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故我在”
《中华读书报》（ 2012年02月22日 10 版）
周宪（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
读书是读书人的生存方式。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消费文化又臆造了一个“我购物故我在”的口号，我想读书人的真实生存状态就是“我读故我在”。平时我的阅读面比较广，经常读一些和我专业无关的书，比如最近在读美籍德裔哲学家伯格曼（Albert Borgmann）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的特征》（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Lif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这本书出版虽然离今天近30年了，但读来好像是一个真实的预言。因为他提出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问题，在今天已经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形态了。伯格曼在这本书里提到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概念——“装置范式”（paradigm of devices）。说通俗一些，“装置”就是各种各样的技术产品，从空调、汽车到手机、电脑等。伯格曼认为技术装置在提供便利和快捷的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将之区分为劳作与休闲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在传统社会中，劳动和休闲是一体的，比如过去冬天为了取暖，一家人一起上山砍柴、劈柴、整理、架设取暖炉等，取暖乃是一个家庭的重要活动，大家一边劳动一边交流，共同完成了一个生活事件。这种生活方式代代相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亲情和传统就这样延续着。而如今这一切早已改变，今天我们花钱买一个装置，如取暖器、锅炉、空调来取暖，这样一来，在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变成了现代社会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技术成了控制我们生存方式的某种机制了。伯格曼在此探讨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科技装置到底对人及其生存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善的生活所需的终极关切是否被装置所消解？比如眼下中国“苹果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太多的“潮人”在追潮地使用iPhone和iPad。当这些技术装置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失去了一些宝贵的东西？今天，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已被虚拟的和远距离的通讯所取代，亲密接触的亲情和社会关系已转化为短信和伊妹儿的信息。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反省，但相对来说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十分关注，伯格曼的观察视角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启示。这本书也激发我们去思考当代社会的种种现实问题。
最近我比较关注的另一个方面是德语国家的艺术史论，特别是瓦堡学派和维也纳学派。国内由于语言的限制，西学的译介自然偏重于英美，即便是德语（还有法语）国家的著述，很多是从英文转译的。美国如今像是西学的“大超市”，什么东西都要到这个超市“晒”一下，然后我们再转译过来。本雅明、德里达、福柯等人的好多著述都是从英文转译的。事实上，在19世纪末到二战前，德语思想家对西方现当代艺术史论的确立有着举足轻重的奠基作用。比如维也纳学派的领袖里格尔提出了“艺术意志”这一概念，他认为，就像尼采提出的“权力意志”一样，艺术也有其内在的意志或意愿，它同民族精神是密切相关的，每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化选择、传统都会通过其艺术意志表现出来。在如今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个问题值得重新考量。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很多民族本土化的东西都丧失了，因此考察“艺术意志”、民族精神就变得非常重要。里格尔的著作已有一些被翻译，但还有很多未被译介，重读这些艺术史论的著作也很有趣。
此外，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重新发现美学》（Rediscovering Aesthetics: Transdisciplinary Voices from Art history, Philosophy and Art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也是值得一读的好书。这本书收录了美学界、艺术界、艺术史界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学者的文章，其探讨的中心议题是：美学发展到今天应该怎么走？这本书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美学和意识形态、政治的关系，包括诸如文化战争、文化权力的争夺、少数人、黑人、女性、原住民、同性恋等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在美学上的反映。今天，政治和意识形态笼罩着人文学术界，因而我们常常忽视了艺术本身的价值。近两年我在译林出版社主编了一套《文学名家讲坛》，也陆续读了不少作家和批评家关于文学及其阅读的书籍，感慨很多。这套丛书向读者展示的就是那些有智慧、有思想的人是怎么读文学的。我们现在读文学读得越来越技术化、功利化和快餐化，忘却了文学所深蕴的思想和伦理意涵。而且文学讨论往往都局限于文化政治问题而忽略了文学自身。我们不再关注小说本身写得好不好，而只关注小说人物形象的政治意义，阅读俨然是一场文化战。所以美国著名学者布鲁姆提出，文学不能当成政治来读，学校也不是意识形态的战场。文学阅读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经典。如今的文学青年对经典的兴趣远不如前了，我想这也许是我们文学教育的失败。重读经典在今天其实是我们阅读文化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层面。我很赞赏西方一些大牌学者和理论家，他们坚持以一种非常亲切、随和的方式同普通读者谈阅读、谈文学、谈经典，而不是以高深玄奥的理论将大多数读者拒之门外。海德格尔、德里达或福柯的理论很深奥，但它们对普通读者实际的阅读并没有什么帮助；反倒是像布鲁姆这样谈阅读（比如《如何读，为什么读》）的著述，把读者带回最原初、最本真的文学经验之中。有些朋友和我说，这套书的主旨关心阅读本身是一个很有趣的指向，过去我们好像对这个方面关注不够。其实我想，面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如何提倡一种亲近而向善的文学及其阅读，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当我们的文学充斥着古代宫廷权术与诡计，大量描写当代职场的生存计谋和名利场策略，热衷于各式各样的色情与暴力时，其实我们的文学和阅读文化已经濒临危机了。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