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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的语言学与德里达的哲学变革

杨 生 平


索绪尔开创的现代语言学影响了20世纪人文科学的发展，正如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所言：“他把本来是深奥难懂、专业性很强的语言学变成了一个主要的知识领域，变成了其他人文学科的典范”。(卡勒，第68页)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大师的德里达正是从索绪尔的语言学中找到了哲学创新的灵感。
一、索绪尔的语言学对德里达的影响
针对当时语言学研究中把语言理解为个人言语行为的个人心理主义倾向，索绪尔指出要将语言学的研究转向语言自身，重视语言研究的社会因素。他提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 而不是“言语”。
在索绪尔看来，言语是个人的与暂时的，语言则是集体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征。他说，言语是人们所说话的总和，其中包括“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组合” 以及“实现这些组合所必需的同样与意志有关的发音行为”(索绪尔，第42页)，而语言则“以许多储存于每个人脑子里的印迹存在于集体中”，它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同时对任何人又都是共同的，而且是在储存人的意志之外的”。(同上，第4l页)言语是难以认识与描绘的，是异质的，而语言却是实在的、同质的，它的符号是可以认识与把握的。在此基础之上，索绪尔把语言学的研究进一步区分为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语言的研究就是要“把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 (同上，第43页)，只研究语言自身的体系与结构。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中，民族、种族、文化、政治制度以及地理学等跟语言相关的外在因素都被排斥在视野之外。
这样，内部语言学的关键步骤就成了区分语言的内部要素与外部要素。内部语言学的研究怎样开展呢?索绪尔指出：“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与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它是属于感觉的，我们有时把它叫做物质的，那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而且是跟联想的另一个要素，一般更抽象的概念相对立而言的O 99(同上，第101页)这表明索绪尔坚持彻底的内部语言学研究立场，将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名与物的关系变为纯符号的关系，并认为符号是由能指(即音响形象)与所指(即概念或意义)组成的双面统一体。那么能指与所指又构成怎样的关系呢?索绪尔提出了符号的任意性与差异性原则。在他看来，一个能指的符号与所指的意义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完全是任意的。如“牛”这个所指的能指在一个国家是B-O—F，在另一国则是O—K—S，这完全是约定俗成的。所指的意义只有在能指符号的差异关系即句段关系与联想关系中才表现出来。一个符号只有在句段中跟前一个符号或后一个符号或前后两个符号的对立中才有价值。这样，索绪尔实际上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历时性研究方法的共时性研究方法。
• • 《哲学研究》2006年第11期索绪尔想暂且抛开语言的外在因素的影响，直入语言内部，研究其自身运作乃至发展、变化的规律。这种研究方法提醒人们要深入人文科学内部，从人文科学内部结构去研究人文科学，这的确起到了激励后人研究事业的作用。列维一施特劳斯将索绪尔的语言研究模式运用于社会人类学领域，拉康和罗兰•巴尔特则将索绪尔的研究模式推广到更广阔的一般社会文化研究活动之中。索绪尔的理论也影响了德里达，既激发后者找到了哲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也为后者的批判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德里达本人对此直言不讳：“我们今天常说的音位学将其科学性传给了语言学，而语言学本身则成了所有人文科学的认识模式。⋯⋯语言学有意地、系统地采取的音位学定向，贯彻了一种首先由索绪尔表现的意图”。(德里达，1999年，第39—40页，下引德里达文献略人名)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提醒德里达将哲学从研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转向哲学自身，即转向哲学文本的内部研究，在哲学文本内部自由戏耍。
