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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7月18日   09 版）

　　“这又会是一个卷帙浩繁的移译工程。”在“西方日本研究丛书”总序开篇，丛书主编刘东教授写道。所谓“又”,是说“西方日本研究丛书”是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姊妹篇出版的。那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从1988年开始出版，迄今已持续运作了24年，推出了150余种书，在学界和读者中享有盛誉。而“西方日本研究丛书”从去年开始出版以来，一年间也已推出了《中世纪的日本大名》、《美国的艺伎盟友》、《日本劳资关系的演变》等8种，从已出选题看，它们绝非泛泛介绍日本的普及型作品，而确实当得上“研究”二字。“为什么要如此大规模地引进西方学界研究日本的着作？为什么要将西方”日本学“和西方”汉学“相提并论？深入地研究日本对于中国学界有何意义？本报就此采访了刘东教授，以及该丛书的策划编辑、江苏人民出版社副总经理府建明博士。

　　读书报：据我的观察，国内关于日本的图书早已称得上”蔚为大观“,且不说一些经典着作（如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小泉八云的《日本与日本人》、赖肖尔的《日本人》等）早已译出，且曾一版再版，出版社大规模的译介项目也有不少（如商务印书馆的”日本丛书“、社科文献出版社的”阅读日本书系“），此外，国内学者、作家写的”涉日“图书也有相当数量。在此情势下，你们为什么还要专门策划这样一套书呢？

　　府建明：不错，就国别而言，我国迄今所出的有关日本方面的图书已算不少，但相对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及了解，则完全处于不对称的关系。了解日本的 ”中国研究“情况的读者，一定会惊诧于日本在此方面的”周备“与”细致“,它几乎涉及到中国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方面。陈寅恪先生早年有诗云：”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其情之悲愤，也反映了这种情况。从学术的角度讲，迄今为止日本的中国研究成果，仍是值得我国学者好好”反输“和借鉴的。有鉴于此，尽管我们注意到市面上已有上述那些丛书和读物，但感到要解决双方认知上的巨大不对称关系，显然还远远不够。因此，我与刘东教授反复酝酿，并征求多方意见，组织出版这套”西方日本研究丛书“,以便于我国国民（包括精英层与一般民众）更全面、客观、深刻地认识日本这样的强邻（此无贬褒之义）。

　　读书报：这套丛书冠以”研究“之名，从内容上看，的确也是一套学术丛书，有些着作较专较深。不知你们在选择这些着作时，有没有市场方面的考虑？就已经出版的几种图书来看，这套丛书的市场情况如何？

　　府建明：衡量一套好的丛书或一本好的着作，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标准。就出版社而言，通常的标准就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所以即使是学术丛书，在考虑其学术价值的同时，当然也会有市场的考量。这套丛书在上马之前，我们曾对相关图书做过较长时间的市场调研，其销售情况大都是不错的，表明我国读者（当然包括学术界）有这方面的需求。就目前我们已经出版的几种图书来看，尽管上市时间不长，总体而言市场表现是不错的，其中已有三种重印。我们相信随着丛书的逐渐壮大，影响力不断增强，市场情况将会更好。以我个人的体会，学术着作有时不怕专不怕深，惟怕不专不深。因为高质量的学术着作可以锁定相关读者，并成为常销书；而一些不咸不淡、无所创见的学术着作，尽管空有一个好名字，往往只是获得短暂的一瞥。因此，从事学术出版，当立足于长远。

　　读书报：近两年，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发生了很大的纷争，特别是近期日趋严重，这使我国民众对日本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套丛书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推出，是不是一种营销策略？

　　府建明：克实而言，我们策划出版这套丛书，固然有感于中日两国复杂的历史纠结以及相当长时期可能持续发酵这一背景，这大概是一个人文学者和出版人的本能意识，但我们并没有如此精准地估算到近期的钓鱼岛事件。倒是需要重申的是，我们推出这套丛书，旨在用”他者“的眼光，提高国民理性的对日认知，这一点是”大义“所在。因此，这套丛书恰遇这个时间节点推出，并非是一种营销策略，它只能说是一个巧合，或者说是一个”必然“的巧合。

　　读书报：我们知道，西方的”汉学“（或者称”中国研究“）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相当的规模，不知西方的”日本学“有怎样的历史和现状？为什么把”西方日本研究丛书“看作”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姊妹篇？

