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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亨廷顿逝世,文明的冲突犹在

【分享】亨廷顿逝世,文明的冲突犹在

文明的冲突》作者亨廷顿逝世 享年81岁
发表日期:2009年1月4日  出处:新华网  本页面已被访问 710 次


【亨廷顿传略】   
    1927年8月18日,塞缪尔·亨廷顿出生于纽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出版商,母亲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亨廷顿很早便显示其天才般的才智:16岁进入耶鲁大学,两年半后就提前毕业。服完兵役后,又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1950年,年仅23岁的亨廷顿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留校任教直到2007年退休。
    他在大学执教58年,主要教导和研究的领域是美国政府、民主化、军事政治学、战略、民事与军事关系。继推出《文明的冲突》后,亨廷顿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提出,墨西哥移民大量涌入美国,威胁了美国的传统认同感和民族团结,再度引发争议。
    从1957年到2008年,亨廷顿在半个世纪的生命中所发表的17部专著和一系列论文表明,他是个勇于思考并不断激起学术辩论的思想家。
    以“文明冲突论”闻名的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于12月24日正式终止了自己对真理、对文明冲突的探求,享年81岁。
    “文明冲突论”举世瞩目
    亨廷顿因提出“文明冲突论”而闻名于世。1993年亨廷顿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众多争议。亨廷顿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后冷战时期的暴力冲突,并非由于各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是出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及宗教差异而造成。后以此文为基础的《文明的冲突》一书被译成39种语言,引起世界范围内激烈论争。
    中文作品广受争论
    自去年从哈佛大学退休后,亨廷顿一直住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玛萨葡萄园岛。由于罹患中风、心脏病和糖尿病,亨廷顿卧床不起已有时日。12月24日,亨廷顿在私人护理院被圣诞老人的雪橇带走。哈佛大学于12月26日公布了此噩耗。亨廷顿去世后,其老友亨利·罗索夫斯基指出,“亨廷顿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全世界的人都在争论他提出的观点,我认为他是过去5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
    亨廷顿中文图书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引进以来,也备受关注,影响一代学者,仅《文明的冲突》一书就有数个版本。
    ■ 学者访谈
        □徐友渔(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不能轻易否定“文明冲突论”
    亨廷顿在中国引起格外关注,主要是因为他所关注的问题,比如《文明的冲突》。遭到了很多中国学者严厉的批评。
    总体来说,中国学者对这本书的正面价值认识不够,而批评则是过于严厉了。这本书其实有很多洞见,一些事实性的描述和分析,都是很精辟的。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关注和批评,主要是跟中国人特定的心理有关。因为中国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文明与西方的文化是冲突的,不能以一种全面和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它,因此做了很多否定。以一种政治现实主义态度来观察,文明的冲突实际上还是存在。即使我们不能赞同他的全部观点,但是,他提出的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怎样化解这种文明的冲突而不是否定。
    另外,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得到官方或者各种基金支持和资助是普遍现象。但是,亨廷顿不会为某一个既定立场说话,从《文明的冲突》看也没有这样的痕迹。(记者 张弘 李健亚)

文章链接:社会学吧http://www.sociologybar.com/index.asp?xAction=xReadNews&NewsID=5208


[ 本帖最后由 马衣努 于 2009-3-29 12:3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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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被误读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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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饱受争议的人走了。以“文明冲突论”而名播于世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这个全球陷入金融危机的多事年头之末,溘然因病永别了人世。消息传出,世人多怀惋惜留念。
  亨氏理论多被错读

  亨廷顿走了,但围绕亨廷顿的那些理论所产生的议论却还没有停息。如何来看亨廷顿的学术观念和其影响?

