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经纬（人类学者） 时间：[url=]
2011年04月30日[/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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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以载史———20世纪前期德钦政治的历史民族志》，刘琪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3月版，32.00元。
德钦，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南延，横断山脉中段，“三江并流”腹地，主要包括金沙江与澜沧江之间狭长的山地与河谷，藏语意为“吉样如意，和平安宁”。即便其有壮丽如“梅里雪山(卡格博峰)”、著名如“茨中教堂”、丰富之民族文化，我曾两赴滇西北，却憾未到访。不过刘琪博士的《命以载史———20世纪前期德钦政治的历史民族志》为我们展开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前一幅西南山地人群，文化与社会互动的画卷。
这片两江之间狭长的地区，沿澜沧江自南向北分布着一些大大小小的滩地和坝子，虽然面积不大，但这些滩地与台地很容易成为这条“茶马古道”上重要的集散地与驿站。自清代中后期，控制滇西北的木氏土司势微之后，当地生活的本地家族渐渐崛起，依靠在19世纪清政府在横断山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建立的军功，三个家族成长为地方上最大的三家土司，分别是禾家、吉家和桑家。
由于这一区域独特的地理特征，几乎所有的聚落都沿江而住，最多进入流域较短的上级支流台地，造成该地区独特的政治格局，每一个土司与其他土司的领地都是线性连接，表现为最北端的佛山、中间的云岭和最南端的燕门，三个乡分属三家土司控制。每一个土司控制自己领地内的若干村落，以及寺院；在土司的领地与领地之间，有山脉构成的天然屏障隔开。与此同时，该地行政意义上的政治中心升平镇则位于佛山与云岭之间，澜沧江某条一级支流上。二十世纪早期的当地人用“三乡一镇”概括了德钦当地的基本政治建制。
这种地理在两个层面上决定了德钦的历史与政治：一、自南向北的通道位置，在历史上便使其无法形成一个封闭的世界，注定加入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脉络当中；二、狭长的地理特征与有限的川地，使任何一个地方首领都无法建起其更大的、跨地域的“霸权”——— 自己的领地和人口本身有限，每一个土司领地之间都有山脉相隔。
这样两种预先存在的条件，使得我们对“20世纪前期德钦政治的历史”有了最初步的印象———这不是我们站在“华夏中心观”视角下想象的偏远山区，而是文化、物质沟通的重要通道。生活在当地的人们，不是被动卷入时代漩涡的惊醒的“桃花源遗民”，而是试图主动把握自己未来的命运主宰，尽管很多时候，将如我们看到的，许多雄心壮志的当地人的确通过与各方(外来)势力结盟，来打破地方局势那种微妙的平衡，而这事实上，就是当地历史延续的脉络所决定的。
从较早的吐蕃与南诏王朝在该地区的拉锯，到藏传佛教“后弘期”以来该地区政治—文化上的变迁，再到元明以来木氏土司的盛衰，以及清代后期“杜文秀”起义的浪潮等等，形成了以藏人为多数，包括纳西、回民、傈僳、外来汉人为少数的人群格局，这些历史与文化的细节，都如同澜沧江的支流，错落有致地缓缓汇入这条蜿蜒的长河。
土司与挑战者
故事的开始，19世纪后期，随着天主教势力向滇西北的渗透，一股新的力量加入到这条自古就已存在的通道中。沿着澜沧江，紧邻德钦北部的四川巴塘盐井地区，不满新势力侵入的寺院和民众先后两次爆发了“巴塘教案”，驱逐传教士的风潮和人流沿江南下，涌入德钦，继而酿成“维西教案”(当时德钦属维西)。据说在清政府的“平乱”过程中，受当地翻译赵天赐的挑拨，官军诱杀了被认为暗中支持叛乱的土司禾文耀。从此，以世系土司为代表的土著与住在升平镇附近，没有土地所有权，依靠商业、马帮运输业等发家的外来者之间的争端点燃，绵延了将近半个世纪，余波甚至影响至今。
20世纪之初，当辛亥革命的浪潮传递到了澜沧江谷地一隅时，早先埋下的罅隙进一步崩裂。来自省城昆明的唐继尧和大理镇守使罗树昌这两股对立的势力，成为德钦争斗双方借重的外援。得到地方叛乱势力罗树昌支持的赵家，成为德钦民团大队长，站在他一边的还有较晚开始居住在镇上的海氏和马氏回民家族；而另一边的则是包括禾家、吉家、桑家在内的土司家族，他们需要的是来自省城更大军阀的奥援。在这一回合的斗争中，得到唐继尧堂弟唐击麟支持的土司一方取得胜利，赵家长兄被杀，二弟流亡，向德钦北部盐井的贡嘎喇嘛借兵，再次获得与土司家抗衡的资本。
随着军阀割据，时局趋稳，当外界力量的渗透努力开始缓和后，地方世界中矛盾的双方也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另一个属于外来者但依附土司的王家出任民团队长。不过此时，同样作为外来者的政府驻德钦独立连，却主动破坏了这种平衡——— 继续“做大”挑战国民政府权威的禾家掌门禾尚忠被军队“宣布罪名”后枪毙。
虽然禾尚忠之死几乎导致了地方的全面变乱，但由于国民政府的弹压，局势稍稳。随着禾家的衰落，德钦三家土司中的另一家吉家，开始步步崛起，替代禾家成为土著力量的代表。另一方面，曾经与赵家结盟的回民海家也在民国时代中期脱颖而出，这归功于家族领袖海正涛在云南讲武堂的经历，以及时代的变革。这时德钦地方对立的双方变为土著的吉家土司，以及依附土司的王家，与远方归来的海家、隐忍待发的赵家之间的对立，而本质上，仍是前者的土著，与后者的外来者之间的高峰对峙。
