也许，在郑振铎看来，这样的表述应该是很明确的了，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其实是过于笼统了。“通俗文学”、“民间文学”，现在已经基本固定为两种范围不同的文学样式的专业名称，“大众文学”则是另一层面上的常用词语，它们既性质不同，又不可能简单相加，因此“俗文学”的性质，也就更加难以明说了。但在该章里，郑振铎还是为俗文学列举了六大特质：第一是“大众的”；第二是“无名的集体的创作”；第三是“口传的”；第四是“新鲜的，但是粗鄙的”；第五是“其想像力往往是很奔放的……但也有其种种的坏处”；第六是“勇于引进新的东西”。
这几条特质，尤其是前面四条相加，倒类似于现在学科分类中的民间文学。然而，郑振铎所谓的俗文学，却不仅仅是民间文学，甚至其关注的核心也不在民间文学。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他所谓的俗文学到底指的是哪些作品，这里，我想用摘录纲要的形式将郑振铎在第一章中对俗文学的分类简括如下：
一、诗歌：民歌、民谣、初期的词曲等。
二、小说：专指话本
1、短篇的，即宋代所谓“小说”，如“三言”
2、长篇的，即宋代所谓“讲史”，如《水浒传》以及后来的《红楼梦》等。
3、中篇的，如《玉娇梨》、《平山冷燕》等。
三、戏曲：
1、戏文
2、杂剧
3、地方戏
四、讲唱文学：此名词为郑振铎“杜撰”
1、变文
2、诸宫调
3、宝卷
4、弹词
5、鼓词
五、游戏文章：俗文学的“附庸”，如《僮约》、《燕子赋》等。
从这些分类作品再来反观前面的六大特质，就会发现有许多龃龉。首先，这第五类所谓“游戏文章”，《燕子赋》之类因不明作者，或可入收。但所谓“从汉代的王褒《僮约》到缪莲仙的《文章游戏》，几乎无代无此种文章”云云，这些作品几乎违背了所有前述的六大特质。15再以被郑振铎认为是俗文学核心的小说为例，如果说短篇的“小说”与长篇的“讲史”多少还有些“无名的集体的创作”与“口传的”特质的话，那么，长篇中的《红楼梦》等以及《玉娇梨》、《平山冷燕》之类全部的中篇，完全是文人独立的创作，它们还能符合哪一条特质呢？唯一的理由大概只能说它们是小说，而小说在古典文学传统里的确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毫无疑问，《中国俗文学史》所讨论的作品范围与其概括的特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隙，这只能说明郑振铎对俗文学特质的归纳是不够精密的。其实，再回头看一下这六大特质，其核心是两个问题：是口头传播还是书面传播？是集体创作还是个人创作？甚至最后可以归纳为一个问题：即俗文学到底与文人文学关系如何？众所周知，中国传统俗文学大都经历过由民间流传到文人参与的历史进程，按照郑振铎对于六大特质的阐释，他的意思似乎偏重于这一历史进程的前半段，即偏向于将文人介入前的状态称为俗文学，该书第一章第五部分说：
对于各种俗文学的文体的讲述，大体上都注重于其初期的发展，而于其已成为文人学士们的东西的时候，则不复置论。……这里只是讲着俗文学的演变而已；当俗文学变成了正统的文学时，这里便可以不提及了。
应该说，郑振铎的去取标准在此已经说得很明确了，而且，很多情况下他也是照此努力的，比如论五言诗只到东汉初，论词只及于敦煌发现的一部分，而将后来的文人创作通通省去等等。但如上所述，他在具体论述中并没有始终坚持贯彻自己设定的这一原则，而是揽入了大量的文人创作。
这样自相矛盾的做法当然不是什么优点，但仔细体会，却也并非没有理由。如果郑振铎坚持只将文人介入前的状态作为俗文学讨论的范围，那么势必将同一种文体样式人为地一分为二，且不说分划的界线难以确定，即便勉强可以确定，也势必会将一种文体演变过程的丰富性粗暴地丢失，更何况郑振铎所关注的俗文学文体，大多是历来少有人过问的，比如宝卷、弹词等。所以，为了文体历史的完整叙述，郑振铎只好松动了自己设定的某些界限，也是不得已的事情。比如弹词一章，在介绍完早期的无名作品之余，又一并介绍《再生缘》、《天雨花》这些有明确作者的作品，因为它们毕竟还没有进入“正统文学”的行列，而且从来没人专门研究过。
至此，我想可以这么说，郑振铎关于俗文学的概念、特质等等的认识，也许都有值得推敲的余地，他唯一稳定的思路，则是对于俗文学文体的把握。这一点，只要浏览一下《中国俗文学史》的目录即可明白：全书十四章，第一章算总论，第二、三、四、五、十和十四章基本可算是民歌这一样式的发展历史，剩下占半数的七章，则差不多是变文、杂剧词、鼓子词与诸宫调、散曲、宝卷、弹词、鼓词与子弟书这些俗文学门类的专史了。事实上，郑振铎无论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还是《中国俗文学史》中，这种文体意识十分明显，时有流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之“例言十”就说：“本书的论述着重于每一个文学运动，或每一种文体的兴衰。”16在该书第三十八章“鼓子词与诸宫调”中，郑振铎不无自豪地说：“这些文体，不仅在宋代是新鲜的创作，即在今日，对于一般的读者似也还都是很陌生的。本章当是任何中国文学史里最早的讲到她们的记载吧。”17同样，《中国俗文学史》第一章第五部分也说：“……尤其注意到各种俗文学的文体的演变与其所受的影响。”第十一章“宝卷”中也十分自豪地说：“十年前，我在《小说月报》的《中国文学研究》上，写《佛曲叙录》方才第一次把‘宝卷’介绍给一般读者。”18
