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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啸
2012-08-08 13:51:18　来源：文汇报

　　楚辞在20世纪日本的传播与接受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研究范围广；成果形式和数量多；视角独特，颇具个人风格和现代意识；注重实际，较少纯谈义理；善于从细微中抉微发隐。日本从事楚辞研究的学者中，有相当一批是日本汉学界声望卓著的名家，如铃木虎雄、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冈村繁、竹治贞夫等。

　　具体地看，楚辞在20世纪日本的传播与接受呈现了多方面特色。首先，对屈原与楚辞作整体的概述与评介自然是必不可少的。这类论文与著作较多，涉及了多角度，如《诗经》与楚辞、屈原与司马迁、楚辞与《论语》、楚辞的传统等。对屈原的研究则包括了他的生涯、世系、立场、忧愁，以及他与时代的关系、《史记》中的记载等。对楚辞作品的研究也涉及多个方面，包括对25篇作品的考证，如《离骚》错简提疑、《离骚》词义考、“摄提贞于孟陬兮”考辩、《九歌》考、《天问》与卜筮、《九辩》考、古书中所见楚辞引文考、《招魂》的作者等。从这些选题可以看出，日本学者研究楚辞，比较偏重于细微的考证。值得注意的，还有将楚辞与文化相联系的课题，如《楚辞<招魂>中所见招魂礼仪》、《<九歌>与巫舞》、《<天问>与苗族创世歌》、《屈原文学与地形气候》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学论》，此书可谓建立了作者自身楚辞研究（包括对中国早期文学研究与思考）的体系，代表了作者对屈原与楚辞的总体看法——认为楚辞是起源于祭祀等仪式的宗教性文学，属于巫术宗教影响的产物，而其中屈原本人的独创性是无可置疑的。藤野岩友的观点有他独创的一面，但也带有厚重的偏见，这种偏见致使他的整个研究框架为巫系所笼盖，没能真正把握楚辞的实质内核。

　　从20世纪楚辞在日本传播与接受的具体形式看，大致包括：文学史中有关楚辞的章节，楚辞作品的注译本，屈原传记，相关的研究论文与专题著作。文学史著作中涉及楚辞方面用力较多的学者，主要有铃木虎雄（《论骚赋的生成》）、青木正儿（《楚辞九歌的舞曲结构》）、吉川幸次郎（《诗经与楚辞》）等。突出的是吉川幸次郎，他概括了“作为文学史史前时代的先秦时代”的特征，很予人以启发，他指出：这个时代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历史时代，记载这个时代的历史文献中往往传说的成分较多；这个历史时期政治权力分散，形成了许多文化圈；这时期的语言与写作尚未形成稳定的词汇和语法；这个时期文学的价值尚未被充分认识，在整个社会文明中，政治与哲学的著作占了压倒多数，文学仅《诗经》与楚辞。就《诗经》和楚辞的比较而言，吉氏认为：楚辞在南方的崛起，在于不同文化圈的缘故；楚辞是被朗诵的，《诗经》是被歌唱的，这说明，其时的文学脱离了音乐，开始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在艺术表现上，楚辞远比《诗经》强烈多彩，这是因为楚辞作者的感情远比《诗经》作者强烈，他喷发出了对特异环境的反抗；楚辞的文学主题是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它比《诗经》的怀疑与绝望更深沉，但它们两者都共同表现了中国式的古代精神——不甘心屈服于命运的支配。

　　在20世纪日本楚辞研究学者中，笔者认为成就最大的应该是竹治贞夫（1919-1995）。他几乎将毕生的精力都倾注于楚辞研究，其学术成果主要包括：《楚辞索引》《忧国诗人屈原》《楚辞研究》等。竹治贞夫对屈原与楚辞有自己的看法：“我以为屈原是通晓北方中原文化而且熟悉楚国巫风民俗的天生诗人；《楚辞》是以屈原所创作的诗赋为中心，附加他的门徒之模仿拟作之诗集；假如将《楚辞》与诸子百家比拟，它便应当称为《屈子》，它相似于《庄子》。”他的近百万字的《楚辞研究》一书，是全面阐述研究心得、系统梳理楚辞学脉络的精心之作。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是“试图建立网罗诸多问题的有关楚辞研究体系”的专著。特别值得一说的是竹治贞夫对《楚辞释文》的重视和考证。《楚辞释文》一书在中国早佚，只在南宋洪祖兴《楚辞补注》的引文中可见引用的文字，中国学者游国恩、刘永济曾分别在著录中收集到78条和93条，而竹氏共收录到了138条。从《楚辞补注》所引用的《楚辞释文》条文看，竹氏认为，其价值首先在于文字的异同和音注，它对校勘今本《楚辞》文本很有用，显示了其文献学价值，同时它保存了旧本《楚辞》的篇目次序，完全不同于今日我们所见到的刘向编集、王逸作注的本子。《楚辞释文》的作者，历来存疑（包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国现代学者余嘉锡考证认为，该书作者应是南唐王勉，今人姜亮夫、游国恩等对此论断均予赞同。但竹治贞夫却提出异议，他认为《楚辞释文》的作者应是唐代的陆善经，其依据是宋代钱杲之的《离骚集传》，以及日本流传的古写本《文选集注》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他将这些材料作了严密的排比考证，专列了图表，并对照《离骚》本文、《陆善经注》、《钱杲之传》三者，得出的结论是：《楚辞释文》的作者应为唐代陆善经，而非南唐王勉。他的这一考证结论，得到中国著名楚辞学者汤炳正的肯定。

　　（徐志啸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