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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 2012-05-12 23:08

　　《2011西部国情考》中择出两章，即《走进香巴拉》、《天路通拉萨》，合计二十篇，连续刊载，以飨读者。


　　编者按：去年春夏之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一凡先生，驾车考察了中国西部十省区，历时三个月，行程两万公里。途中他边走路、边读书，撰成《2011西部国情考》。此处择出两章，即《走进香巴拉》、《天路通拉萨》，合计二十篇，连续刊载，以飨读者。

　　4月4日周一：大理180公里至丽江，晴间多云，8-22摄氏度，过桥费18元，加油190元，93号油7.38元

　　六点闹铃响，起床淋浴，边洗边叹：今后两个月，再难享受四星级洗浴了!打开电脑，回顾近二十天进展如下：

　　我自3月14日离开海口，先后用三周时间，驾车考察了桂、黔、滇三省区。所经之地，多为壮、苗、瑶、傣聚集地，兼有哈尼、景颇、拉祜、布依村寨。所见百姓，衣着纷繁，习俗各异，以至于一日之内，有九天轮回之感。

　　30日，我从昆明行至宾川县鸡足山，当晚留宿山上宾馆。天黑前，我请马夫引路，找到悉檀寺遗址，祭拜了徐霞客旧居。次日又追寻徐公足迹，踏勘了腾冲火山，硫磺塘，天生桥落水洞，当晚下榻保山兰都酒店。4月1日赴大理下关，入住漫湾大酒店。下午马洪老师驾车来，接我去大理学院讲课，当晚马院长宴请。2日一整天，我忙着给龙宝换三滤，调轮胎，清洗引擎。昨天，我在酒店读书良久，左思右想之余，颇有一种遭遇危机之感。

　　所谓危机，是指我连续两年，辛苦读书，却找不到写作《中国与美国》的合适方法。于是我驾车上路，栉风沐雨，周游西南三省区。这种边走路、边读书的生动环境，或能帮助我寻求突破?不料连走二十天，依旧是雪拥蓝关马不前。这是什么道理?难道列文森一语成谶，竟然把儒家知识传统说死了不成?

　　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得意门生。三十年前我在哈佛读书时，听过不少他的传闻。一说他的德国犹太血统，令其倾慕儒家文明、洞悉中国文人。又说他的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不仅延续费正清的“西方文明冲击论”，也对传统汉学造成了莫大震撼。

　　对于这位擅长思辨的老学长，我心下钦佩，又耿耿于怀。钦佩他，是因为他在《儒教中国》中提出一个偌大问题：即所有古老文明(包括犹太教、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为何只有儒教文明经受了西方冲击、传统断裂，还能奇迹般地存活下来，进而一统江山、重新生发?列氏的惊人答案是：

　　作为政治伦理，儒教具有强烈入世抱负。作为准宗教，它又鼓励内在超越。不同于基督教的“进化式超越”，中国儒生的文化意识浓厚：他们一再追念辉煌历史，不忘改变现状。在列氏看来，儒教的终极关怀，竟是要在纷纭乱世之上，保留一个天堂般的精神领域：即渴求完美、批判现实，追求复兴。一句话，中国文人肉身在世，偏又不属于这个世界。

　　身为犹太裔“苦难专家”，列文森对中国学者的现代磨难，尤能感同身受。他以严复、梁启超、胡适、鲁迅为例，逐一挑剔分析道：他们无论保守激进，都面临两难困境，即在理智上疏远传统，在感情上认同之。更形象一些说，这些人的眼睛，永远盯着两个方向，“一乃祖先墓碑，二为现代里程碑。”

　　列氏还有两个论断，却让我如鲠在喉，总想找他理论一番。此时闹铃再响，催我下楼吃饭。于是放弃争论，下楼装车。进餐厅，早餐有甜豆浆，白粥，火腿蛋。饭后去十五层取电脑，至大堂退房，刷卡一千三百四十元。

　　八点驾车出门，街上早市繁忙，一派富足景象。护国路一带，俗称“洋人街”。据说这里有不少老外赁房常住：他们白天写书，晚上泡吧，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其中有一美国作家，历数大理的好处，还得意总结说：“此地最能感受中国文明深沉而丰富的脉动!”——说得我五味杂陈。

