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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H.L.皮纳 著 康 慨 译 《 书摘 》（ 2012年01月01日）

    征服希腊之后，罗马便仿佛灵魔附体，拜倒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之下。数量巨大的希腊图书流入罗马，起初是战利品，未几，希腊书商也来到罗马。他们集出版商和零售商于一身。

    这些出版行很快便显出有组织生产的迹象。为求大批量进行作品复制，出版商们募集了一支经过特殊训练的员工队伍。奴隶也被役使，专务此工，从已知的名字来看，他们多为希腊人。工人难求，且代价不菲。若集齐整组抄工，所费资本相当可观。贺拉斯谈及购奴行家应为“粗通希腊语”的奴隶花多少钱时，颇显精明。依塞涅卡所述，一个“识字的奴隶”(servus literatus)，通常市价为十万塞斯特斯(约合一千金英镑)。奴隶们接受的书法教育，甚至始自幼年。而工薪通常很低，在早期几个皇帝治下，还要更为低廉。此后，工薪水平才得以提高。戴克里先皇帝曾颁布法令，将一百行上品抄作的最高工价，调至二十五迪纳里厄斯(约合五个半金便士)，次级工价为二十迪纳里厄斯。据说，女奴隶们也是老练、灵巧的抄工。

    商业化再生产的运行方式，需众多抄工同时工作。尚难确定的是，究竟是口授内容——这很有可能，还是抄工们均分原稿。一个有序运营的出版行，可在几天之内，便将一本新书的数百册抄本投入市场。

    尽管批量生产，且薪支低廉，但成本仍然居高不下。首要原因在于，对熟练抄工的必要投入，导致资金支出巨大。出版商强调工作速度，分秒必争，多快好省，也就不足为奇。然而一味赶工，往往造成抄工笔下出现种种粗疏之误。作者们怨声载道——读者同样叫苦连天，对抄工愚蠢笔误的指责从未停息。西塞罗对此七窍生烟，竟怒责以“满纸荒唐言”。若某册拉丁文图书错误连篇，那么想必其抄工乃希腊人氏，对这门外语一知半解。西塞罗曾对其弟抱怨：“我已经不知道该去哪儿找拉丁文图书了，市面上的抄本太马虎了。”

    敬业的出版商会雇请特殊读者校阅，以求核定笔误。一些附带勘误的纸草纸残卷幸存至今。作者也格外注重其作品的精校抄本。西塞罗曾禁止其出版商和友人阿提库斯发行其《论至善与至恶》的未校对抄本。阿提库斯非常大度，他甚至给西塞罗提供额外校订，因为后者在最后关头发现了自己的一处笔误。对给赞助人或特殊友人的赠阅本，西塞罗会亲自审校。

    然而不只是作者，买书人也对版本是否精确锱铢必较。购买古本或珍本时，他们会请专家(文法学家)鉴定。由于抄工有时会因粗心或偷懒，遗漏部分文句，所以要对照标准抄本，核正行数，并在送鉴图书中标示。此类行号可见于赫库兰尼姆的纸草纸卷。行数亦作为基准，用以计算抄工的薪金和零售价格。

    关于每版图书的发行数字，现存少许不甚明确的线索。小普林尼有一次提到，某一版本的发行数为一千。不过，此书似乎只是作为礼品，分赠友人与熟识，或许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私印本。另有一信，可提供更多信息，在信中，西塞罗要求其出版商阿提库斯，在抄本完成后，再作若干修正。但即便此信，亦未提供确切数字。需校改的作品，乃为利伽里乌所作的著名的辩护词，由阿提库斯出版。在这篇演说中，西塞罗犯了个尴尬的错误，误提了某人。当有人提醒他注意此误后，他便请阿提库斯在所有抄本中，将此人名字删除。信中还特别提及，此事应交由抄工法纳西斯、安泰乌斯和萨尔维乌斯完成。如果要特别指定三位抄工，来承担如此轻微的改动，那么该版本的产量一定很大。