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的写作过程中，除了具有一以贯之的文体意识而外，还蕴涵着一种针对现实研究格局的人弃我取式的策略19。比如他将作为俗文学最核心的两大门类小说、戏曲置而不论，我想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它们太多太复杂，而且相对于宝卷、弹词而言它们已经获得了学界相当的关注了，所以他选择了“只讲到小说、戏曲以外的俗文学”的策略，应该说是非常英明的。但《中国俗文学史》对这一策略的使用亦并非无可訾议，比如第九章“元代的散曲”，就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极其雅致的文人作品。尽管他在第一章就宣称这只是例外，其解释是“因为元曲讲述之者尚罕见”，但过于膨胀，远远超出了俗文学质的规定，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20
关于《中国俗文学史》的性质与范围，似乎还有一个话题值得探讨。按照该书对俗文学设定的概念与特质来说，它应该包括目前学科分类中所谓“民间文学”的全部。但两相对照，问题就凸现了，作为民间文学主干之一的神话、传说与故事，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却很难找到踪影。神话的缺失可以不论，因为它特殊的性质似乎是超越雅俗的。而传说故事的缺失，我以为仍然与郑振铎个人的文体意识有关。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传说故事流传，甚至有些世界性的故事母题也会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找到最早的记载。这一点，郑振铎并非不知道，相反，他在这方面曾作过很精彩的文章，比如《螺壳中之女郎》、《中山狼故事之变异》21等，不仅为传说故事寻找文献渊源，后者还进行了中外同类故事的比较研究。问题在于，中国历史上丰富多彩的传说故事，大多保存于文人笔记之中，而且多半失去了民间口传的膏腴滋润，很难有特别精彩的文本遗留下来。所以，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第十九章“故事集与笑谈集”22中，他可以讨论《搜神记》中“豫章新喻县男子”是“世界上流行最广的‘鹅女郎’的故事的一个”，但对其具体文本的文学价值十分不屑，故该章劈头第一句话便说：“在唐以前，我们可以说是没有小说。”同样，在《中国俗文学史》的第一章中论小说时，也毫不含糊地说：“所谓‘俗文学’里的小说，是专指‘话本’，即以白话写成的小说而言的；所有的谈说因果的《幽冥录》，记载琐事的《因话录》等等，所谓‘传奇’，所谓‘笔记小说’等等，均不包括在内。”23这样，中国古代传说故事，也就所剩无几了。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董永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传为刘向所编的《孝子传》以及《搜神记》中均有记载，但促使郑振铎将之写入《中国俗文学史》的原因，却主要在于在敦煌文献中发现了长篇叙事歌曲《董永行孝》。可是，沉积于《搜神记》之类文人笔记中的大量传说故事，又有多少能有董永故事这样的幸运呢？
这就牵连出一个或许更为重要的问题。实在地说，俗文学也好，民间文学也好，都应该包括两种形态：一是口传的，一是书面的，两者之间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联系，此不俱论。相对而言，郑振铎显然偏重于后者，这不单表现于他的那些文学史著作中，而是贯穿于他所有的俗文学研究之中的。在《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中论及民歌俗曲的一部分，开头是这么说的：
在这里似该顺便的提起这三十年来对于民间文艺作品的搜集的经过了。将无人注意，野生土长，像不知名的岩花幽草似的悄悄的自生自长于山野之间的许多大众文艺的著作，特别的指示了出来，给他们以一种新的估测和研究，这乃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新事业之一。在以前，宋、元、明、清的时代，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人在做这搜集的工作；然而他们却是如何的寥寞，其辛苦搜集的成绩，却都烟消云散似的被抛弃了，或被埋藏在破书堆中，竟无人顾问及之。直到近十余年来，因了民歌搜集的工作的发达，方才连类及之，把他们的著作，也拭拂去重厚的灰尘而给以相当的注意和敬意。24
显然，他对于五四以来轰轰烈烈的民歌搜集运动是赞成的，但自己更偏重于对于传统文献中民歌作品的搜集研究工作，所以该节的主要篇幅也在于推荐《白雪遗音》之类的民歌集，并对当前的民歌搜集工作略有遗憾，他说：“由口头的采访纪录，而推广到各地小唱本的收集者，则似尚未有人。”25由此，郑振铎重书面轻口传的倾向显露无遗。按理说，研究者各据情性有所专擅，原是很正常的，何况郑振铎的这一倾向，或许多少也含有先觉先行的自我意识在内。但在我看来，作为中国俗文学这一专类的通史著作，却不应该完全为个人的研究偏向所覆盖，而须更多地考虑到这一门类的质性规定，也就是说，或许还是比较均衡地顾及口传与书面两方面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