这一方向性的变化使德里达受益匪浅：他不仅由此提出了“文本之外无他物” 的主张，还通过对文本的自由戏耍解构了整个西方哲学，开创了解构主义的事业。对于索绪尔共时性研究方法的价值，德里达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说索绪尔的语言学“指出所指和能指是不可分割的，所指与能指是同一产物的两面，这是反传统的”。(2004年，第22页)但也正是从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中，德里达找到了批判索绪尔语言学的武器与方法。
二、德里达对索绪尔语言学的批判
德里达对索绪尔的批判与其说是德里达作出的，不如说是索绪尔语言学的内在矛盾所致。德里达本人对此说道：《普通语言学教程》“使语言学成为一般符号学的标准模型或‘模式’，但从理论上讲，语言学只能是一般符号学的一部分。这样，这种任意性的主题就偏离了它最富有成果的道路(形式化)而朝向一个等级化的目的论”(同上，第25页)。
索绪尔语言学的内在矛盾在于它的内容与方法之间的矛盾。按照索绪尔的语言差异性原则，同一个符号放在不同的符号关系中，应该组成不同的结构，形成不同的含义。这便要求语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但索绪尔的语言学恰恰不能赞同这一观点。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一个整体，其自身有相对稳定性；并且只有这样，语言才能起到表达准确意思的目的。按照索绪尔的差异性原则，能指应该没有绝对的所指，它的意义总是会随着与不同符号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但索绪尔却在他的语言学中安置了一个先验所指。德里达批判说：“保持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严格区分(这是一种本质的和合法的区分)，所指和概念的相等，直接提示了思考一个所指概念本身的可能性，这一概念对思想来说是简单的在场的，它独立于语言，也即独立于一个能指系统的关系⋯⋯他同意被我称为‘先验所指’的古典要求，这一先验所指在其本质上不指涉任何能指，并且超出符号链之外，它自身在一定时候不再作为能指起作用。相反，一旦有人对这样的一个先验所指的可能性提出疑问，而且认识到任何所指都是处在能指的位置上，那么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区分—— 符号—— 在其根基处就变得可疑了。” (同上，第23—24页)
在德里达看来，要真正否定索绪尔语言学中的先验所指，停留在对他语言学的批判上是不够的，而是必须对整个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传统进行彻底批判，将它连根拨起。这项工作是十分“艰难” 的，如索绪尔用他的理论批判西方形而上学时，就不自觉地陷入了这种形而上学的陷阱之中。德里达认为索绪尔陷入的形而上学就是西方传统哲学开创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通过一系列以同一性为基础的“概念化”将思想体系安置于一个中心，总认为它应该而且可以表达思想中某种先验的“在场”，以此确保思想体系的客观性与正确性。事实上，思想体系没有这种先验的“在场”，它是这种在场的缺席：“中心是那样一个点，在那里内容、组成成分、术语的替换不再有可能。组成部分(此外也可以是结构所包含的结构)的对换或转换在中心是被禁止的。
至少这种对换一直都是被禁止的。因此人们总是以为本质上就是独一无二的中心，在结构中构成了主宰结构同时又逃脱了结构性的那种东西。这正是为什么对于某种关于结构的古典思想来说，中心可以悖论地被说成是既在结构内又在结构外。中心乃是整体的中心，可是中心不隶属于整体，整体就应在别处有它的中心。中心因此也就并非中心了。中心化了的结构这种概念—— 尽管它再现了连贯性本身，再现了作为哲学或科学的认识之前提—— 是以矛盾的方式自圆其说的。” (2001年，第503页)结构需要某种中心作支撑，但中心既然是结构的中心，它就不能在结构之内而必须在中心之外，否则它自身就有待于说明；既然中心是在结构之外，那么它自然又不是结构自身的组成部分，即又不能作为结构的中心。这种悖论式的论证揭示了中心理论的困境，因而有一定的说服力。德里达还对索绪尔语言学中存在的“语音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口语”与“文字”都是一种符号，但为何索绪尔选择了“口语” 而抛弃了“文字”?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大致提出如下几点“口语”优越于“文字”的理由：一是“语言有一种不信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并且是很稳固的，不过书写形式的威望使我们看不见罢了”(索绪尔，第49页)；语言的秘密与其说凝固在文字的形式上，不如说更烙印在声音里，或者说随风而逝的音响印象比看似永恒的视觉印象更为可靠。二是“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而文字却有停滞不前的倾向，后来写法终于变成了不符合它所应该表现的东西”(同上，第52页)；相对于时代的变迁，文字反而没有口语变化得快，或者说文字具有滞后性，并不能反映实际上人们对语言的使用状况，有时甚至会遮蔽历史的真实。三是文字无法真正反映发音，因而“遮掩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种假装” (同上，第56页)；文字书写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与发音的变化没有关系，如果通过文字的变化来研究发音的变迁，就只能本末倒置。