    许多作家笔下，都有对成功作品的记述，它们不仅在罗马本城售卖，亦远销至罗马帝国各个行省，这同样表明了它们的丰产。

    提及瓦罗那部伟大的画传时，普林尼说，它已行销于世界最边远的角落。贺拉斯也自豪地表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在高卢、西班牙、非洲，以及庞大帝国的其他地区，到处都有人传诵他的诗歌。他预言，《诗艺》将成为世界畅销书：“这样一本书，将跨过重重海洋。”普罗佩提乌斯自夸道，即便在北方的寒邦冷国，他也已大名鼎鼎。奥维德则在遭流放期间自我安慰：“我写的东西，从东方到西方，遍及全世界”，“我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作家。”后来的马提雅尔也说过同样的自命隽语，还有一句：“我的书在罗马人手一卷。”另外，他还说：“在美丽的维埃纳城(多菲内)，我的读者包括青年男士和老翁——甚至还有女士们。”“公共图书馆数量众多，即使在小镇上亦可得见，它们和藏品广博的藏书家们一起，购入了大量图书。需求如此强烈，发行量若小，恐怕难以满足。

    对所有卖掉的书，以及所有送掉的赠阅本，均留有精确记录。至少阿提库斯曾在自家铺子里如此行事。

    可见，图书业的发展已相当可观。但尽管如此，仍然无法断言，出版商们会像今天一样，提前确定某一版次的发行数量。首先，对无名作者，他们只能推出数量有限的抄本，以评判该书效果。自帝制时代起，朗诵会已成惯例，多在公共场所举行，可做大众兴趣之指南。贺拉斯曾取笑说，诗人们在澡堂子(thermae)里为众浴客吟诵自己诗作的习惯，实令洗澡的人坐立不安。佩特罗尼乌斯所著《萨蒂利孔》，乃一部关于浪游和粗俗行为之无与伦比的小说，书中有个夸夸其谈的蹩脚诗人欧默尔普斯，竟到公共画廊里，高声朗诵自己的诗作。群众表达反对意见的方式是：乱石将他打跑。

    很显然，有时出版商们不会一开始就推出整部作品，而只是一部分，以观后效，此后再将其余部分付诸出版。

    第一位青史留名的出版商堪称人杰。此人便是阿提库斯，西塞罗的朋友。身为富有的豪门显贵，他集高尚的文化底蕴和敏锐的商业才华于一身。他以庞大规模经营图书，大量雇佣奴隶或自由人，亲自指导其工作。科内利乌斯·内波斯曾为阿提库斯作传，说他拥有的奴隶中间，不乏受过高等教育之人，以及许许多多的抄工。他不仅出版西塞罗的作品，也为其他作家出书。他还兼做书商，既零卖，也集为文库，整体出售。他出版过瓦罗所著的画传，其制作过程，不仅需要宽房阔室，以利书写，亦须备置其他工具，用于数百幅画作的商业化复制。他的生意网延展广阔，可助西塞罗在雅典和希腊其他城市，发行关于就任执政官经历的专著。除阿提库斯外，必也有其他出版商在罗马开展业务，如西塞罗便曾向他提议，要他独揽自己全部演说的出版，因为阿提库斯已在《为利伽里乌辩护》的销售上取得了辉煌成功。

    在奥古斯都时代，经由旗下最伟大的作家贺拉斯，索修斯兄弟也流芳百世。

    公元一世纪下半叶，首屈一指的出版商非特里丰莫属。马提雅尔乃世界级畅销作家，特里丰或许出版了他的大部分作品。昆体良的《雄辩术》亦由他出版。在此书前言中，昆体良自命为得力作者：“有你日复一日的驱策，我终于着手准备，将我论雄辩术的作品付诸出版。”出版商应成为作家的顾问和帮手，古罗马如此，今日亦然。在这封代作前言的信文最后，昆体良将作品交到了“他的”特里丰手中。

    这样的信文表明，在作者与其出版商之间，已存有基于互信的真正理解。

    纵览整个古典文献，亦未发现作者对出版商有一字不敬，甚至那些本在其他场合尖酸刻薄的讽刺作家、讽刺诗人们，也是如此。所以，对其事务得到的打理，作者们必已心满意足。这却无法阻止他们偶尔面露诡异微笑，指出出版商拿他们作品做的生意何其出色。贺拉斯述及可大获成功的作品时，便语带讥讽地做了一番比对：“这样的书才能使索修斯兄弟(他的出版商)赚钱，作者赚名。”马提雅尔总是入不敷出，不免对出版商用其作品赚钱心怀恼恨，故在其《铭辞集》中对此耿耿于怀：“纯良读者肯花四个塞斯特斯，买一卷我全部《礼辞》的大合集。说实话，四块钱实在太贵。两块钱足矣。即便如此，我的出版人也能美美地捞一大笔。”如果所言不虚——确也无人质疑，那么出版商所得利润，必定超过百分之百。现代出版人回望过去，恐怕要徒然悲叹生不逢时啊!

