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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2012年09月17日 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作者：徐新建

　　引言：“族群歌谣学”的可能

　　长期以来，“侗歌”可说是自在、自为的乡土事像，生机勃勃并世代相沿地存在于侗家民众的村寨生活之中。纵然侗家也有自己关于歌的“理论”，但仍属于与“歌”一致的口传类型，比如民间流传的“饭养身，歌养心”（oux sangx soh, al sangx sais）或“‘老数’‘三妮’造歌、传歌”等等，形成一个相对自足的行为体系。

　　由古至今的外来关注改变了“侗歌”的这种自在和自为。这些“关注”包括了采录整理、研究阐释，以及加工利用乃至行政干预。每一个时代的“关注”都牵涉着关注者的特定动机和既有观念，并产生出不同的“互动”结果。从更大一些的“中西交会”背景看，中国范围内的侗歌“关注”可分为“传统”和“现代”两个阶段。前者以采“蛮歌”、观“蛮风”为标志，体现着“华夷”分野的文化观念；后者则从属在五四以来的“歌谣”研究当中，反映的是西学影响下的现代文艺观和“民族-国家”理论。

　　因此笔者的工作便有着两个并行的指向：一方面需要对已形成规模的外来“关注”加以梳理，分析理解其背后隐含的基本动机；另一方面还想借助穿越、透视的办法，透过各种“关注”的表层阻隔，见到未经处理的侗歌的“本文”或“本相”。（相关论述可参见笔者另文《侗族大歌：“本文”与“文本”的相关与背离》，《中外文化与文论》（成都），1998年总第4期，以及《文艺报》（北京），1998年3月7日。）或者说见到承受“关注”的主体一方。如有可能，再最后看看此两种指向能否产生出“新的综合”。

　　根据目前掌握的考古材料，学术界已基本倾向于承认远古时期的东亚大陆并存过多元分散的文明之源。从这样的前提出发，进入文字记载后，提及“十五国风”事像的材料其实表明了，即便在当时被采集和描述的有限范围里，也普遍出现过以“唱”为主的各族、各地歌俗。这些歌俗先于文献存在，并且彼此对等，各具特色。可是一旦经过收集整理、并被编纂成文甚至升为正统“诗经”之后，散在于各族、各地的吟唱之“风”，在性质、特色和价值、地位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改观。首先是原始的“歌”被一分为二，即“诗”和“乐”。并且随着文字书写和乐曲演奏之重要程度的日益增强，“诗”和“乐”的地位逐渐超过甚至压倒了“歌”；有关“诗学”、“乐论”的兴趣与研讨也取代或涵盖了对于“歌”的论述。与此相关，随着诗、乐地位的上升，口耳传承的吟唱活动便被视为民间底层的“俗”事，至于那些不通诗文雅乐、还“停留”在无字状态的族群，就被看成有待教化的异邦“蛮夷”。也就是说，在中原文教传统里，诗、乐和歌的分离，导致了“歌”在后世的逐步“民间化”、“低层化”和“蛮夷化”。今日所讲的“侗族民歌”，在含义上其实就分别具有“少数民族的”和“民间/底层的”之义。而若指汉族，所谓民歌，通常关涉的是“山歌”、“号子”和“小调”一类“低俗”样态，与经、史、子、集那样的“高雅”之作正好形成对比。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诗文强化的结果，乃是歌俗弱化的产生。东亚大陆的各族群文化虽然经过了漫长的交往互动，至今仍呈现出不平衡的多元格局。一方面，某些族群、地区或阶层以诗、文载事，具有突出的文字能力，同时也表现出对文字的极大依赖和歌唱习俗的失落；另一方面，相当多的族群、地区和阶层以歌唱载事，缺少对诗文的参与，同时也免除了文字的制约，享有着以声抒情的畅快。从“外来关注”角度看，以往正统文人对民间歌唱的认识和研究都有不足。究其原因，当是受到了其“诗文思维”和“我族中心”的阻隔。如今若要突破，还得跳出对“诗学”、“乐记”或“文论”的简单套用，以及“华夷之分”和“雅俗有别”的束缚，以“歌唱为本”的眼光和文化对等的心态，直接面对各族歌俗，去观察、体验，然后才作描述。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最为需要的或许该是一门多元关照的“族群歌谣学”，或者至少是一种“族群歌谣论”吧。

　　由这样的要求和愿望出发，侗歌研究就需要在考虑族群特性及其相互关联的基础上，做到歌为本、唱为主，考察动态存在的群体行为。当然就原本自在自为的“侗歌”来说，我们的研究也还在“外来关注”的范围以内，其功用恐怕更多的是在反省和拓展“关注者”自己。