让索绪尔担心的是：“文字越是不表示它所应该表现的语言，人们把它当作基础的倾向就越增强；语法学家老是要大家注意书写的形式。”(同上)索绪尔也许是有道理的，但人们依然会问：为什么“口语”一定优越于“文字”?为什么“文字”就不会优越于“口语”?索绪尔的担忧是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担忧?其实，文字的稳定性是口语望尘莫及的，大多数人正是通过“文字” 了解语言的。更具矛盾性的是：既然符号在表达意义的时候是任意性的，为什么只有语音符号能确定它与意义的内在关系，而文字符号却不能呢?德里达在此敏锐地发现了索绪尔语言学中蕴藏的另一层逻各斯中心主义意蕴，即不同系统之间的等级关系。要破解这个层面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同样要上升到对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
在德里达看来，索绪尔之所以强调“口语”优越于“文字”，显然是受到西方传统哲学的影响。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一直到卢梭甚至列维～施特劳斯，都坚信“口语”优越于“文字” 这条“真理”。苏格拉底曾经将书写文本比喻为麻醉药，以此说明书写文字在给人们带来方便与好处的同时也带来消极的副作用。柏拉图更是将书写文字贬称为某种不利于人的生命的“异己”。在柏拉图看来，文字一方面可以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又削弱了人的记忆力。因为有了文字，人们就不再努力记忆，只相信那些外在的书写符号。另外，文字就像图画一样，画得再好，也不能进行自我解释或辩解，而在其传播的过程中还能引起各种各样的误读或误解。对此，德里达批判道；柏拉图等人夸大语音而贬低文字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意义”的“在场”，并以此维护统治者。他们并不是出于纯粹技术上的理由。而是根据道德、心理与社会利益方面的考虑贬低文字的。因为文字在解释方面灵活于声音的优势，在维护统治秩序的传统思想家看来，恰恰是制造思想多样性乃至混乱的炉灶。与这些主张相反，德里达认为文字在解释方面带来的多样化的特点，正好成为一切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想家用以解构传统话语和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支点。这些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想家们正是利用了文字与意义之间间距化的特点，去探索语言意义多样化的可能，以此探寻超越统治者思想控制的出路。
《哲学研究》2006年第1 1期德里达进一步揭示了语言学语音中心主义所蕴含的人种中心主义内含。他指出，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比较“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 的不同特点后，提出将“表音文字” 当成语言学研究对象的原始型，这是一种排斥其它文字而弘扬西方表音字母文字的种族主义，也是一种无视历史事实的文化偏见。他说：“索绪尔将言语系统与表音文字(甚至与拼音文字)系统相对照，就像把它与文字的目标相对照一样。这种目的论导致将非表音方式在文字中的泛滥解释成暂时的危机和中途的变故。我们有理由把它视为西方人种中心主义，视为前数学的蒙昧主义，视为预成论的直觉主义即使这种目的论符合某种绝对的必然性，我们仍然应该对它提出这样的疑问。” (1999年，第55页)超越这种人种中心主义，光靠语言学的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它与西方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加以批判。只有通过对传统西方哲学逻各斯中心主义与语音中心主义的批判，才能认识到这种哲学思维模式的局限性，并认识到人们历来总把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与语音中心主义为核心的西方哲学当成真正哲学的唯一模式，去压制其它民族的哲学模式。这有助于公正地对待其他民族的知识与文化，最终形成真正的人种学与民族学。“可以说作为科学的人种学／民族学只有在某种解中心运动可以运行的时候才能诞生：这是个欧洲文化—— 因此也是形而上学及其概念的历史—— 遭到解体，被逐出其领地，不得不因此停止以参照性文化自居的时刻。”(2001年，第507—508页)
三、延异理论的提出