    正当出版商们积聚早期财富之时，罗马的作家们一如其希腊同行，仍不得不满足于尤维纳利斯所说的“虚名”。古代作者从未能在出版商的帮助下，以其作品获取酬金，而这在今天，已实为定例。

    罗马的法律涵盖了生活中一切细枝末节，唯独不闻版权保护。无论如何，在法律著作中，实际上在所有古典作品内，皆未发现与此有关的蛛丝马迹。尽管古代作家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抱怨作品被盗取，署名遭滥用，却终不见他们提及是否有过、或怎样进行过自我保护。这种疏漏，以及法学家们的沉默，只有一种解释，那便是对此类损害知识产权的行为，法律无所作为。

    西塞罗曾致信阿提库斯：“你是否要违背我的意愿，来出版我的作品?即便赫尔墨多鲁斯，亦不曾如此行事。”(此人乃柏拉图的弟子，曾拿老师的著作大发横财，在古典时代声名狼藉。)西塞罗没有说：“如果你违背作者意愿，出版我的作品，便将触犯版权法，”他只是以道德理由，诉求于友人。对西塞罗这样的律师而言，要想摆出法律依据，本该易如反掌。

    马提雅尔抱怨，其作品遭到各种人盗用，而他的名字众所周知，亦被用作招牌，推销一文不值的仿作。他将剽窃比作抢劫——却不曾威胁采取法律行动。当今所用的剽窃(plagiarism)一词，始作俑者正是马提雅尔。

    面对剽窃者和书商，盖伦也曾有过此种不快经历。在无数医药论著之外，他还发表过数篇文章，述及这些人的不齿行径。作为原则，对病患的诊查结果，他曾长期不予发表。别人便抄录他的笔记，公之于众，部分署以假名。他没有选择，只能自己出版可信的版本，以免谬种流传。

    对此类知识盗用所引爆的无力反抗，这只是少数几例。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作者怨及法律保护的缺失。

    尽管如此，或许仍然有人认为，作者们得到过某种承诺，借此可以从出版商对其作品的销售中，分得部分利润。可情况实非如此。

    为利伽里乌的辩护演讲大卖特卖，令西塞罗大喜过望。但若认为他有意谋财，则有失公允。西塞罗对此只字未提。在他与阿提库斯卷帙浩繁的通信中，亦从未流露此意。信中虽然经常讨论财务事宜，却找不出假定他有意分利的最细微证据。相反，对某本作品出版所需的开销，他实际上还曾自掏腰包。

    尽管出版商果真拿走了所出图书的全部利润，他往往也得承担生产的风险。西塞罗曾劝慰阿提库斯，因后者有一部分《前柏拉图学园》砸在了手里，从而导致亏损。

    由于出版商只能承担一定数量的抄本生产，无力再多，因而作家们使用多个出版商，将其作品推向市场，也便似无不妥。马提雅尔曾提及，除特里丰外，其出版商还有塞昆都斯和阿特莱克图斯，后两人同时为他出同一本书：《铭辞集》。不过，不同出版商所出的版本，装帧或许也不尽相同。明确规定塞昆都斯售卖羊皮纸袖珍版，而阿特莱克图斯发行常规的纸草纸卷轴。

    与今天一样，在古代罗马，图书往往是宴饮日里受人喜爱的贺礼，既有经典名著的廉价版，又如今人所言，有所费不菲的豪华版。马提雅尔留给我们一份短短的书单，上面就是这类图书，他在上面题写献辞。想必您会认为，他挑的都是最流行的作品，没错儿，那些作者的大名足以确证。

    遇有当红作家，也有出版商们利字当头，甚至不惜假冒。他们拿来无名之辈的作品，标上名家的大名——此类仿冒品中，有一部分至今仍在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文献学者独具慧眼，屡有识破。

    没有记载表明，在民主时期发生过国家侵犯文学自由之事，及至帝制时代，暴君们独揽专制大权，若以为作家和出版商此时谋生更为不易，便实在过于轻描淡写了。

    (摘自《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定价：27.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