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读书 2012-12-21
社会转型期的日常生活与价值观念怎样变迁？大时代中个体遭际与命运如何？《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颜浩著，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把文学引入历史叙述，细腻展现“民国元年”这个历史切片中的民间日常生活———男女、衣着、娱乐……改朝换制的困惑、乱世飘零的艰辛、新旧道德的碰撞，尽现一书。
休夫与弃妻
1905年在张园举办的刘驹贤与吴小馥的文明婚礼，是当时上海颇为引人注目的事件，不少报社都派了专门的记者前去报道，在女界很有影响力的刊物《女子世界》，也以较大篇幅记录了婚礼的流程与细节。这篇报道被安排在第二卷第三期，紧接在其后的是一条简短的新闻，题目为《离婚创举》。新闻的内容是一位上海务本女学堂的学生，结婚之后因为丈夫和公婆的专制，不能返校读书，因此要求离婚。新闻虽然只有寥寥几句话，但这件事情委实不同寻常，而且离婚的这位女士也非同一般，她姓杨名荫榆，江苏无锡人氏。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这是一位掀起过大风浪的女人。而她第一次出现在报刊的版面上，竟然便是如此特殊的情形。
据多年以后杨绛的回忆，她的三姑母杨荫榆长得不好看，性格也倔强，从小就不得父母的欢心。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家里给她定亲也比较草率，仅仅因为门第相当，在不知底细的情况下，就将她嫁给了一个弱智的蒋姓男子为妻，“那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这段短暂的婚姻生活是非常不幸的，杨绛的回忆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蒋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听说她把那位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想必是为自卫。据我大姐转述我母亲的话，她回了娘家就不肯到夫家去。那位婆婆有名的厉害，先是抬轿子来接，然后派老妈子一同来接，三姑母只好硬给接走。可是有一次她死也不肯再回去，结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惧怕，就躲在我母亲的大床帐子后面。那位婆婆不客气，竟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出来。逼到这个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拍破了脸，声明她怎么也不再回蒋家。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杨绛：《回忆我的姑母》)
毕竟是事不关己，而且与三姑母的感情一贯淡漠，杨绛的这段叙述很是平静从容。但对于当事者杨荫榆而言，这肯定是她生命中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不仅因为她身为女学生却被迫屈从父母之命嫁进那样的人家，而且相较于成人之美的自由结婚，女性主动要求离婚必然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与误解。《女子世界》的主编丁初我在杨荫榆的新闻后写了一小段感言，开篇便说“此事闻之恶浊社会，鲜不骇且怪者”。离婚后的杨荫榆被家乡人骂为“灭门妇”，直到1925年的北京女师大学潮中，她身为校长与学生对立，还被鲁迅辛辣地讽刺为“拟寡妇”，以嘲笑她“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鲁迅《寡妇主义》)
杨荫榆因为女师大事件成为众矢之的，但在当年《女子世界》的编辑们看来，她敢于与旧式婚姻决裂，堪为女界楷模，“此女子不依赖男子而能自立之先声也。此等事能多见，而婚姻自然改良，而男子自大之气，翁姑专制之风，或得从此而稍杀”。然而在清末民初的社会环境中，这番希望未免过于乐观了。中国家庭的传统向来是男子有“出妻”的自由，女性无离异的权利，在婚姻中的忍耐与顺从是“妇德”的基本条款。即便是有近代新式教育背景的女性，突破不如意的婚姻藩篱也同样是艰难的。
