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报 2012年9月14日
□ 杨福泉
由米歇尔·奥皮茨教授和伊丽莎白·许主编的《纳西、摩梭民族志——亲属制、仪式、象形文字》中译本日前出版，全书共50万字，收录了美国、德国、瑞士、英国、法国和中国学者的14篇纳西学研究论文。此书是西方近年来第一本国际纳西学界研究纳西族（包括摩梭人）的文化人类学专集，在欧美民族学界颇有影响，曾得到人类学大师列维·施特劳斯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是近年来最有分量的纳西学（纳学）著作之一。笔者作为本书所收论文作者之一和审校者，就与此书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发表了个人看法。
关于“纳西”、“纳”和“麽些”、“摩梭”的称谓
此书编者为其取名为《纳西、摩梭民族志——亲属制、仪式、象形文字》。在审校过程中，笔者发现，编者在书中用了拼音“Moso”。中国古代文献中的“麽些”一词按古音也读“Moso”。从书中西方学者多篇论文的内容来看，这里的Moso一词实际上包括了“麽些”、“摩梭”、“摩挲”等古代对纳西族的不同称谓，其中以“麽些”（Moso）一词用得最多。而在书中所收的一些文章中，“Moso”一词是专指生活在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乡以及四川盐源等地自称“纳”或“纳恒”、“纳日”的族群，即目前在中国流行的“摩梭”称谓。从全书的情况看，Moso这个词有时用来指称如今的纳西族全体，即“麽些”、“摩挲”等，有时则是用来专指如今那部分自称“纳”或“纳恒”、“纳日”的“摩梭人”。因此，如果按照全书中Moso 这个词语所涵盖的内容而言，要把本书英文名“Naxi and Moso Ethnography”的含义翻译得更准确，书名就得叫做《纳西、麽些（摩梭）民族志》。这里的“纳西”一词是经国务院批准于1954年正式确定的纳西族的族称，“麽些”是1954年前官方文献对纳西族（包括如今的“摩梭人”）的称谓，也是1954年纳西人普遍用于证件等的族称；而“摩梭”这个称谓，则始于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在1990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十一次会议上通过并批准的《宁蒗彝族自治县自治条例》中将“纳人”确定为“摩梭人”的提法。
因此，笔者和主编之一伊丽莎白·许商讨后，曾想把此书的名字改为《纳西、麽些（摩梭）民族志》，以兼顾从历史到现在关于“纳西族”（纳族群）的称谓变迁。但云南省有关部门在审稿时，觉得“麽些”一词已经是过去的称谓了，而“摩梭”一词，一方面是本书的部分作者用了这个称谓，再者是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所批准的正式术语，为了兼顾上述诸方面因素，最终确定书名为《纳西、摩梭民族志——亲属制、仪式、象形文字》。
说到这里，笔者就不能不来讲一讲有关“纳西”、“纳”和“麽些”、“摩梭”的学术问题。
纳西族更为确切的族称应该是“纳族”
自20世纪初以来，经过一批国内外学界先驱诸如方国瑜、李霖灿、洛克等的不懈努力，到21世纪初，国内外对“纳”族群（有人称之为“纳系族群”）的研究已蔚为大观。笔者这里提出“纳族群”这个概念，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现在国内外不少学者所说的“纳西学”的内容，实际上已经不仅仅包括丽江自称“纳西”的纳西族，还包括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俄亚、盐源县达住和西藏自治区芒康县盐井乡自称“纳西”的纳西族，云南省香格里拉县三坝乡自称“纳罕”的纳西族，同时也包括居住在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翠依和四川省盐源县、木里藏族自治县的自称为“纳”或“纳日”（或音译为“纳汝”）的纳西族（即现在所称的摩梭人），以及居住在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自称为“玛丽玛沙”（有的学者认为是“木里麽些”之变音）的纳西族人。笔者认为，严格地讲，鉴于如今的纳西族中有自称“纳西”，也有自称“纳”、“纳日”、“纳罕”等事实，实际上，纳西族更为确切的族称应该是“纳族”，这样更贴近不同地方纳西人自称的原意，同时也容易被不同的支系所认同。因此，包括摩梭（纳）研究在内的纳西学，按照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纳学”研究。
这一点也可从历史文献中对这个民族的称谓得到印证。在所有的汉文史籍中，“摩梭”、“麽些”、“摩挲”、“磨些”等，是对分布在滇、川、藏地区现在称为“纳西族”的所有族群的称呼。如果按照历史文献中的称谓来定义，“纳学”与“摩梭学”、“麽些学”等的涵义是等同的。
上述“纳”族群在1954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定族称为纳西族。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这几个自称中都有“纳”这一词根的族群，是同源异流的一个民族。在这些族群的语言中，“纳”一词都有“大”、“宏伟”、“浩大”、“黑”等意思，“西”、“日”、“罕”、“恒”等皆意为“人”。
“纳”族群在历史进程中，因其生存环境的改变，他们的社会形态、社会制度、婚姻习俗等都产生了较大差异。像永宁纳人（摩梭）的母系制和相应的婚恋习俗，就与丽江等地纳西人的父系制和相应的婚恋习俗截然不同。但是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云南丽江、香格里拉（中甸）和四川等地纳西人的古老习俗，拨开因历史上的政治制度、社会和文化变迁而笼罩在其上的迷雾，还是可以看到“纳族群”内不同人群中相同或相似的文化习俗。这一点，在1723年实施“改土归流”、“以夏变夷”的政治制度变革之前具有更明显的可比性。