新的抗战背景之下，由于缅甸战事有着向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渗透的趋势，使地方上的争斗又披上了“全球化”的色彩。战事的起伏，也使得海正涛的权力与生命历程，几经跌宕；同时在双方角逐的微观层面上，新的力量——————进入了德钦地方的舞台。这使得海正涛表面上卷入了时代的洪流，升到波峰，又最后滑落谷底的命运，实际上依然嵌入了地方历史“二元格局”的深层结构。
抗战胜利后的短暂时期，作为本地力量代表的吉家和王家，收获了他们最辉煌的时代：击溃了倚重外来力量(军阀与共产主义双重色彩)的海家，驱逐了多次挑战土著权威的赵家后裔，而原先最杰出的禾家，也由于家族核心“招赘”，被外来家族“徙夺”，退出了地方竞技场。然而，他们却不情愿地发现，最终随着解放军一起进城的队伍中，还有赵家不屈的后辈。这似乎又让人想起了19世纪后期那一位为清军提供语言服务的赵天赐。只是现在，土著与外来者的后裔，都必须要坐在政协会议的会场，共同商讨德钦的未来，不论他们私下有着怎样的嫌隙。
历史的结构
说完了这个精彩的故事，在该书最后的总结部分，作者照例应该尝试跳出德钦，与更大的学术体系进行对话。然而，不论是“国家V S.地方”的模型，还是“乡村—城镇”的结构，似乎都无法很好解释深藏于“性命所载的历史”背后的“深层结构”。
其实作者多次引用、却一再擦肩而过的《向修昔底德致歉：历史既文化，文化亦历史》(马歇尔·萨林斯，2004)一书，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线索。该书中，萨林斯重点提到19世纪中期斐济群岛，发生在两个主要王国巴奥和雷瓦之间的严重冲突，这可以说是二战之前太平洋地区发生过的最大规模战争。“莱瓦利塔(酋长1)的母亲是雷瓦国王的姊妹，他就以神圣外甥的名义成为巴奥国内的雷瓦一派；而卡考鲍(酋长2)则是一个巴奥本国的V asu(姊妹的儿子)，他的母亲属于古老的巴奥王室，使他成为当地最高地位的酋长，并拥有不可分割的王权。由于这些血缘关系，巴奥与雷瓦间的嫌隙超出了手足之争，成为血缘集团之争，对整个斐济群岛统治权的争夺加剧了后者对前者的仇恨。”事实是，岛屿结构的地理-政治，使得人们在不同岛屿中通婚，每个野心勃勃的酋长背后，都有来自不同岛屿的族人作为后盾。所以要理解斐济群岛“政治”背后的结构因素，就要将任何所谓的“偶然性”事件(如仇杀)，放到更大的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文化-社会结构中去考察。
那么对于“三江并流”之地的德钦，之前提到的狭长的澜沧江河谷，为地方政治戏剧提供了演出的舞台。历史上的每一次人口移动，都在“通道”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吐蕃与南诏的拉锯，使该地区大部分(包括土司在内)土著居民都认同自己为藏民；蒙古对南诏的征服，将回民引入了这个地区；明代木氏土司对滇西北的经营，表现在禾家对自己与木氏渊源的强调；民国以来地方军阀控制德钦的企图，必须借助本地镇上有野心的家族。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何时，所有当地的力量都能分裂成对立的双方———相对较早到来的定居土地所有者/相对较晚到来的移入者。诸如三家土司这样的较早定居者，拥有德钦几乎所有的土地所有权，而相对较晚来到的赵家与海家等，只有依靠工商、运输业起家，并集中住在镇上。任何试图加入地方博弈的外来力量，都只能选择其中的一方作为自己的当地人，并由此通过激烈社会冲突的形式———性命相搏———融入地方社会。但当我们从一个更长时段的动态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会顺利地发现，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所谓“国家V S .地方”的问题，也不是“野性的边疆”，而是一个不断“重现”的社会整合过程。
三家土司中，只有禾家强调自己与木氏土司的联系，然而，这种差异在面对崛起的赵家和海家时，不再提及。当杜文秀起义之后，出现在升平镇上的回民，成为地方权力的角逐者后，他们选择与三家土司之下社会等级较低的权力觊觎者结盟——— 令三土司同仇敌忾。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争斗后，双方从桌面上的对手，变成了一个桌上开会的“参事”，而一旦更新的外来者加入到这一动态格局中后，早先的“外来者”与“土著”身份鸿沟，又将进一步弥合。由此，我们也能设想禾家最初崛起所走过的历程。
每一次新的加盟者，都以激烈而戏剧化的方式加剧了当地既有的裂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另一方的整合。这种分裂-重组的社会建构方式，如同DN A双螺旋结构的解旋与复制，几乎是所有社会更新发展的动力机制，这在通道结构中展现得尤为清晰。而正是这种“深层结构”决定了德钦的历史与政治，也决定了那些“卡里斯马”式英雄人物的命运。从更大的层面上看，那些“以命载史”的人们，更像是被解旋酶解开的A TP链，他们以自己的离开，给社会链条的建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而这更符合决定“20世纪前期德钦政治历史”的深层文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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