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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 2012年06月09日 10:13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田波澜

　　何炳棣(1917-2012)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

　　台湾“中央研究院”昨天发布信息，历史学界泰斗、人文组院士何炳棣在美国西部时间2012年6月7日，病逝于加州，享年95岁。

　　消息传来，很多曾受益于何炳棣学术的学者和读者纷纷在微博上留言表达哀思。作家岳南说：“此人算是美籍华人中比较拿得出手的一个。” 一位署名邹永华的旅美华人如此描述对何炳棣其人其书的印象：“何先生《读史阅世六十年》适合打算走中规中矩道路的学生阅读。……简单讲，他(何炳棣)从小设计的道路是考清华为出国;博士攻读西洋史为的是毕业后研究中国史。很少见到人生规划那么长远并且坚持的人。”包括《文化纵横》主编高超群、《南方都市报》阅读版编辑戴新伟等大陆学者、媒体人，纷纷对何炳棣的去世感到惋惜。何炳棣是继黄仁宇、唐德刚后，又一去世的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

　　何炳棣，浙江金华人，1917年生于天津，1934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从蒋廷黻、雷海宗、陈寅恪及冯友兰等20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名教授学习。何炳棣在晚年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费了相当大的篇幅记述1930年代的清华大学，他在垂老之年这样深情地追忆：“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间的清华园。天堂不但必须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物质资源，而且还须能供给一个精神环境，使寄居者能持续地提升他的自律意志和对前程的信心。几度政治风暴也不能抹杀这个事实：我最好的年华是在清华这人间‘伊甸园’里度过的。”

　　何炳棣曾在一次接受《新京报》越洋电话专访中，陈述清华学派或者说清华精神对他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是在蒋廷黻先生(1895-1965;1923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中国近代外交史权威，1935年冬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后任外交要职)主持下发展的。蒋师认为治史需兼重社会科学，在历史领域内，主张先读西洋史，攫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国史上的大课题。治中国史应该考据与综合并重。当时考据方面有1920年代清华国学研究院硕果仅存的陈寅恪。综合方面，蒋师请到清华学堂出身、任职武汉大学的雷海宗先生(1902-1962，1927年芝加哥大学博士)主授宏观中国通史。雷师西洋上、中、近古及宗教史、历史哲学的根基深厚，对当时风靡全球的施本格勒的文化型态史观加以必要的修正之后，应用于国史的分期与诠释，更能启沃求知若渴的青年学子。正是清华大学优良的教育，为何炳棣日后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华裔历史学家奠定了基础。

　　1938年,何炳棣大学毕业后前往大后方云南，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助教及教员。1944年考取第6届庚款留美公费，并于次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 何炳棣获得博士学位前，已于1948年前往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63年转往美国芝加哥大学，1965年更荣任同校汤普逊(James Westfall Thompson)历史讲座教授，1987年退休。何炳棣1966年获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获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

　　20世纪50、60年代，何炳棣致力于明、清两朝帝制中国的人口问题、社会结构及流动，并旁及会馆制度的研究，所作《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1959)及《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1962)两书，已为国际学术界奉为经典著作。前者另辟蹊径，重建中国人口的历史真貌;后者全面探索明、清五百多年间中国社会组成及阶层流动的历史。其研究方法为社会流动的历史研究建立最重要典范。上世纪60、70年代以后，何炳棣的兴趣转移到中国古代史，其中国文化的起源之两本力作《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1969)及《Cradle of the East: An E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1975)均详论中国文化的特征，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全新的看法。“中研院”认为，何炳棣的治学眼光非比寻常，对中国历史文化关注广阔，气象浩瀚;解释屡创新意，撼动学界。他对学术研究热忱，数十年如一日，临终前，仍于病榻中校阅其有关老子研究论文。