　　若非英年早逝，列文森也能亲身来大理，感受中国的现代脉动。可叹老列一生迷恋中国，却因冷战隔绝，从未踏上过大陆——仅仅是在香港酒店里，隔海遥望而已。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仍住在旧金山郊外一座古堡中，俯瞰湛蓝海湾，遐想中国未来。不料他带儿子露营时，不幸溺亡，年仅四十八岁。

　　列氏去世后，加州大学出版纪念文集《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开头第一篇，便是费正清的悼文。老爷子痛失门生，一如中国白发人送黑发人。他检出小列二十年的来信，以及他作为导师，不断为小列写下的评语与推荐信。令人感伤者，师生二人当年的戏谑之言，皆由老爷子加注说明：此乃《诗经》语，彼是《史记》书，余者为司马光《资治通鉴》也。

　　依照马洪的指示，我从万花路上大丽公路，缓缓走过喜洲民居、蝴蝶泉边，然后是风光旖旎的上关花乡、洱源水乡。一小时后进山。至此，一级公路改为二级。下车上厕所，发现极干净。一个白族婆婆戴着橡胶手套，来回擦洗。我本江苏人，眼光很挑剔。可这几天挑剔下来，我也乐得承认：大理白族村寨，实不亚于江南水乡。无论是村镇建筑、起居饮食，还是家中养花喂鱼，样样讲究，难分仲伯。这也难怪，大理自古风雅，领袖云南么!

　　云南澜沧江古名“濮水”，《汉书》因将西南夷统称“百濮”，说他们散居山里，荒蛮不化。《南诏野史》却又表白：阿育王第三子曾在大理开创妙香国，其后人又立白子国。战国后期，楚国大将庄蹻远征来到滇池，始称湖边平原为“滇”。不久秦国攻楚，庄蹻及其军队无法返乡，便在云南自立“滇王”。所以呢，大理白族颇有理由说，他们既为白子土著，又是庄蹻后人。

　　十点半过鹤庆县城。这里是茶马古道重镇，百姓擅长养马，会做生意。由于今日赶街，各族老乡熙熙攘攘，竟将五公里长的国道，堵了个水泄不通。我好不容易挤过百货摊，躲过骡马市，出城转一山头，忽见巍峨雪山直插蓝天：那就是丽江地标玉龙雪山了。不料丽江郊外大兴土木，正在拓宽机场高速路。我随上百台大小车辆，在沙石路上颠簸十六公里，总算进了市区。

　　2003年我来过丽江，当时感觉只有巴掌大。今日进城，几乎认不出大研镇了：环城公路交叉纵横，一再指向新城区。路牌上密密麻麻，尽是陌生路名。我被迫开启导航仪，寻找古城北门。北门到了，却见路边一长溜汽车，有房车、老爷车，还有外国牌照车!这是丽江么?敢情是一欧洲古城?

　　人声鼎沸中，我小心驶入停车场。看门大爷连喊带挥手，示意我千万别停下，直接开进地下车库。看来丽江停车之难，快要赶上北京王府井、上海徐家汇了。我排队下地库，转圈找车位，发现一帮老外正欲离开，赶紧说英语套近乎，发现他们是美国游客，全都来自波士顿!

　　丽江师专的丽萍老师(回族)，提前来北门接我。她生怕我不认路，又派办公室杨主任(白族)去南门迎候。我们用手机彼此呼叫，一刻钟后，才见到满脸是汗的丽萍。她忙着道歉，又把老杨从南门喊回来。

　　阳光绚丽，春风拂面，让我直犯晕。步行至四方街，我喊出一声：天哪!丽江整个儿商业化了!丽萍笑谓：不怪赵老师吃惊，丽江就像出嫁的闺女，连我们看了也面生呢。爬上新华街，来到老杨预订的翁古客栈。一个彪悍小伙迎上来，自称姜二，是客栈CEO。他打开贵宾房：屋里铺地毯，摆鲜花，卫生间有热水，客房能上网，还能俯瞰半个大研镇!下楼到客厅，姜二又向我介绍他的老弟姜四，老爸老妈，以及小黑狗丫丫。

　　时近正午，丽萍要请客。我嫌城里闹，随她来到城外一处回民餐馆。三人边吃边商议讲课事宜。丽萍抱歉说：丽师搬去城外了，所以要辛苦赵老师，去新校园上课。我问为何搬家?二位老师说：不搬不行，市里要发展旅游!新校园交通不便，环境嘈杂，六千多学生娃娃，挤在乡下过不惯呢。