通俗文学大家包天笑发表于1909年的小说《一缕麻》，描写的也是一个新女性婚姻不幸的故事。西子湖畔某女士幼承庭训，旧学根底深厚；之后又入女学堂，新学也颇有根基，加之“风姿殊绝，丽若天人”，因此被人赞许为“欧文小说中所谓天上安琪儿也”。可惜童年时父亲便为她定下了与“同寅之某氏子”的亲事，“某氏子臃肿痴呆，性不慧而貌尤丑”，女士深为不满，并与某男学堂之高材生，“翩翩浊世佳公子”有了感情。但碍于父命难违，最后只得斩断情丝，洒泪出嫁。
故事倘若就此戛然而止，便是一篇典型的晚清哀情小说：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才貌双全的女子所嫁非人，两个被打散的鸳鸯各自痛苦，只得将共谐连理的希望寄托在来世。然而，《一缕麻》的情节发展却出乎意料之外。婚后第二天，新娘就染上了白喉的恶疾，在旁人都退避三舍时，傻女婿却毫不避讳地精心照顾。最终新娘转危为安，新郎却因为被传染而死去。苏醒后的某女士哀痛不已，决心从此长斋礼佛，蠲除俗虑，为亡夫守节。
因为齐如山将其改编成京剧，由梅兰芳主演，民初曾风行一时，电影《挂名夫妻》也以此为蓝本，并由红星阮玲玉出演女主角，小说《一缕麻》也跟着沾光受到了关注。对此原作者包天笑甚为不解，认为这一短篇“封建气息的浓厚如此”，实在不知“有什么好”。其实小说的前半部并无什么“封建气息”，某女士未出嫁前思想颇为新潮，对于中国式婚姻秉持的是批判态度，但之后添加的“救命”与“报恩”的情节，最终还是让故事回归到了最封建的“节妇”套路。
小说的前后如此不一致，其实正体现了晚清人在婚姻和女性问题上的矛盾心态。尽管婚姻自主、男女平权的观念已经产生了影响，但传统的力量依旧强大，尤其是“从一而终”的贞操观仍然决定着许多女性的命运。在大多数人看来，无论有多少合理或令人同情的缘由，离婚对于女人而言，必然是个可怕的污点，意味着不安于室，品德有亏。所以，某女士的守节得到了称赞，被誉为“贞洁比之金石冰雪”，杨荫榆却不得不一生承受婚姻失败的痛苦。
虽然接受了新思想，但最终仍回归旧礼教的女性，在晚清小说中大多是正面形象，显然创作者希望以此为女界树立榜样。而那些将自由进行到底的女志士，则难免会被视为“不守妇道”、“恣意妄为”的反面典型。由于清末民初小说的作者大多是男性知识分子，他们的倾向性代表了社会的主流态度。从国外“拿来”的偶像罗兰夫人的那句名言“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在晚清成为了抨击新女性的常用语。“自由女”、“自由花”等词常被用在新女性的身上，但其中并不一定有褒扬之意。尤其在爱情和婚姻上敢于挑战传统的女性，对于男权中心社会的冲击最为直接，受到的抨击也最猛烈。污名化或妖魔化在《孽海花》的傅彩云身上便有所体现，连一向开明的蔡元培都以“色情狂”称呼她，追求婚姻自由的女子被嘲笑为“始爱终弃，朝婚夕散，其不为禽兽也几希矣”，也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1909年出版的小说《中国之女铜像》以胡仿兰案为蓝本，这位女士因废缠足和兴女学而被逼自杀，在晚清曾经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但进入文学的虚拟空间后，作者却将现实世界中锐意改革的新女性，改造成了“遵守三从四德，历代贤德女子言行”的闺阁典范。尤其是描写胡仿兰对秋瑾态度的转变，更能体现出作者的创作心态。胡仿兰本来很佩服秋瑾，奉之为偶像，但听说秋瑾与丈夫离异后，心态马上大变，不仅抨击秋瑾“竟鲁鲁莽莽干出一件大背名教，不可为训，野蛮自由的事情出来”、，甚至颇为恶毒地断言“装了这个由头把他处死，倒也算不得什么苛刑酷虐”。这当然不是胡仿兰真实的想法，因为历史上的她去世在秋瑾之前，不可能对秋瑾之死有什么议论。作者不顾史实，刻意将这两位新女性纠结在一起，显然是借褒扬胡仿兰的恪守纲常名教，来贬低秋瑾对三从四德的反叛。
城墙下的自治
用城墙将洋人的势力限定在城市之外，原本是晚清政府为了维护“华夷大防”的无奈手段，有“敬鬼神而远之”、暂存朝廷体面的意思。更何况划给洋人的地盘，在中国人看来与繁华热闹的内城根本无法相比，不过是一片无足轻重的乡下地方：“沪城以北均荒凉异常，孤坟垒垒，树林森森，五云日升楼等处，每至日落崦嵫，屡有抢劫等事，行者苦之。”将治安不靖的蛮荒之地指派出去，想像能由此“拒敌于城墙之外”，上海人或许还暗自舒了一口气呢。
随着晚清政府地方控制力的逐渐削弱，在上海的西方人对于租界的认知，也由早期的“占领”慢慢转向了“治理”。西方近代城市的管理模式、行政手段和公共设施都被移植了过来，“北门外”的情形为之大变。尤其是拓展道路和铺设照明煤气灯两项举措，改变了上海人早睡早起的农耕时代作息习惯，带动了租界内戏园、饭馆、赌场和青楼等夜间生意的繁盛，使得人们的日常交际逐渐向城外转移。