　　何炳棣生前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其人生观是如何被塑造的：“身教言教对我一生影响最深的莫过外祖母张太太。”外祖母在他幼年时所说的一句话，他终生铭记在心。小时候，每次吃饭时，外祖母就会对他说：“菜肉能吃尽管吃，但总要把一块红烧肉留到碗底最后一口吃，这样老来才不会吃苦。”何炳棣认为，祖母这句话让他终生受益。直到晚年，想到祖母的教训，他仍不由得大为感慨，说：“请问：有哪位国学大师能更好地使一个五六岁的儿童脑海里，渗进华夏文化最基本的深层敬始慎终的忧患意识呢?!”祖母这句话，使何炳棣一生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不论何时，不论做何事，他都要做到敬始慎终，一丝不苟。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坚强的意志。所以，幼年起，何炳棣就有意识地给自己加压，磨炼意志。

　　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2005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行后风行一时，成为很多史学青年乃至知识青年的必读书之一.其中涉及的1930年代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学术氛围和史学训练方法，隔着遥远的时空再度激荡着年青一代史学工作者的精神世界.而何炳棣在书中呈现出来的民国大学的风貌，尤其是其中学生运动的来龙去脉，更是让民国范儿更加细致入微地根植到时人的心灵.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彰显出来的一个学术青年如何一步一步按照人生规划，依靠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实现学术理想的奋斗故事。

　　上海交通大学学者单世联曾经在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上的书评中如此阐述其对《读史阅世六十年》的理解：“何先生的回忆录大量叙述其家世背景、校园生活、社会交往、学术形势、学术论争等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中、美社会文化方面的材料。对何先生个人来说，朝花夕拾，亲切而温暖;对于读者来说，这既是一个学者的知性探索史和研撰发展史，对研究现代中国文教史、海外中国研究史的具有重要价值。”

　　从《读史阅世六十年》可见，何炳棣幼承庭训，整个家庭生活都给他以良好的影响。少年时代其父就激励他的上进心：“狗洞里做天王算得了什么,有本事到外面的大的世界做天王，先叫人家看看你是老几。”“这种年头，如不能出洋留学，就一辈子受气。”何先生是幸运的，他的家庭供得起他上最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他受到了当时条件下最好的教育。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抱定两个愿望：“首先是通过广泛的阅读与师友们的讨论，尽力了解国际上哪几位近现代史家代表研究的世界最高水平。紧接着博士后全部投入国史研究时必要跳出的‘汉学’圈子，以西方史最高水平为尺度，并以自己国史研究的部分心得尽快地尝试着打进西方历史及社会科学方面第一流刊物--这才是国史研撰较高较难的试金石。”

　　读史阅世六十年，始终萦绕于何何炳棣心头脑际的是“第一流”、“最高水平”、“大课题”、“第一等重要问题”这些概念。1950年代末，每夜从国会图书馆读书出来，他总会从心里发出狮吼：“看谁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正如单世联指出的那样，优秀的学者不少，用功的学者很多，但始终如一地以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已并确实如其所愿地成就自己的极少。何先生经历过于考试的挫败、博士论文计划受创、论文出版受挫等等，他长期任教的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等也各有正常和不正常的竞争，支持他朝夕匪懈、走出困境的内在动力，主要就是其做第一流学问、成第一流学者的理想。

　　何炳棣特别善于从日常生活的师友交往中学习别人的长处，完善自己的人格。1950年代，何炳棣曾在胡适的寓所做客六天，六天的朝夕相处，何炳棣获益良多。一天早上，有位来客递名片求见，胡适看名片时流露出对此人的不满，但略一思索，他还是决定见客。当客人进客厅时，胡适朗声说道：“这好几个月都没听到你的动静，你是不是又在搞什么新把戏?”说完，两人同时笑起来。