回溯20世纪到21世纪漫长的纳西族学术研究史，可以看出现当代学者对纳族群研究的多元化理解和与特定时代相呼应的特点。1942年曾到云南宁蒗永宁地区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的著名学者李霖灿先生，在他的研究论文中就用了《永宁麽些族的母系社会》这样的标题；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永宁等地进行纳人母系制研究的严汝娴、宋兆麟、詹承绪、王承权、李近春等前辈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用的是“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这样的术语；到当代，蔡华、翁乃群、何撒娜等人用的是“纳（人）”或“纳日”一词，严谨地遵循了“名从其主”的原则。而收入此书中的施传刚博士、德国学者苏珊·克内德尔、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娜·马休、英国学者伊丽莎白·许等学者的文章则用了“摩梭人”的称谓，他们依据的是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于1990年4月27日通过并批准的《宁蒗彝族自治县自治条例》中将“纳人”确定为“摩梭人”的提法。
对一个民族的称谓应该遵循“名从其主”的原则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有的纳人（摩梭）在向外人介绍本民族文化习俗时，用的是“我们摩梭”这样的表达方式，而在自己内部，相互间则以“纳”来认同。比如笔者听见很多村民这样问和笔者同去的人：“他（指我）是‘纳’（人）吗？”因此，笔者不同意有的学者认为如今“摩梭”这个术语已经成为当代纳人自我认同的标志，应该用“摩梭”这个术语来指称自称“纳”的族群。在这个认同上对外和对内的差异，是需要进行认真调研的。
目前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一个事实是，“摩梭人”与纳西族分开称呼的结果，是导致不少人对纳西族历史的误解，以为史书上的“麽些”、“摩梭”、“摩挲”等只是指永宁等地的“摩梭人”。长此以往，势必造成对中国民族史理解的混乱。因此，笔者认为对一个民族的称谓应该遵循“名从其主”的原则，随永宁纳西人的自称“纳”而用“纳”或“纳人”一词。
笔者在这里提出如上观点，并无意说现在的研究必须使用“纳”或“纳人”的称谓，而是不宜使用“摩梭”。多种术语的使用是学者的自由，学者使用不同的术语肯定有自己的想法，笔者想强调的是：在使用纳西、纳、纳日、纳恒、纳罕（或者 “摩梭”、“麽些”、“摩挲”）乃至“纳木依”等称谓时，一定要认识到一点，即这些族群是一个“同源异流”的种族。研究他们现代和当代的历史、亲属制度、社会制度、婚姻习俗、宗教信仰等，一定要有一个历史的眼光，要进行更广范围内的比较研究，特别要注意到一个族群的社会、信仰和文化随历史进程而发生的变迁，而不要简单地停留在像过去不少学者执迷于要通过现代和当代的一些文化习俗的差异来论证这些族群是否属于一个民族这样的层面上。而有的人忽视历史文化变迁所造成的“纳西”和“纳”等族群间差异，试图将“纳人”划为另外一个单一民族的做法，那更是不可取也是不现实的。
笔者最近完成了《纳木依与“纳”族群之关系考略》一文，从历史渊源、宗教信仰、社会生活习俗和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对聚居在四川省的纳木依人和如今自称“纳西”、“纳罕”、“纳”等的“纳族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考证和论析。通过比较研究，笔者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纳木依人（在民族识别中划归藏族）和纳西、纳人是同源异流的族群。笔者认为，通过对这几个族群的比较研究，可以深化对东巴教源流以及纳西族和藏族的历史关系及其变迁的研究。对一个民族的研究要深入和有创新之见，就必须打破囿限在已经识别出的单一民族圈子里的研究习惯，进行“跨民族”、“跨族群”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同源异流”关系的族群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
上述的陈述之本意是想强调一点：不要再局限在“纳西和摩梭是否是一个民族”这样的争论上。中国的民族识别本身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突出特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不少西方人类学家在研究中国民族问题时，直接用汉语拼音的“民族”的原因。笔者是想动议：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提出对“同源异流”的族群（或民族）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并在学术研究中付诸更多的实践。
通过这本《纳西、摩梭民族志——亲属制、仪式、象形文字》，我们一方面可以了解各国“纳西学（纳学）”学者们的研究和田野调查的视野、切入的角度、田野调查方法和理论导向等，看到民族志的积累和方法的创新等对深化纳西学（纳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现，各国学者在使用“纳西”、“摩梭”、“麽些”、“纳”等术语上的一些差异以及理解上的差异和存在的问题。
笔者相信，这本《纳西摩梭民族志——亲属制、仪式、象形文字》的问世，必将有助于深化纳西学（纳学）的研究，促进国际纳学的交流合作，推动对纳西、纳（摩梭）、纳罕、纳恒等不同族群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
（本文系《纳西、摩梭民族志——亲属制、仪式、象形文字》中译本后记，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