除了“销魂不夜城”所具备的强大吸引力外，清末小刀会起义、太平军占领江南等变乱的接连发生，也迫使江浙一带的士绅人家和金融、娱乐等机构转向安全的租界寻求避难，华洋分隔、各行其是的模式被打破，财富与人口迅速汇集到租界。其中尤以妓院的迁移意义最大，毕竟这是清末民初上海最主要的社交空间，几乎所有真实或虚构的故事都在此展开。
《海上花列传》小说的开篇便将初到上海的赵朴斋放在了一个特殊的地方：“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他要投靠的舅舅洪善卿，在城内的咸瓜街开了一家永昌参店，但大部分时间都耗在租界的长三堂子里。
小说很快安排了妓女吴雪香和客人葛仲英坐马车出行的情节，引领着后来者窥见了租界的繁华一角。两人从吴雪香家所在的东合兴里出发，驰出洋人的玩乐之地抛球场，转到大马路的亨达利洋行。下车进了洋行，“一眼望去，但觉陆离光怪，目眩神惊，看了这样，再看那样，大都不能指名”。买了一些新鲜的洋物事后，两人再坐着马车从大马路向西，过了泥城桥，到了新开辟出来的静安寺路，游玩了明园，最后从黄埔滩转回四马路。此时夜幕降临，“两行自来火已点得通明”。
这一段看上去随意安排的“租界一日游”，其实可称为经典线路，其中东至黄浦滩、西至泥城桥的一段大马路，正式的名称是南京路，最是宽敞平坦，再加之两旁商肆繁盛，自然成为了“楼高路宽”的西方城市模式最直观的代表。
夜夜笙歌的青楼和戏院、道平如砥的大马路、亮如白昼的路灯、来往不绝的汽车和电车，这般“十里洋场春似海”的繁盛场景，共同构建起了清末民初中国人对于都市文明具体可感的印象。“歌楼舞馆消魂地，鬼火当年夜夜明”，亲眼见证了“北门外”的沧桑变迁，也使得国人眼界为之大开。从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欣赏，到逐渐认同并接受其背后的制度文化，是一条有迹可循的思维逻辑。更重要的是，租界是一片上海县治之外的独立王国，采用的是带有地方自治性质的管理模式。租界里诸多有形无形的管理手段和西洋规矩，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呈现出了城市的本质，为当时缺乏公共意识的国人提供了一个深入认识城市的有效途径。而公共意识的建构，正是城市市民阶层得以成型的基础。
相较于对中国官僚机构的冷嘲热讽与不信任，清末民初的上海人大多表现出对租界外籍巡警、会审公廨和工部局的好感。晚清竹枝词中曾多次赞扬西捕“奉公严肃”与形象健康：“沿街巡绰倍辛勤，九尺曹交貌不群。风雪交加恒鹄立，昂头顾盼拨闲云。”洋巡警在近代小说中也往往以正面形象出现，被视为“除暴安良真善政”，与“五四”之后文学作品中带有贬义的“红头阿三”形象迥然不同。
在小说《续海上繁华梦》中，纨绔子弟戚祖诒在妓院中喝醉了，站在马路上大发酒疯，被“一中一西两个夜差巡捕”发现，将他带回了巡捕房。之后关于处理方式的描写，则隐然有与中国习惯进行对比之意：“捕头见醉态可掬，并不再问，念他尚没肇事，不过没有同伴到来，不便放他独自出去，照例押至天明，等他酒醒开释。并将身上搜检一过，所有金表钞票、手指上的钻戒等物，一律暂由写字间存储。”等到戚祖诒天明后酒醒，才带到写字间，由捕头申斥一番后释放，“身上搜出各物，一一发还，不但不少一件，且一个钱也不要难为，一些儿也没有受苦，只在押所内住了一夜。此因捕房中例禁需索，查出必定重办，不比中国衙门居所，动不动耗费重重，真觉不可同日而语”。
无论附带了多少情绪，但至少得承认，无处不在的巡捕是租界治理有序的标志之一。多达二十条的“租界例禁”中，最让中国人不适应的便是“禁道旁小便”一条，因此受到惩罚者大有人在。
在晚清租界与“撒尿”有关的真实事件中，最夸张的还要算一个名叫陶又方的广东人。此公不仅在美国公馆门前小便，而且于大庭广众之下“脱卸下衣，意将出恭”。当时正是下午三点多钟，人来人往，个个侧目。他被巡捕抓住后，会审公堂的外籍法官认为，他大白天在出入要道做此猥亵之事，“情近畜类，拟将重罚”。而华人法官虽叹恨“中国人之时常犯事取辱”，但又认为随地大小便毕竟不是什么大事，不赞同处罚过重。
不过，在外籍法官的坚持下，陶又方最终还是受到了“枷号三日”的重罚，其中“以儆效尤”的意味甚是明显。然而，正是在个人自由与公众环境的矛盾中，国人开始学会理解并尊重城市的公共属性。道旁随地便溺的习惯虽未能立即改观，但至少“此乃不文明”的观念已逐渐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