　　这件事对何炳棣很有触动，他后来回忆说：“可以想见，这才是胡先生不可及之处：对人怀疑要留余步;尽量不给人看一张生气的脸。” 何炳棣和哈佛有过几次不快的交往，所以谈到哈佛，他会不自觉地语中带刺，一次，在和友人谈到哈佛最近五年聘请的经济学人才不及芝大和哥大，何炳棣说：“这是哈佛习惯上的自满和学术上的近亲繁殖造成的。”旁边的舒尔茨先生(后出任美国国务卿)插话道：“哈佛确有自大自满的积习，也确有某段时间某一方面所聘请的人才不是一流的，但哈佛的优点是，知错必改，一旦事后醒悟，他们会不惜工本罗掘相关方面的杰出人才的。”何炳棣听了这番话，大为震动，说：“如此深刻、客观、平衡、睿智的话让我终身难忘。”由此，何炳棣懂得，有一颗包容的心才会有平和的态度，对他人的短处喋喋不休反而暴露了自身的狭隘和苛刻。

　　何炳棣先生与上海学术界、考古学界有着密切的互动。1997年，年届八十的何炳棣曾经应邀到上海进行学术访问，在沪期间他作了多次学术演讲。10月15日下午，他向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师生和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学者主讲了题为《华夏人文主义的渊源、特征及意义》的学术演讲。他引发仰韶文化等考古资料以及中国古文献，认为华夏人文主义起源于中原和华北的农村经济。华夏人文主义的特征是祖先崇拜和宗法制度，以人文取代神文，关怀人文关怀现实，关怀生命延续而又推己及彼，这是华夏人文主义中非常了不起的、高尚的美德。华夏人文主义的奠基人是周公和孔子。在未来的21世纪，弘扬华夏人文主义传统将大有裨于世界性难题的解决，也是现代化中国文明建设所不可忽视的。

　　何炳棣还先后参观访问了上海博物馆、上海浦东开发区、上海马桥镇旗忠村。他称赞上海博物馆是一流水准的历史博物馆。他看到浦东的巨大变化，十分感慨。在旗忠村豪华的文化馆和民居前，当得知很多外国元首和领导人也前来参观访问时，这位年已八旬的历史学家颇为激动。10月17日晚，何炳棣还游览了上海外滩。在沪期间，何炳棣还专程拜访了冯契夫人、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同学赵芳瑛。他称赞冯契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杰出贡献，再三叮咛老同学珍重身体。赵芳瑛向何炳棣赠送了冯契的文集和一帧相片。

　　何炳棣更晚近的一次访问中国大陆是在91岁高龄时，当时采访的记者对何炳棣印象极其深刻。满头银发的何思维缜密，言语之间逻辑性极强。他的记忆十分清晰，许多数字往往脱口而出，没有丝毫迟疑，甚至记得自己每一篇作品的发表日期;而对一些深奥的学术命题，则往往只用一两句话就可作出生动的说明。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学问广深如海的老人，依然保持着他个性的桀傲和对学术研究的较真。说到激动处，他会双手拍案，怒颜斥骂。而在谈到一个学术问题时，他特别用纯熟的英语强调了“温哥华”的翻译并不准确，差异只在一个字母的发音。一个半小时的长聊，何炳棣未显疲态。更衣赴宴前，特地问记者：“我看起来还行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高兴地笑了。

　　在推崇胡适学术成就之际，何炳棣也一针见血地揭示胡适之“短”：“我是从来不记日记的，日子总是平凡的多，哪有那么多可记的?胡适很有心计，几乎天天写日记，出了厚厚八大本。也许他是以日记来”用计“，所以不一定完全可靠。”