德里达认为，不是在口语语言中而是文字语言中才能找到哲学发展的新方向。正像索绪尔所说的那样，口语是一条听觉上的时间线，“它的要素相继出现，构成一个链条”，而文字符号则是在视觉上向几个向度同时并发，它用“空间线条代替了时间上的前后相继”。但他指出，正是这种在空间上多向度并发的文字特征让我们看到了语言乃至一般符号的真正特征：“事实上，甚至在所谓的表音文字中，‘书写’能指可以通过一种多维网络来批称音素。像所有能指一样，这种多样网络在向所有可能的赋义活动开放的‘完整’系统中，把它与其它书写能指和口头能指联系起来。我们恰恰必须从这个完整系统的可能性人手。”(1999年，第62页)正是因为在书写文字中可以存在着多样化的解读，因而才告诉了我们关于真正“差异” 以及“差异化的运动”。为此，德里达特意生造了一个法文词：diff6rance。他想借此说明两层意思：一是单从语音上看，dif6rance的发音与dif6rence的发音相同，只有从书写上才能看出两者的不同，以此说明书写文字具有语音文字不具有的独特性；二是借diff6rance与dif6rence的不同来说明他哲学中主张的“差异” 具有不同于一般意思上所理解的“差异” 的含义，即“产生差异的差异”，是一种差异化的运动。与索绪尔将“口语” 的时间化特点作为语言分析的基本特点不同，德里达将书写文字的空间化的特点理解为语言分析乃至一切符号甚至哲学分析的基本特点。因此，“延异” (diff6rance)一词在德里达哲学中就构成了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具有两层含义：一是空间上的延异，即一种书写文字、一个文本在同一时间内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解读；二是时间上的延异，即一种书写文字、一个文本在不同时间内又会有不同的解读。于是，书写符号、文本的意义在德里达那里就没有了终结意义，有的只是新意义不断增殖、旧意义不断留下痕迹的链条：“在被称之为意义(所表达的)已经而且完全由差异组织构成的范围内，在已经存在着一个文本，在一个对其他文本的文本的参照网络的范围内，在其中每一‘单个术语’是由另一个术语的踪迹来标志的文本变化的范围内，其所假定的意义的内存性就已经受到它自己的外在性的影响了。
它总是已经被带到自身之外，而且在任何表达活动之前，它已经与它自身不同了⋯ ⋯文本概念以及它的所有内涵，是与表达的一义性不相容的。” (2004年，第38页)“符号链就导致每一‘要素’(语音素或文字素)是建立在符号链或系统的其他要素的踪迹之上的。这一符号链，这一织品是只在另一文本的变化中产生出来的文本。在要素之中或系统之内， 没有任何纯粹在场或不在场的东西。只有差异和踪迹之踪迹遍布各处。”(2004年，第3l页)书写文字不同于语音，它一旦形成后便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生命体，其含义是由其“内” 与“外” 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各种可能性的总和，这个总和一方面受惠于原作者的原创，另一方面则受惠于因书写文字本身的优点而成为一个随时待阅读、待解释和待发展的新创。德里达如此凸显书写文字的优点，并不是为了说明书写文字比语音文字更优越，或想以此确定书写文字对语音文字的中心地位，而是想借此提示书写文字中蕴含的一切符号所具有的普遍特征。如果真的是说明书写文字比语音文字更优越的话，那么这将会陷入另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
德里达指出，人们以前一直认为口语是思想的直接表达，感觉口语与思想是内在统一的，其实这也是一种错觉。口语不比书写文字更能表达思想，口语也有远离思想的倾向，只不过它比书写文字更有隐蔽性而已。口语本身并不是无中介思想纯粹自身在场的表现，它也要像书写文字那样通过符号及其关系去表现思想，因此在其中扭曲与变形也是不可避免的。同样，思想本身也不是单一的，主体在自我反思时也会表现出差异式的状况。这告诉人们一个道理：不仅同一种符号内部不存在统一的“中心”思想，而且在不同符号之间也不存在等级式的“中心” 关系。这就既破解了一种符号内部存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也破解了不同符号之间尤其是历来被西方哲学推崇的“写”、“言” 与“思” 之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西方哲学历来主张“思” 是“言” 的中心， “言” 又是“写” 的中心)。在德里达那里，“写”、“言” 与“思” 之间是平面关系： “言” 在表达“思” 以及“写” 在表达“言” 时既有“思”、“言” 的原本内含，又有“言”、“写”的新增内含，每一次表达必出新意。既然逻各斯中心主义是错误的，那么是不是在解读符号、文本时就要放弃这种解读方式呢?德里达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对符号与文本的延异式解读并不是随意性的，而是要在深入符号、文本内部对符号、文本基本逻辑与事实作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作“解构”式的阅读。这也就是他经常提到的“双重表示”、“双重书写” 和“双重科学”的基本含义。他说：“既然系统是整体的，而其自身又是分裂的，那么，我们必须提出一种双重表示，一种双重书写(也就是一种自身多样性的文字)以及我在《双重表示》一文中所说的‘一种双重科学’：一方面，经过一个‘翻转’阶段。我一直强调这个翻转的必要性，而人们也许太急于不相信它了。要公正地对待这个必要性，就要认识到在古典哲学的对立中，我们所处理的不是面对面和平共处，而是一个强暴的等级制。⋯ ⋯另一方面，停留在这个阶段就仍然是在被解构的系统内部进行活动。通过这一双重书写(确切地说， 它是有层次的，既可移动，又可被移动)，我f门还必须指出翻转(它通过解构崇高的或理想的谱系学打倒高高在上者)和一个新概念(它不再能够、也从不能够根据原有的系统来理解)的突然间的间隔。” (同上，第48—49页)这一思想看似激进，实际上不无道理，它至少包含以下两点理由：其一，根据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任何系统内部都存在着自身无法解释的方面，因而任何系统的符号、文本内部也就会相应地存在有多种化解释的可能；其二，根据当前正在发展着的复杂性科学提出的系统不应是封闭而应是开放式的理论，任何一种系统提出的逻辑要求都不能囊括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任何一种逻辑体系都可能找到属于不符合其逻辑要求的“反例”。德里达正是根据这一理论评论当今语言学发展的。他高度评价了奥斯汀的语言行为理论，认为他正是从被索绪尔认为是反例的语言行为的分析中提出了语言行为理论；但当奥斯汀试图将其语言行为理论规定为唯一科学的语言理论时，德里达又像奥斯汀对索绪尔那样提出了奥斯汀语言行为理论中的反例—— “不认真”行为句(如小孩游戏与舞台上演员的承诺)。