  对亨廷顿的争议,很大程度上其实源于对他的误读。以其最为中国人熟知的“文明冲突论”为例。这个用来概括亨廷顿关于文明与世界政治关系看法的五个字,很容易让人以为亨廷顿眼中不同的文明只有冲突没有合作。事实也正如此。很多人并没有认真读过他1993年发表在《外交》季刊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也没有仔细研读过他后来以此为框架写就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更没有联系过他在此前后所著的其他作品,就匆忙盖棺定论:亨廷顿是在宣扬文明必然冲突。同时作为反驳一口咬定不同文明之间并没有冲突而是可以友好相处的言论。

  被误读是正常的,在一个消费主义时代,没有多少人有耐心仔细去听旁人实际上是说了些什么、又为什么那样去说。然而,如果能深入述说者的论说逻辑和理解其真正用意,却又会使人多增智慧。

  首先,他很明白地表示,他选择文明视角所描述的,只是从冷战结束到21世纪初一段时间内的世界政治的图景,而在其他时间段内,文明之间主要表现为冲突还是合作,并不在他的考察范围之内。他所关心的问题,显然并不是不同的文明是必然冲突还是必然合作,而只是在冷战期间的意识形态范式终结之后,在世界秩序的重建过程中,文明间的冲突将起关键性作用而已。

  其次,他也并不认为冲突是文明关系的全部。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他说,“我强调冲突的危险,正是要为文明对话创造条件,加强文明对话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只有看到冲突,才能真正实现合作。正是从文明之间存在冲突的实证观察出发,他提出了不同文明相处的三个原则:避免原则——在“即将到来的时代,要避免文明间大战,各核心国家就应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这“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共同调解原则——主张的则是核心国家要通过相互谈判,来遏制或制止不同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战争;共同性原则——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维护和平,“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

  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亨廷顿,避免原则和共同调解原则,都还是防守性的,是为防止文明冲突扩大化而设,然而第三个原则即共同性原则,则就直接意图于建设”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了,这当然是对单纯“冲突”的突破。从这个角度看,正视而不是回避冲突,是不是更有利于不同文明间的交往相处呢?亨廷顿对文明的考虑显然远远超出了泛泛谈论文明之流。

  再次,如果再联系他在写作《文明的冲突?》前后的其他著作,还会意识到亨廷顿的真正关切,也许并非仅仅在文明或者根本就不在文明。

  亨廷顿长期关注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从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认定角度出发,他认为后发国家将普遍经历政治现代化历程,而到20世纪末又将迎来“民主的第三波”。这种观念集中体现在他于1992年所出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政治现代化是如何产生的,将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又要联系亨廷顿所极其看重的另外一个因素:族群和人口。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发表过多篇文章谈论美国的族群和人口问题,如在“9·11”事件后撰述《我们是谁?》,认为到2050年美国人口结构将彻底改变过去由白种人占优势地位的局面,这样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国而是联合国,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主流文明传统也将会被颠覆。

  而从世界来论,20世纪下半叶以来后发非西方世界相对西方世界远远为高的人口出生率,正显著改变非西方与非西方的人口对比。在人口比例关系改变的同时,非西方世界普遍获得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现代化,不是如西方政治家和学者所看到的那样,在鼓励非西方人融入“主流”西方文明,相反,他注意到,非西方世界的文化本土化思潮却在兴起。

  在非西方世界对自身的权益与权势更加敏感的情况下,“文明”不过是集结各种不同政治群体力量的一种符号,它本身的竞争冲突虽然也构成了一个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乃是不同政治群体间的权势斗争,这种斗争已使西方保持其传统权势优势越来越不太可能。

  一个有勇气的智者

  亨廷顿给很多人以启迪,又为很多人所深深不喜。这倒不如说是他的一个成功。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总是会有一半人喜欢他,一半人不喜欢他。有争议的学者才多半是智者。这句话用在亨廷顿身上是合适的,原因很简单:学术重要的是描述、解释事实和引导未来,而他恰恰敢于直面真实世界。他对文明冲突的理解,让许多习惯于“和稀泥”的人大不以为然甚至反感,然而,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即便人们依然不愿意承认存在“文明的冲突”,但从“十字军东征”、“圣战”等词语中,也需要承认全球冲突在某些重要层面的确是以“文明”的名义在展开。