　　何炳棣个性孤介，甚至有点狂狷之气，却也心直口快，喜欢在文章与访问中臧否同时代人，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彰显了何炳棣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曾经对胡适为他题写的杜甫《羌村》三首前八句，十分称赞。他说胡适很是用心写，词好书法好。这幅书法一直挂在何炳棣书房，原打算捐赠给台湾胡适纪念馆保存，家乡建何氏三杰陈列馆，就把它捐给家乡了。对吴晗因写《海瑞罢官》，“文革”屈死。何炳棣感慨万千：这是太惨了!但何炳棣也不隐瞒他对吴晗学术上一些难以苟同之处。抗战时期，何炳棣和吴晗一起在昆明度过了西南联大的艰辛岁月。何炳棣说，吴晗古文功底很深，尤其对《资治通鉴》，几乎是精通。他的明史研究，得益于这些基础。但吴晗在昆明时不用功。那时他的一个亲戚就和吴晗住在同一幢楼，吴晗常常打牌。何炳棣还认为对吴晗不要“捧”得太高，要适度。

　　何炳棣无疑是学贯中西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但是正如何兆武在《上学记》里描述的那样，这样一个从小就立志成著名学者的人物，其目标性太强的学术生涯和日常生活，却也往往容易引起那些散淡人生的学人的某种不屑甚至不满。不过不管对于何炳棣的个人人格如何评价，他的代表性作品《明处以降的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等却是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著作。何炳棣经常引用美国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权威和创始人、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费正清说过的一句话：“中国要有五六个何炳棣的话，西方就没有人敢对中国史胡说八道了。”何炳棣说这当然有点夸张了，但是他们西方第一流的记者、学者错误都很多，我要有“三分随便”，早就可以打他们了。但是，在中国历史方面，能写过我的人很少了。我学英语，没有技巧，全部是用功学出来的。在清华大学时，天没亮就到草地上去背。

　　有学者在评论何炳棣的其人其学时这样概括道：“读其书想其人，何先生的学问生涯是完美的、令人羡慕的，却绝不是轻松悠闲的。出乎意料而又不难理解的是，何先生多用军事术语来描述其学术上的努力，如‘打进第一流期刊’、‘打进第一流学府’、‘打出’汉学‘藩篱’、‘打进社会科学园地’等等。中国史研究不能算是海外‘热门’学科，惟其如此，从事此一研究的多为优秀学者，加上资料丰富，学术自由，所以竞争激烈，欲达到国际最高水平确乎是一场战斗。

从少年立志到青年发奋，从壮岁苦斗到暮年再战，何先生敢于战斗、善于战斗、最终赢得了胜利。学者的战斗是一个人的战斗，辉煌的背后是寂寞、忍耐、甚至愤郁，何先生喜欢用的一个词是‘孤军作战’--但他所收获的，却属于全部炎黄子孙。中华复兴赖学术，战斗正未有穷期，何先生的回忆录召唤着更多的人来继续这种‘一个人的战斗’。” 何炳棣先生虽然已经驾鹤西游，但他留下的作品和人格，却必将激励着一代代华夏学人继续在中国历史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奋斗。

耿羽

大师 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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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谈何炳棣
《中华读书报》（ 2012年07月04日   09 版）

   “何先生的个性和爱国情怀绝对是纯真的。他儿子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他父亲留下遗言，要求把自己和太太的骨灰运回浙江金华安葬。其实他生在天津，可金华是故土，他父亲在那个地方。”2012年6月7日，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病逝于美国加州。乘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来北京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本报采访了与何先生有着30余年友谊的汪先生。从汪荣祖先生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何炳棣先生真性情的一面，以及他对学术的使命感和对故国故土的深深眷恋。

    读书报：前些年，大陆推出何先生的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很受读者欢迎。但也有学者指出书中“披露学界秘辛甚多，尤多引师友对他的恭维以自重”。请问您对此是何看法？在您眼里，何先生是怎样的一个人？

    汪荣祖：何先生学问极好，但脾气坏，得罪过很多人，他自己也知道这些。在文史方面的成就，我想没有人超过他（至少在海外的中国学人）。他的几部著作都是极重要的题目，而且取得极大的成果。可惜这几本书都是用英文写的，在华语世界的影响不是很大。举个例子，何先生是迄今唯一一个当选美国亚洲学会会长的中国学者。

