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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读书 2012-12-2

    ■杨剑龙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上海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由于其港埠城市、移民城市、商业城市的特性，决定了其具有东西方交流、多元文化交融、商业文化发达的特点，也决定了上海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前沿，上海文学因此也就具有了先锋性、多元化、丰富性。上海在接受域外文学影响中，探索文学发展的途径，从而影响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这就使上海文学的研究成为一个极为丰富的领域，这也成为高兴论著价值之所在。
　　文学史是由文学作品构成的，作家、作品、读者形成了文学发展的三个要素。以往的文学研究大多从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文学作品等方面着手，高兴的研究独辟蹊径，他借鉴了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场域”理论，从上海文化场域视角研究中国现代文人的活动。他从文艺思潮的转型、作家队伍的变化、文学格局的调整、文学流派的衍变、文学样式的发展等方面，展开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使其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他将1933年看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特殊意义的年代，因而将论题限定于1927年至1933年间。他研究上海文化场域与文人的话语实践，他比较文人在“三都”的不同感受与体验：“故都”北平，厚重和沉重；“首都”南京，热闹和芜杂；“魔都”上海，多种体验与双重书写，为展开现代文人在上海文化场域活动研究做了铺垫。他研究上海都市空间的文人映像，分析文人与上海租界，梳理上海文人的活动区间，探究文人的活动及体验。他研究上海文人的资本（权力）争夺及话语运用，分析价值观的冲突与权力场的形成，探究文人权力话语的交锋。他研究上海文化场域的诗学风景，分析公共性与日常性。他研究文人对话的诗学意义，分析都市空间对文学生态的调适等。在独辟蹊径中探究上海文人的活动，使其论著具有了独特的学术价值。
　　学术界历来赞赏“论从史出”，从大量资料的梳理分析中得出独到的见解，而不是一味为求“新”而“大胆假设”、却不“小心求证”。高兴的论著立足于大量资料沙里淘金般的寻觅与梳理，在十分翔实史料的梳理解读中，呈现出该著独特的价值。高兴不仅阅读了大量的文学期刊，还研读了上海通史、上海租界史、上海商业史等历史书籍，并从大量的作家自传、书信、传记、文集、回忆录等搜寻有关资料，在广征博引中努力还原历史，从而见出其学术研究的功力。如其梳理“文人与上海租界”，他从鲁迅、冯乃超、孟超、殷夫、胡风、张资平、章克标、徐蔚南、梁实秋、徐志摩、沈从文、钱端升、陶孟和的文集、随笔、杂文中寻觅资料，从而得出“左翼文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海派文人对于租界的价值评判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的见解，客观而公允。他梳理上海文人的活动空间，他将上海文人分为《文学周报》、《小说月报》文人群，立达学园、开明书店文人群，鲁迅等左翼文人群，水沫书店作家群，“新雅”文人群，“新月”文人群，“真美善”和“金屋”文人群，等等，并详细列出文人群的名单，列出不同文人群的活动区域，从而分析上海文人活动规律：“左翼文人的活动空间最为开阔”，“场域已经形成的内在机制的制约”，“文人的区际游动更能够显示出文化场域的调节过程”，这些在大量资料的搜集研读中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在诸多资料的运用中，显示出著者精心遴选纵横捭阖得心应手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