  如果真的正视了这一点,还应该相信这其实更有助于建构一个相对和谐的世界。它会使各种宗教、族群、文化和文明群体,各自尊重彼此珍视的价值观,并寻求制约冲突之道,而不是一味捍卫某种价值的“普世性”,顽固宣称只有某一种价值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普遍主义在大多数时候都不过是改头换面的特殊主义,而对它以军事暴力开道来推而广之,所带来的只会是更多的暴力和仇恨。不幸的是,这未尝不是新世纪以来整个世界政治状况的事实写照!亨廷顿显然不希望看到世界真的沿着冲突的路径而展开。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他在接受日本共同社记者的采访中,就言之凿凿美军攻打伊拉克,起先肯定会以“解放者”而受欢迎,但在半年后美军就会被当做侵略者而遇到反抗。后来的事态果然被他言中。可惜的是,他的这种呼吁,又有谁听到了呢?

  亨廷顿的智慧,还在于他的研究方法。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善于从后发国家的视角思考问题。这样,就少了许多以西方国家经济、政治现实和在背后的价值判断的先入之见,就不会如经常见到的一些西方学术、政治精英那样,盲目在非西方世界鼓吹民主自由。民主和政治现代化是个好东西,但不讲条件和因缘的民主与政治现代化却可能事与愿违。在这方面,反面的案例已经太多。民主在拉美、亚洲,大多没有结出美丽的果实。这究竟是民主的过错,还是这些国家的过错呢?亨廷顿对后发国家的社会和政治转型权威不能缺位的强调,所提示的是不恰当地扩大政治参与所可能带来的巨大伤害。这一点在苏联解体、以及当下泰国、中国台湾地区的乱象中,都似乎得到了佐证。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环太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亨廷顿·塞缪尔 ( 1927 ~2008)美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早年就读于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 1951 年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先后在美国政府许多部门担任过公职或充当顾问。

中国经营报记者:程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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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马衣努 于 2009-3-29 12:4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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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画像: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亨廷顿

    发表“文明冲突论”的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逝世,享年81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福阿德·阿贾米将他称作“可能是上半个世纪最具影响力和独创力的政治学
家”。   由于罹患中风、心脏病和糖尿病,这位大学者早已卧床不起。去世前,他一直生活在马萨葡萄园岛的Windemere护理院,生活无法自理。与他结婚50年的妻子南希住在不远处一幢房子中,这幢房子就是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版税盖的。亨廷顿在哈佛执教期间,夫妻俩经常到该岛度夏。     2008年12月24日,亨廷顿逝世于马萨葡萄园岛。     平生从来反潮流     少年得意     1927年4月18日生于纽约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旅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他的外祖父是当时美国颇有名气的“扒粪刊物”(专门揭发政界、商界丑闻内幕的杂志)《麦克卢尔》的合作编辑。     亨廷顿很早便显示出了他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才华。16岁时他考入耶鲁大学,18岁时便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加入美国军队。之后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并在哈佛完成其博士论文并取得学位,这一年他23岁。     此后他开始在哈佛执教,自1950年开始他便是哈佛大学政府学院的高级成员。亨廷顿在哈佛大学任教58年。     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亨廷顿以此为由头写作出版了处女作———《士兵与国家:军民关系的理论与政治》(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此书自1957年出版便一石激起千层浪,至今仍被视为最有影响力的关于美国国内军事关系的著作。在这本书的第一篇书评当中,批评家就指责这本书有军事主义色彩,让人联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从、战斗”的口号。上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一些激进的学生在得知亨廷顿曾经在约翰逊政府内任职的消息后,占领并焚烧了他办公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门口涂上了这样的标语:“战争罪犯居住于此。”而作者本人也不得不暂时逃出哈佛暂避风头。     从不讨好     在上世纪60年代,他凭《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而享有盛誉。此书挑战了当时最为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中的教条:经济和社会进步会给刚刚脱离殖民主义统治的独立国家带来政治稳定。     越南战争打破了亨廷顿平静的校园生活。作为美国国务院的谋士,他在1968年撰写了一篇长达百页的关于越南战争的报告,提出了在南越推行合村并寨的“战略村计划”并抨击了当时美国政府的战略。这些主张自然是左右不讨好,所以难怪他的办公室会被人焚烧,他被人骂做“战犯”了!     1977年至1978年间,他参与了白宫有关国家安全战略的决策过程并协调各项相关政策。     他于1993年发表文章,讲述后冷战时期的暴力冲突。亨廷顿之后将有关理论,辑录成影响深远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书籍被翻译成39种语言,在全世界激起的反响一浪高过一浪。然而,“9·11”事件却使人们不得不又一次回到亨廷顿那里,尽管人们无法甘心接受他的观点和结论,但是在心底里还是忍不住会暗自佩服这个老头子目光的敏锐和思想的鲜活。     “9·11”事件后他又撰写出版了《我们是谁?》(Who are we?),针对美国的移民问题大发议论,同样引起一片争议。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代表了亨廷顿著作和文章的宿命:甫一问世便饱受争议,与各种奖项无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才会被广泛但又是勉强地接受。