    我和何先生最近20年来往蛮密切的，知道他怎么治学，他对学问有使命感，选第一流的题目，做第一流的学问。中国人口的数字很难精确，他的《中国人口史论》是第一部比较精确地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专著，用现在的话讲是比较科学的人口史。书中有很多重要的发现。例如，以前大家认为丁就是人头，但他发现丁是纳税人，这个就不得了，假如说丁就是纳税人，那整个人数是要多出很多了。伦敦泰晤士报曾发表社论介绍此书，这在学术界是很少见的。

    他的第二本著作《明清社会史论》从明清的考试入手考察明清社会流动，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所取得的成就。在西方，贵族永远贵族，平民永远是平民，很少流动。可是中国因为考试制度，相对而言流动性比较高。

    他在《东方摇篮》一书中谈中国文明的起源，引起很大纷争。因为西方人认为文明的起源在两河流域，但他说另有一个起源是在东方的中国。他写这本书非常认真，文明的起源涉及很多学问，包括土壤、气候、金属、科技等等。他告诉我，整个过程他认真地自修不是他专业的学科，以此来克服困难。除此之外，他还向世界第一流的学者们请教。他在芝加哥大学教书，经常直接去问一些有名的教授。帮助李约瑟写作中国科技史的王铃教授即是其一。王铃告诉我，何先生写这本书时经常打电话给他，他那时候在澳大利亚，何先生在芝加哥，一谈就一两个小时。

    这是何先生做学问认真的一面，也是我与他交往感受很深的一点。

    读书报：您刚才也提到何先生脾气不好，我看到一些人在文章中提到他批评许倬云的水平，骂张光直是汉奸等。

    汪荣祖：他为《东方摇篮》跟张光直有过辩论。他所谓的汉奸，应该是脱口而出的，他觉得当时张光直和美国人一起对付他，看他的自传就知道。他的自传写得很详细，可是很多外国人批评他，其中比较厉害的是说他有民族主义倾向。其实他的书里并没有这种所谓的民族主义，可是序里头有。这是他的脾气。他说你们说我有沙文主义（民族主义），我们中国人受你们外国人的沙文主义这个气那么久，我现在就是沙文一下又如何？这个话我觉得他不应该讲。

    实际上，这本书有相当的科学性，不能用沙文主义来否定它。我记得早在1962年，他在一次演讲中讲到做学问的方法：一方面要大刀阔斧（宏观），另一方面就是要有绣花针的功夫（考据）。所以他谈中国文化起源、社会流动这些大的问题，并没有忽略那些小的考据问题。即他所谓的多维度考证。

    许倬云的博士论文是先秦社会史论，何先生做明清社会史论。许也是用社会科学办法来研究历史，我相信他是受到了何先生的影响。我想何先生并不是批评他用这种方法，而是批评许用的史料不够。他觉得先秦的史料有限，但即使这些有限的史料，有很多许都没有用；用《史记》的百官人名表是不够的、《左传》应该好好读。不过，许倬云的这篇博论毕竟由史丹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何先生的说法当然有点夸张。

    我觉得何先生和人没有什么个人恩怨，所谓的恩怨就是他对人的批评比较直率。

    读书报：何先生曾作长文论证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合理进步，他晚年对此文的评价是“宁愿忘掉”。同样愿意忘掉的还有70年代和80年代初所撰有关中国资源和经济前景的一系列文章。”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汪荣祖：那时外界对中国的文革都不了解，何先生也是如此。1970年代的中国和外国隔绝了20年，当时有人说美国登陆月球的人比登陆中国的还多，因为当时登录月球的人有两个，而来中国的一个也没有。1970年代初他们第一批到中国。当时外国记者初到中国，对“文革”后的中国印象都非常好，说在中国看到了美国当年的边疆或清教徒精神。这给何先生的印象当然更深。有人说他受了骗，我觉得他是出自于爱国心。连对中国没有感情的外国记者都感受特别深，何况何先生这样对中国有感情的人了。他当时的一些言论，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他比较直，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讲。