　　以我在大理学院所见：新校园光彩夺目，高居苍山之上，俯瞰碧绿洱海。最难得者，新校舍是白族民居风格，与古城浑然一体，交相辉映。丽江的领导似乎更看重古城地皮：他们将丽师迁出城外，美其名另建大学城。可从文化品味看，二者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饭后丽萍回家，老杨领我上狮子山停车场。到山顶，我发现是风水宝地。老杨却道：此地被外国大亨买断，要建七星级酒店，所以文昌宫拆去一半，暂作停车场。我停好龙宝，告别老杨，自回客栈休息。

　　午睡至三点，起身写日记，直到姜二敲门，唤我吃饭。下楼一看，姜家四口人，加两位旅客，围桌而坐，亲如一家。我拿碗盛饭，姜妈给我夹菜，有炒韭菜、红烧肉、蒜苗炒肉丝，青菜豆腐汤。姜二问及明天早餐，我提出要喝鲜豆浆，吃煮鸡蛋，还要咸菜下稀饭。他一一答应不提。

　　放下碗筷，出门散步。玉河广场一带，满眼灯红酒绿。虽说是旅游淡季，可我挤在人堆里，感觉不爽。于是绕行一大圈，再回酒吧街。此街长不过一华里，集中了几十家酒吧、夜总会，诸如一米阳光、桃花岛、千里走单骑。

　　名字足够浪漫，里头沸反盈天。我进桃花岛小坐，试着喝扎啤，听洋装女子唱歌。不料群魔乱舞，实在吃不消。起身离去，又打趣自己说：这等火爆麻辣，绝对压倒三里屯，封杀新天地!散步回客栈，伴着窗外声浪，续写感想如下。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称：现代化乃一理性专业化过程。列文森据此推断：此一专业化趋势，实与儒家文人格格不入：他们进则为官，抚琴而治，退则隐居山林，吟诗作画。自唐代王维起，中国士大夫竞相引诗入画，遂有苏轼、赵孟頫、董其昌推崇的文人画。列文森沿此脉络，钻研明代吴门画派(沈周、文徵明、唐寅)，发现他们优游林下，自娱自乐，竟能以业余身份，高高凌驾于专业画家之上!何以出现这等怪状?结论：中国文人的 “非专业化人格”，严重悖逆现代文明。这般高雅传统，终将沦为博物馆里的陈列品!

　　对于儒家文化的偏爱，令老列忧心忡忡。他警告：现代化犹如利剑，必将割裂传统，变革文风。传统惨遭破坏之余，有无再生可能?难道中国文人命中注定，都要遭遇博物馆化(Museumization)的命运?

　　关于此案，我自有一套“劫后余生”说，即自明代徐霞客、顾炎武、黄宗羲开始，历经清代魏源、林则徐、左宗棠的身体力行，中国文人确已摸索出一条新生之路。生路何在?当然是融通中西，图变创新。然而列文森的悲观情绪，又促使他提出一套令人纠结的“语言置换”说：

　　自晚清起，中国迭遭剧变。漫长一百五十年间，持续不断的动乱、从上到下的重组、刻骨铭心的变革，均让中国文人瞠目结舌，难以转圜。对于这种尴尬困境，列文森评判说：早先佛教对儒家思想的冲击，仅限于思想层面，故而属于词汇变化(Change of Vocabulary)。但西方文明的剧烈冲击，实已在中国各个领域，造成一种彻底的语言置换(Shift of Language)。

　　对于此说，我起先不在意，直到我从哈佛毕业，回北京拜见钱锺书先生。那日在钱府，先生见了我劈头一句：二毛子回来啦?这让我羞愧不已。自那以后，我放下洋博士架子，虚心揣摩钱先生的“打通”之法，私下一再安慰自己说：只要我认真补习国学，今后谁还敢说我是“二毛子”?

　　去年我过了六十岁生日，心下依旧不踏实。不踏实的原由，多半来自中西价值观的日趋对立。它说明，列文森的语言置换说，及其指示的知识困境，非但未及打破，反而变成一种缠绕我不去的危机感。钱锺书与列文森，因而也在冥冥中轮番出场，左右开弓，合起伙来捉弄我。

　　不过话说回来，他俩的意思挺明白：困境尚未解除，后生仍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