   幽灵学者
    尽管在亨廷顿的同学之中有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政界名流,他的学生之中也不乏弗朗西斯·福山、扎卡里亚(《新闻周刊》编辑)这样的当代精英,但是他本人
却不愿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人们很难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看到亨廷顿的身影。他不是那种“媒体学者”,他的学术声誉是靠着十七本著作和一系列论文建立起来的。毫无疑问,曾经出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又是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的创办人之一的亨廷顿是学术界的圈内人。但是他在写作的时候却宁可把自己当成一个局外人,故意以一种刺激那些最终会评判自己著作的专家们的方式讨论问题。亨廷顿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对真理的探求与学术争论是一回事。”     亨廷顿的思想画像     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亨廷顿     在政治思想上,亨廷顿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异类:他的心是属于自由主义的,而他的头脑则属于保守主义。这位被人称为“美国右翼政治思想家”的人物其实是民主党的终身党员。亨廷顿在1957年发表的文章《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中解释了何为自由主义、何为保守主义。他写道,自由主义是一种宣扬个人主义、自由市场、法治的意识形态,而古典保守主义则并没有一种明确的主张,它是一种维护自由制度生存的理性。真正的保守主义在于维护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不应到国外四处讨伐或在国内引起激变。“美国的政治智慧不是从我们的观念,而是从我们的制度中体现出来的。最需要的不是创造更多的自由制度,而是成功地保护那些已经存在的制度。”这一思想在他的处女作《士兵与国家》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士兵与国家》     灵感来自于当时美国社会发生的一件大事: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亨廷顿敏锐地感觉到这件事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里,国家究竟应该与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从军事上看,一个民主国家可能比一个独裁国家作战更为出色,但是在面对一个技术精良的非自由主义对手的时候,一支真正自由主义的军队往往缺乏所必需的效率。亨廷顿认为,只有保守主义才能给职业军队带来活力。与流行观点不同,亨廷顿认为,军事保守主义并不必然是反动的。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凝聚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并确立了亨氏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最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声誉。首先,亨廷顿说,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新近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其次,他提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常常向交错的目标运动。特别是在社会动员超越政治机构发展时,新来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其结果便是反叛、军事政变以及政府失效。该书的结论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并不必然导致政治稳定。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15年前,《外交事务》季刊发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去掉问号的同名单行本在政治学界掀起一场风暴。很多人都拒绝相信,在冷战结束后,未来的冲突竟然会围绕如此老式的东西。就影响力而言,只有乔治·凯南在二战后用笔名“X”写的关于如何遏制苏联的文章堪与此文匹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各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是该书的核心思想,也是亨廷顿最著名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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