四、余论       
尽管德里达多次批判过索绪尔，但结构主义对他的影响他本人也直言不讳。他说：“如果我们想要能够比较连贯地解释索绪尔提出的差异性原则，那么这一限定是不可或缺的。这一原则不仅迫使我们不要赋予某一实体(在此指所谓时间上的语音实体)以特权，同时又排斥另一实体(例如所谓空间上的书写实体)，而且甚至将每一赋意过程视为一种差异的形式游戏。这也是一种足迹的形式游戏。”(2004年，第30页)当解释“结构” 与“延异” 之间关系时，他又说： “我甚至说它(指延异—— 引注)是结构概念，因为没有延异，就没有结构，只要不把这一概念理解为古典形而上学的结构，那么它就是结构的最一般的结构。”(同上，第10页)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索绪尔与德里达之间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后者对前者思想的发展、变革上，而且还表现在其不同的社会影响上。索绪尔的语言学尽管也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影响，但它毕竟是一种纯粹的语言学研究，没有将语言的研究与整个人类文化的创造过程联系起来，更没有对语言与社会关系的交互作用作出明确的分析与说明。德里达则不同，他自开始进入语言学起就始终把它当成一个中介，当成一个再次进入哲学与社会的迂回阶段。他所理解的语言不是单纯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而是一种在现实中有其应用、扩散的“话语”。对这种语言的批判，最终目的是直指当前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他说：“解构的责任自然是尽可能地转变场所。这就是为什么解构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姿态，它是一种介入伦理及政治转型的姿态。因此，也是去转变一种存在霸权的情境，自然这也等于去转移霸权。去叛逆霸权并质疑权威。从这个角度讲，解构一直都是对非正当的教条、权威与霸权的对抗。”(2001年，“访谈代序” 第15—16页)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就是想通过对某种话语的解构最终达到瓦解为其辩护的政治制度的目的。然而，索绪尔语言学中的盲点也构成了德里达理论的盲点。索绪尔为了更好地开展其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有意搁置了“物”对语言的影响，而在德里达这里，这种影响变成了“无”。当代美国文论家詹明信指出，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 现实主义阶段，能指、所指与参照物之间还有明确关系的话，那么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 现代主义阶段，参照物在符号的关系中已忽略不计，而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 后现代主义阶段，参照物乃至所指的影响已经荡然无存，符号研究只剩下能指一种。“在后现代主义阶段，意符或者说语言的意义已经被搁置一旁。我们在这个辩证的第三阶段所看到的只是纯的指符(即能指—— 弓】注)本身所有的一种新奇的、自动的逻辑：文本、文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语言”。(詹明信，第286页)尽管当今社会知识、文本的作用十分明显，然而缺少对“物”及其影响的分析，整个世界的研究也就失去了一半。但是，外在物体或客观现实中的序列“显然是任何有意义的语言行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同上，第283页)。参考文献德里达，1999年：《论文字学》，汪家堂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书写与差异》，张宁译．三联书店。2004年：《多重立场》，佘碧平译，三联书店。卡勒，1989年：《索绪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索绪尔，2004年：《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詹明信，2003年：《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
责任编辑：刘文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