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学术史
作者：尤小立
国内学术意义上的陈独秀研究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如果依照惯例将十年算作一代的话，国内的陈独秀研究也差不多经历了三代。这“三代”并不是指有三代学者前赴后继地成长，而是说与中国社会发展相同步的陈独秀研究，从研究的内容与范式上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体现出了三种路向。
八十年代的陈独秀研究处于拓荒阶段，研究者背负了太多历史和政治的包袱，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而颇有意味的是，也由于政治的因素，作为历史人物的陈独秀并不具备“为现实服务”，或进入宏大叙事的条件，所以陈独秀研究反而得以扎实地进行，以致无论是当时所编辑的资料集（如《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中、下，北京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版），还是认真厘清史实的工作，在今天看来，倒比宏大叙事更有持久性和学术价值。
沈寂先生利用身居安徽的地理上的优势，考证出的像陈独秀的出生年月，陈独秀留日的次数，包括所学的日语、英语及法语的情况，以及陈独秀常用笔名等史实都有拨云见日之功，但很可惜，直至今日仍有人将“陈仲子”的笔名笼统地戴在陈独秀的头上，依然拿陈独秀家乡怀宁独秀山与“独秀”之名说事。而沈先生力证与史实不符的陈独秀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一事，也难得共鸣。
九十年代，“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但陈独秀研究却是由考证为主转向思想阐释。所涉及的新文化运动与陈独秀，陈独秀的民主思想、伦理思想，以及反传统、反孔教之类，《陈独秀传论》中均有反映。
学风或研究内容的转向，很难用“继承”与“发展”来简单归纳，因为思想史的问题，实离不开现实的语境，乃至生活的情境。如沈著所证明的一九○二、一九○三年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发表的两次爱国演说并非如一般研究所说的“反清”，而由此可见，那时节的青年也未必一开始就视清廷如水火。作者指出：“陈独秀发起的这两次演说会，不是反对清政府，而是把矛头指向外患沙俄。他提倡组织学生军，是请缨上前线卫国，他在爱国会的演说中，特别强调守土、不做亡国之民、不要骂官，‘以振独立尚任之精神’。官都不骂，焉能说是反清？”（146—147页）随后的反清则主要因为清廷所逼，爱国无门，乃诉诸革命。所以说，分析陈独秀思想，乃至中国激进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没有照顾到这一点，终不能得出的解。
新文化运动，在胡适眼里，是一场“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从时间上看，陈独秀早在一九一三年即热衷于“文艺复兴”。《陈独秀传论》所引陈独秀起草的《上海亚东图书馆宣言》中便以西方文艺复兴后的兴盛与“因缘万端”的“诸夏之不振”对举，其所寄托不言而喻（346—347页）。这段史料将以往认定的陈独秀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办《青年杂志》（《新青年》）始倡思想文化更新的诉求提前了两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宣言》的起草和发表表明，新文化运动的观念层面变革是经历了一个酝酿期的，当然，政治变革的难见成效促发了陈独秀的“伦理觉悟”以及发动新文化运动来自觉觉人。不过，直到《青年杂志》创刊也难称瓜熟蒂落，因为随后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也主要是受现实政治刺激的结果，不一定全是预先安排的。
争论谁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其实并无学术意义，因为新文化运动并非仅有白话文一项，或仅仅是反孔教，它的多元的一面，仍需进一步揭示。
九十年代的“国学热”以及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一个倾向，即反思新文化运动激进姿态。这中间陈独秀被提到的次数基本与其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激进态度成正比。陈的个别极而言之的话语屡被引用，但却少有全面的观照与分析。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者们只不过是在重温现代中国的文化保守思潮时，稍带着提到一点陈独秀，而陈似乎仅只成为“极端”、“激进”的符号。实事求是地看，陈独秀研究内外缺乏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交锋和交流。故九十年代的学风变化既没有对陈独秀研究产生直接的影响，也没有改变陈研的边缘化处境。
二○○○年以后的陈独秀研究呈现出的新路向，应该是研究范围的拓宽，过去单纯党史领域的研究显然不能涵盖陈独秀及其思想，加之苏联档案解密，相关资料集在大陆正式出版，陈独秀研究在相对寂寞中走入了更宽广的思想文化领域，但这仅是就外延上言。因为研究领域的拓宽并不必然导致思维的改变，即便是当下陈独秀研究界相当热门的对晚年陈独秀的有关苏俄式社会主义反省的研究，亦未脱旧式思维的窠臼。
沈寂先生二○○○年以后强调的陈独秀一生的反“道统”，其指向既是学术的，也是现实的。就学术言，它牵涉到史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及史学究竟何为的问题。从现实看，则是希望学术研究从纯粹政治的框架下或思维中解放出来。由强调陈独秀的反“道统”而于二○○三年直截了当地提出将陈独秀研究“留在民间”应是这一思路发展之必然。
事实上，民间性是陈独秀一生思想和学术的基本取向，这一民间性不仅包括学术的民间性，也有政治民间性的意味。而以今人的眼光看，民间性正是陈独秀思想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八年九月十四日中秋于取上居（《陈独秀传论》，沈寂著，安徽大学出版社二○○七年七月版，30.00元）
《读书》2008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