    但他后来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也就有点后悔，不愿意再谈那些了。另外，他有一点受到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一位清华老同学的误导，老同学告诉他中国如何如何，结果他跑到国外去说。他在回忆录里头也很少提到这件事情，几笔就带过去了。

    读书报：能否谈谈您和何先生这么多年的交集和友情？你们最初是怎么认识的呢？

    汪荣祖：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读何先生的书，但没有见过他。当时我读明清社会史论，他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给我印象很深，后来许倬云、毛汉光等都是照他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的。

    我第一次认识何先生是在武汉召开的辛亥革命70周年（1981年）纪念会议上。我们一起去武汉的长江边玩时，他去灌了一瓶长江水，我给他拍了张照片。回美国后我把照片寄给他，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他不会用电脑，这封手写的信我至今还保留着。他说，当年波兰音乐家肖邦离开故国的时候，带了一袋泥土，他带一瓶水也是同样的意思。这是他对故土的真情流露。

    从此我跟他变得比较熟，当然还因为他从芝加哥退休以后，与我父亲都住在南加州尔湾，我每年看我父亲时也顺道去看何先生。这样来往就很多。那时候，我在美国跟他通电话也讨论学术问题，他对谈学问不惜工本，拿起电话就打。何先生不轻易赞美人，却说我文章写得好，我听了很高兴。后来，他有时候隔两年去一趟台湾，我们都有所接触。

    最近的一次是去年暑假，我又回去经过他那了，我们谈得也很好，还一起去吃了馆子。

    读书报：外界对何先生的印象是不太好相处，但据您的经历来看，何先生身上有很人情的一面。

    汪荣祖：人跟人之间是否能相处，似乎有一种“化学”作用，很多人怕与何先生来往，我们偏偏来往得很好。他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人，有一次在史语所，我看到他听李学勤先生讲中国古代文明，感动得流下眼泪。但后来他对李学勤也有一点不满，李学勤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而何先生很早就搞中国古代文明起源，自然也会涉及这些方面的问题。何先生的老师雷海宗早年受《竹书纪年》影响，反对董作宾提出的武王伐纣在西元前1011年之说，认为是西元前1027年。后来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也说武王伐纣是1027年，因此世界汉学界就把1027年说成是高本汉年。何先生说雷老师早在20年前就已经说了，应该命名为雷海宗年。他认为李学勤没有必要定一个新的年代，这也可以看到何先生的性格。

    他有富于人情味的一面。有一次他留我在家里吃饭，亲自烤鸡腿招待我，说“我平生很少亲自烤鸡肉给客人吃”。他烤的鸡腿味道的确很好。

    读书报：您刚才也谈到何先生对老师雷海宗感情很深。有一种说法说何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不是清华史学的正宗传人，雷海宗和蒋廷黻才是，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汪荣祖：他对陈寅恪很尊敬（他很赞赏我的《史家陈寅恪传》，原来还说要写一篇书评，可惜后来没有写成）。很多人不了解整个情况，就下这样的结论，好像他就完全站在蒋廷黻、雷海宗一边，否定陈寅恪。其实并非如此。他还上过陈寅恪的课。可是他确实说过，陈寅恪不是一个很完全的历史家。我想何先生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陈寅恪。实际上，陈寅恪属于传统的博学通儒，不像蒋廷黻、雷海宗都在西方拿了博士学位，接受西方史学的正统训练。陈寅恪承继家学，他到国外学习，也将重点放在学习多种外语，他能用一、二十种外文做研究。

    读书报：您在学问上受益何先生的地方多吗？

    汪荣祖：最大的受益就是他提醒我要做有意义的题目。他对我也有所批评，比如我做中国近代研究，尤其是章太炎、康有为的研究，他说没必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做这些人物，而应该做更大的题目。这当然有促使我反省的作用。