　　一、歌的分布——南方少数民族歌谣文化群落比较

　　自1998年到黔东南小黄乡考察当地侗歌以来，印象最深的是其明显的群体交往特征①。这种特征主要表现为一群歌手的相聚对唱、以歌传情。然而相聚而歌等特征并不为小黄三村所独有，在如今壮侗、苗瑶乃至南方诸多“少数民族”村寨里也普遍存在；展开来看，其实是人类文化中“不谋而合”的共生现象。由此出发，我们考察侗歌分布的视角就有两极对应的基点，一是作为个体存在的歌手，一是层层递进的相关群落。歌手是个别和散在的。这决定了一切歌唱行为的具体性、独特性、自由性和变异性。

　　在小黄村里，翠兰的歌不同于燕姣的歌，“三妮”的唱有别于“银发老太”之唱，而作为当年出访巴黎代表团成员和如今作为县文工队歌手的吴培建也相差甚远……彼此之间从歌声、歌词到场景、身份和作用都各具特色，不可笼而统之，混为一谈。（本文资料主要出自在以上地方的实地调查，所引地名人名均如此。）反过来说，歌与歌之间、歌手与歌手之间的相互关联也显而易见，其影响到歌唱行为的参与范围、以歌传情的作用空间，以及族群交往的认同界限。

　　从小黄的例子出发，由“歌手”到“群落”的两极递进层次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A，歌手-歌班-村寨-洞款（乡县）

　　如前所说，歌手是个别性存在。在小黄，只要会唱，就是歌手；从小到大，终身唱歌，终身都是歌手。歌班，“嘎高”（gal gaoh），也可叫作歌队，是歌手之上的第一层组合。其按性别、年龄和邻里划分，并通过在家学歌和出外对唱等活动结成内部伙伴与社会交往的对应关系，实在是侗歌组织中最关键的部分。小黄目前五百多户、二千八百多人中有将近四十个歌班。它们既各自活动，又交互往来，或自唱，或对歌，或比赛，形成了一个“以歌为媒”的村寨共同体。这个村寨共同体的根基是相同的血缘、相近的地缘和相和的歌缘。

　　村寨之外，便是传统时期的（二千九）“洞款”和隶属现代行政以后的（高增）乡、（从江）县[1]。在后一层次的范围内，小黄成为独立完整的交往单位。小黄的歌被称为“嘎小黄”，与“嘎高增”、“嘎占里”和“嘎龙图”等形成互补和呼应。小黄的歌班可以在村里接待宾客，也可外出对歌，以“拦路-开路”、“踩歌堂”和“哆耶”等方式参与村寨之间的“维顶”、“维嘿”（“吃相思”、“村寨联盟”）活动，形成一个范围更大的“歌缘交往圈”。

　　近年来，在政府行为的逐步增强的影响下，“小黄侗歌”被卷入了以乡、县为单位的各种“节日”、“歌赛”活动之中，参与了地区行政式的强化和认同。在这类活动当中，1999年11月的“椪柑节”堪称典型。当时，小黄三村选派歌手参加了县里数百人规模的侗歌大合唱。在此之前，从江县还组织过“侗族大歌队”到省城贵阳参加了各族联欢式的“民族表演”（参见从江县文化广播电视局编印：《从江县侗族大歌队赴省参加“8. 28”活动简况》，1998年9月3日。）

　　B，北部-南部-侗族族群

　　“以歌交往”总有一定的范围。其要受到语言和交通等方面的限制。现今主要分布于黔、桂、湘、鄂几省区的二百五十多万侗族群众，根据当代学者的调查分类，在语言和歌俗特征上，以今黔东南锦屏县南端为界，分为南北两大地区。彼此之间语言、习俗均有差异，有的甚至不能通话。“北部侗族”以天柱、锦屏为代表，分布在清水江、沅江流域（长江水系），特点是汉化程度较高、语音趋于简化，歌唱方面只有单声没有多声，并且逐渐习惯用汉语演唱……“南部侗族”以今黎（平）、从（江）、榕（江）三县为代表，包括了广西三江、龙胜等较大的范围，主要分布在都柳江流域（珠江水系）。根据一些学者的分析，由于受汉化的影响较低，“南部侗族”保持了较为完好的自身传统，因此不仅语言纯正，声调丰富（具有音乐美感），同时在“侗歌”习俗上既有多声演唱的“嘎老”、又有器乐伴奏的“嘎比巴”、“嘎牛腿”，还有规模盛大的“拦路”、“哆耶”和“祭萨岁”时的“踩歌堂”……[2] （P7）。另外的学者联系历史上楚、越文化的相互影响进行论述，认为南北侗族的差异早在古代就已出现，原因之一在于北部侗族受“外来的”楚文化影响较大，南部侗族则保存“母体的”越文化传统多；这样的区别导致了北部地区侗族歌谣里“大歌”、“耶歌”和“牛腿琴歌”等类型的失落[3] （P45-55）。

