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公明 发表于2东方早报 012-03-31 23:16
3月23日的北京，虽然是大晴天，风却刮得很猛，沙尘和纸屑在空中旋舞，似乎是对展事“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一种暴怒的回应。在这时读到赫伯特·里德的这段话是很有意味的：“艺术始终是社会活力的刻度表，那不断移动的指针记录了文明的命运。一个明智的政治家应该紧盯着这张表，因为它比出口下降和货币贬值意义更加重大。”（见《让文化见鬼去吧！》序）可惜，盯着这张刻度表的政治家并非都是明智的。
我们今天的艺术批评课程中，赫伯特·里德爵士的著作恐怕已在阅读书目中消失了。回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里德的《现代绘画简史》（刘萍君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10月）是我们进入西方现代艺术殿堂的导引，很快被视作学习西方现代艺术的圣经，该中译本的第一版就印了两万册。后来我们有了贡布里希、格林伯格等等之后，里德似乎逐渐消失了。尽管他的著作中译本仍有出版，如《艺术的真谛》（王柯平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现代艺术哲学》（朱伯雄、曹剑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但是里德的时代再也无法重新回来了。
最近读到里德的文集《让文化见鬼去吧！》（张卫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该书2002年“劳特利奇经典版导言”说，英国艺术界对里德的兴趣复苏始于1993年，但是这种复苏的原因大家却语焉不详。这篇导言倒是对曾被称作“现代艺术的教主”的里德自1968年去世后很快淡出人们视野的原因作了多重分析：他晚年对现代艺术日趋平庸感到失望，他的批评声音显然也使现代艺术界对他感到失望；他的死亡给他的反对者提供了机会，这对他来讲显然是不公平的；另外，马克思主义批评模式对他的排斥、新的视觉文化形式使里德的观点显得不合时宜，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历史学家对里德的排斥和他们之间的分歧。虽然里德在某些方面赞成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观点，如在本书序言中他说“我赞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艺术形式、艺术功能之社会根源的分析”；但是他与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又有更多的分歧，他强调个体的作用、身体的重要性，更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信念。
不管他被排斥和遗忘的原因还有哪些，他的复活却带来了更大的思考空间，从现代艺术延伸到艺术与政治之间的激进与敏感的地带。“经典版导言”指出，《让文化见鬼去吧》是里德上世纪三十年代批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的续篇，是他那活跃、激进的另类主张的延续。因此“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将《让文化见鬼去吧》中的许多文章当作奥威尔小说《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的政论版加以解读。两位作家有着同样的恐惧：所有的意识形态，无论来自政治上的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全都不可避免地通向了摧残人性的社会形态。有鉴于此，里德试图指出另一条路线，一种‘非政治之政治’——他指的是一种社会生活，在这种生活当中，个体无需让自己屈服于社会潮流或外在的意识形态。”他强调，艺术家的成长最需要的是三样东西：欣赏、赞助和自由（见《集体性的赞助人》）。当然，我们不会认为这三样东西的分量相同，如果没有了自由，欣赏与赞助将无以立足。里德秉持自由主义的信念，反对一切形式的文化控制，他认为“我们可以断言——不仅是根据广阔的现代实验，而且是根据更广阔的人类演化的实验——只有在一种自由的气氛中，艺术才会茁壮成长。”（第71页）他还深刻地揭露了艺术与政治之间存在的共谋：“在专制统治中，艺术家可能会大量涌现，并且大多数独裁者都意识到了历史评价的重要性，而试图编织一件文化的外衣来掩盖他们的罪行。”（同上）他通过一位俄国观察者的目光看到许多艺术家为了追逐政府奖项而“不得不操一口政治术语，传达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思想”（第70页）。因此，在自由与专制之间的搏斗中生长的艺术就必然带有多重的性质和价值观，他坚信历史会作出选择和淘汰。