    后来我也自我检讨，觉得我与他在史学研究的想法上有些差异。何先生最主要的特点是拿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而我一直觉得历史学不可能很科学。我不赞成后现代的理论，但不否认它有启发性，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历史要讲究叙事。何先生的文章也罢，书也罢，大部分都像是社会科学报告。我比较重视叙事，他也看重我这点，希望我来帮助他润饰文章，尤其是后来用中文写作的时候。他晚年把重点放在先秦思想上面，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颠覆性的创见，比如他认为孙子是中国思想史中最早的私家著述，而老子只能排在后面，这样就把整个先秦思想的排序颠倒了。

    他生前写的最后那篇文章其实是旧文章的新写，增补了大概10页，讲司马谈、迁父子与老子年代的关系。那时候（大约是5月份）他已经在病榻上，因为不会打字，他用手写了10页，叫儿子何可约扫描了传给我。他又另外附了一封信，让我帮他整理润色；还说“你是不是答应？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帮我做这个事”。我很快整理了出来，用Email传过去。他看了很满意，只发现一个错字，可约传回来给我，后来就没消息了。6月6日晚上，可约打长途电话来，我才知道情况很严重。可约告诉我，说他父亲已经在支撑生命的机器上面；他们决定晚上把这个拔掉，因为已无望。但何先生的生命力很强，直到第二天早晨7点钟，何先生的心脏才停止跳动。

    后来，何可约写了一封很长的英文信寄到中研院，告知他父亲过世的情况。中研院发给大家，我也看到了。信里还提他最后请我整理文章的事情。我能及时帮何先生完成他最后一篇文章，拜Email之赐也。

    读书报：何先生早年用英文写作，晚年改用中文写作，研究领域转向了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明的源头上，这种学术转向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

    汪荣祖：据我所知，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对当前很多思想史研究，尤其古代思想研究很不满意。

    读书报：也包括余英时先生？

    汪荣祖：他对余先生是有批评的，余先生也知道。他说最主要的原因，是那些研究思想史的人没有先在制度史方面打基础，比较空泛。何先生以前做制度史，再回来做思想史，他觉得有重大发现。有了重大发现，他就拼命钻下去。我觉得他这个工作没有完全完成，根据他对中国早期思想史的研究，我想可能要重新改写中国思想史。他研究老子、孙子，认为先秦诸子的思想发展到法家，已变成严酷的专制、集权思想。所以，秦始皇以后中国2500年的专制是有渊源的。老子、庄子，过去大家都以为是道家一派，讲究无为，现在很多人甚至认为他们是自由主义者。他不这么认为，觉得老子讲的是一种非常厉害的治术，要控制老百姓的思想。

    读书报：愚民思想。

    汪荣祖：一方面是愚民思想，另一方面又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即先给一点甜头，然后把人整个地控制住，是专制思想的渊源，比法家更阴深厉害。

    本报记者  陈菁霞

沙野

：“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诗名画手皆奇绝”的五代诗僧和书画家贯休，宋代抗金名将宗泽，南宋“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吕祖谦、陈亮，金元四大名医之一的朱丹溪，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明清之际东渡扶桑传经授艺、被日本尊为“篆刻之开祖”的东皋心越禅师，清初戏剧家、人称中国莎士比亚的李渔。近现代，有国画大师黄宾虹、张书旗、吴茀之、张振铎，新闻学家、一代报人邵飘萍，史学家、教育家何炳松，现代思想家、文学家陈望道，文坛理论家冯雪峰，历史学家吴晗，著名诗人潘漠华、艾青（他是我国自由诗成就最高的诗人，被誉为和聂鲁达、希克梅特并列的现代世界三位伟大的人民诗人），当代摄影大师郎静山，杰出科学家严济慈、蔡希陶等。他们的功绩、成就，彪炳于史，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财富。

http://www.jinhua.gov.cn/art/2011/10/18/art_106_1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