　　不论形成区别的原因如何，南北两大地区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侗族族群在歌唱方面的区域交往，从而形成按地域划分的“歌俗圈”。这一点在“南部侗族”内部也有体现。榕江的侗族音乐家张勇认为，若以“嘎老”为判断标志的话，南部侗歌还可以分为三个片区或“板块”。小黄所在的从江属于保存“嘎老”最为典型的第二片区。此片区可以称为传统侗歌的代表②。在小黄考察的时候，来自广西三江的朋友也提到过当地与小黄在对歌方面的差别。更进一步看，小黄在传统上所属的“二千九”与其毗邻的“六洞”、“九洞”和“千七”、“千五”等其他“洞款”又有不同③。

　　不过，即便有着这样那样的边界，各“圈”之间往往也是复杂多重的交叉叠置，而并非不可沟通式的泾渭分明。展开来看，进入20世纪后以民族整体为对象的“侗族认同”，更使得原有的交叉重叠得到了全面深入的重新整合和主动建构。整合、建构的结果之一，便是“侗歌”之名的问世及其指涉对象间的相互融合：无论北部南部、无论贵州广西、也无论单声多声，在统一的“侗歌”名下都取得了族群文化上的共同属性。于是不但各地之间加强了跨乡、跨县乃至跨省往来，组织形式上成立了“全国性”的侗族文学学会，宣传方面出版了以“侗族文学”和“侗族音乐”命名的研究专著，活动上举办了多省区联合的“侗族文艺汇演”；同时交流往来的结果还促进了族群内部的重新“趋同”。

　　据最新的侗乡网页介绍，在南部侗歌的影响推动下，原被认为传统特色不足的北部地区最近也出现了通过开办“业余艺校”，力图恢复侗歌传统的尝试。其中也不排除向南部侗歌靠拢和竞争的意味。（参见“侗人快讯”第46期，2000年11月11日。“侗人快讯”是采用个人邮件形式编辑发送的侗族“网刊”，地址是：homedeng@163. net. 另可参见陆景川、傅安辉：《锦屏九寨侗族文化艺校引起中外关注》，《黔东南日报》10月21日，《凯里晚报》10月23日。）当地人士认为，该业余艺校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侗族地区北部方言区的文化艺术教育开始走上正轨”。（另一个网上“侗族工作室”从全称判断的角度对侗歌进行热情宣传，参见“侗乡工作室”，http: //go. 163. com/～nation/indexa. htm，2000年4月4日。）

　　在漫长的岁月中，侗族群众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绚丽多彩、浩若烟海的文学艺术。动人心弦的诗歌相引人入胜的传说故事遍及侗寨。在民间，不仅男子好吟咏，而且女子亦能歌。能歌善唱的人受到称赞，歌师更为人所钦佩和敬仰，老年人教歌，年轻人唱歌，年幼的学歌，是侗族社会的传统风尚。侗族地区被誉为“诗的家乡、歌的海洋”。其中最著名的为侗乡大歌。

　　其中使用的相关语词有“侗乡”、“侗寨”、“侗族地区”和“侗族群众”、“侗族社会”等。从外部视角来看，这些词语的“族群整合”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C，壮侗-苗瑶-西南族群-人类“共像”

　　不过如果仅把多声合唱的“大歌”视为侗歌特色的话，此特色并不为侗族独有。与侗族相邻并且关系密切的壮族也同样有自己的多声合唱，并且在“歌为媒”、“歌载史”和“对歌”、“赛歌”习俗等方面都与侗族十分相似。如今被研究者们反复引用的一些古代“歌俗”史料，其实泛指当时南方族群，同“百越诸族”均有关联。此外，今日的语言学家认为壮侗民族在语言划分上同属一类，称为“壮侗语族”。所以，有的学者开始从“壮侗语族”这样的宽泛视野考察“侗歌”、“壮歌”、“布依歌”等等，力图把握比单一民族范围更大的歌俗事像。他们提出，包括壮、侗、布依、傣、水、仫佬、毛难、黎等在内的“壮侗语族”同根同源，不但住地相邻、环境相近、语言相似，而且传统习俗相同，因此具有“族群共生”的文化现象；其中“多声合唱”、“恋俗音乐”以及“以歌叙事”等便是突出标志[4]。另外一些学者联系壮侗等族的居住环境，提出从“粤江流域”或“东南沿海”的角度来认识“侗歌”，也把相关的歌俗单位扩展到大于单一民族或单一村寨、单一乡县乃至单一省区的范围[5] （P219-271）。不管强调族群还是突出地理，此两种努力的结果都既为考察“侗歌”拓展了空间，同时又对形成中的“单一民族”认同提出了挑战。

英古阿格

不管强调族群还是突出地理，此两种努力的结果都既为考察“侗歌”拓展了空间，同时又对形成中的“单一民族”认同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