　　刘东：如果说，美国的中国研究是从费正清正式起始的，那么，美国的日本研究则是从赖肖尔（赖绍华）正式起始的，而他们两人又恰是密切的合作者。最早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推出的《中国：传统与转变》，就是他们两人合作的《东亚：传统与转变》的中国部分。当然你可以挑剔说，诺大的中国岂止在”东亚“?然而那边的知识谱系就是这样，而且两个分支的办公室，一般也都坐落在同一个东亚系中，其间的相互影响不言而喻。只可惜，我们过去在访问东亚系的时候，没有能捎带着访问中国研究的隔壁，这套丛书的出版，就是想要改变这种知识上的缺憾。

　　读书报：中国学者对日本的研究虽然规模颇不小，但似乎缺少重量级的学者和成果，你们选译这套”西方日本研究丛书“,是不是打算弥补中国此方面研究的不足？参照西方的日本研究，中国学者能得到什么启示？

　　刘东：我对日本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这源自文革后期的日语学习，但惜乎此后无缘像对美国那样亲历。在这个意义上，这套丛书是在继续满足我的好奇心，是一个外行向专家们的继续讨教。当然我也意识到了，即使当年继续把日语学下去，眼界也未必就能真正打开，因为从知识生产的脉络来讲，国内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受制于教育部的硬性规定，只能属于一个”小语种“的专业，从而只属于学外语出身的小圈子，其经费来源不是来自政府，就是来自被研究国度的官方或财团。正因此，就像我在总序中说的，如此复杂而微妙的中日关系，如此需要平衡感的困难课题，一旦到了媒体的专家访谈那里，或者到了智库的报告策论那里，就如此地缺乏历史感和前瞻性。

　　读书报：若干年来，中日关系一直是国人关注的焦点问题，日本这个国家在国人心理上也总能引起复杂难言的感受。我常常觉得我们对日本的态度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或者”摇摆“的状态：有时欣赏，有时厌恶；有的人钦慕，有的人仇视。为什么日本这个国家总给我们看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呢？

　　刘东：这正是上述知识缺憾的表征！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来分析，越是缺乏复杂而微妙的了解，就越需要用想象去填补空白，就越要调动简单化的”善恶二元论“,就像小孩子过家家那样，一会割头换颈一会彻底闹翻。所以检讨起来，我们从孩子抓起的外语教学，实在是太过单一和失衡了，使得同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相比，人们反而对一个近在眼前的强邻，了解得如此不成正比。拿这种情况跟民国时代相比，反常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当时的留学生来自西方各国，对于外部的知识还分布得比较正态。

　　读书报：日本研究涵盖很广，请问这套书在选题方面会侧重于哪些方面？是更关注日本的历史和文化，还是更关注日本的现当代？是更关注政治制度，还是更关注经济和社会？这种选题上的偏好和取舍又体现了怎样的考虑？能否预告一些将出的重点选题呢？

　　刘东：经过反复征求多方意见，第一次就提出了五十种选题，而且今后还会继续补充。就选择的主观标准而言，你所询问的所有那些偏重，实际上都不存在，唯一看重的就是着作的学术水准。不过，如果就阅读的客观效果而言，带给读者的震撼也许会不同。因为有些侧面是他们多少了解的，而有些则恐怕是出乎意料的。当然，就我本人的初衷而言，也更盼望着这样的阅读后果，因为人们会发现，尽管日本也存在自己的问题，但它在高速起飞之后，农村却并没有凋敝；它在高度工业化的同时，还保持着良好的自然环境；它即使出现了发展停滞，其社会也照样保持安定……凡此等等，至少都是更值得凝神观察的，而且很可能比某些西洋的经验，更值得我们借鉴学习。至于进一步的选题，我先把已买到翻译版权的着作，挑几本公布如下吧：《日本：现代日本政治学的思想基础》、《日本发现欧洲》、《日本的现代神话：明治时代晚期的意识形态》、《被近代超克：日本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早期日本的人口、疾病与土地》、《危机时刻：日本，大萧条和乡村复苏》、《日本劳工关系的演变》、《寡头政治：帝制日本的机制选择》。（本报记者  王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