里德的文化观充满激进的批判性，他不仅批判纳粹极权主义文化，而且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的劣质性，他指出：“整个资本主义文化就是一块巨大的装饰板：表面的精致掩盖着实质上的廉价和劣质。让这样的文化见鬼去吧！尽管把它扔到垃圾堆和火炉里去！让我们来创造性地展示民主所带来的剧变。”（第28页）进而，“我认为强加在大众头上的文化机构是极度沉重的负担——让这样的文化见鬼去吧！”（第75页）他的文化批判其实是建立在他的自然生长观和无政府主义信念双重基础上的，他所谓的“这样的文化”的核心就是剥夺了自由和自然生长的权利的文化。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些文化机构是“极度沉重的负担”，这对时下某些“文化建设”是一剂泄火清毒的良药。
谈到清火良药，可以接续的是刘克襄的《岭南本草新录》（海豚出版社，2011年8月），他写的是岭南与台湾地区的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勾起了我的些微记忆。野菜是宴席上的新宠，现在城里人所谓吃野菜，是为了尝鲜或养生。过去穷人吃野菜是为了活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大饥荒中，很多农民连野菜也吃不上。在我的读书印象中，最早知道穷人与富人吃野菜的区别是小学时候读《欧阳海之歌》， 书中有一处说富人有时也会吃点野菜尝尝鲜。后来在客家山区当插队知青，在山涧边上常有一种当地人叫“滑结”的野菜，长条状、末端卷曲、色暗红，可以炒吃，味略涩而口感油滑。在自然中采集不知名的野果而吃的经验，唯一的一次是在澳大利亚中部的灌木林区，在几名土著妇女的带领下采集那种黄色的小野果，她们可以作为口果食品来吃，而我吃了几颗就感到舌头发麻，不敢再沾口。
有些花草植物在地方民俗中一直有食用的习惯，但没有这种习俗的另一地区的人，却需要自己去尝试摸索，这也未尝不是一种生活中的自我发现。在 “木棉花”一节，“木棉花可以食用吗？”这个问题，对广州人来说不是问题——我们所谓的“去湿粥”就是放进了木棉花来煮粥，当然，也可以煮汤、煮糖水。我还回想起一个有趣的问题：上世纪七十年代广州生产的最大众化的自行车是“红棉牌”，但是广州人最心仪、羡慕的，是上海的“永久”和“凤凰”，因此“红棉牌”又有一个带有贬义的称呼：去湿粥。这足以说明食用木棉花很普遍。作者在台北却产生了“这花蕊合该是可食用的吧？”的问题，后来听了香港友人的食用方法，才如法炮制。后来又发现，原来台湾花莲的阿美族人也有自己的食用方法，他们还懂得以中药的观点来看此物药性良好，可以治病（第19页）。
另外，书中谈到广东人的凉茶铺卖野葛菜水，说：“走在香港和广东的街道，常看到野葛水在凉茶铺贩卖。……此一野菜不只可制成茶水。在香港的几处市集，也有现采的野葛菜在贩卖。广东人很喜爱买回去，慢火熬炖，做成绵密的煲汤。可见此菜在广东人心目中的地位，更逾越了其他草本。”（第74页）其实，广州的一些经营规模较大的凉茶店里不仅有野葛水，还有野葛鲮鱼汤，非常鲜味而又清火去热。可见各地的生活习俗与自然植物的关系是一种文化传统，当我们面对自然植物的时候，除了要有植物学的知识，民间文化传统也是不可忘却的。作者在这些方面作了很多努力，非常善于向菜农、小贩学习，因此书中关于野生本草的知识里也包含了丰富的地方文化知识。
作者谈这些草本的食用之途，文字大体上都很简捷、朴实，但是与美食搭界的时候，描述的文笔时会变得更生动和更形象。如关于“越南香菜”，在“我相当喜爱的牛肉河粉，较地道的，往往也会添加剁碎的葱花和越南香菜，增添色泽和提味。当然也不止它，熟稔的九层塔都在旁伺候，让这碗河粉更充满清新、多元的饱满绿意”。而“很多女生偏好浓郁的‘虾酱米粉’，仔细瞧，汤头里可能也有剁碎的越南香菜，跟柠檬汁等一起，和着虾酱搅拌入汤，提升了整碗米粉的内涵。吃着时，便充满顺口的咸香。纵使天气再热，味蕾还会被清楚地开启”（第83页）。这些文字实在是准确而富于诱惑。我相信作者写到这些的时候一定也是齿舌生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