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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琴:吴歌与人文启蒙——重识江南小调

刘志琴:吴歌与人文启蒙——重识江南小调

作者:刘志琴 文章来源:《读书》2012年第一期  

                                                                                                         
     吴歌,是明清时代的流行歌曲,又称为江南小调、俚曲、挂枝儿,它全盛时代在明清,可它的历史与《诗经》、《楚辞》一样古老。所谓“吴蔡讴”这被后人考证的渔娘曲,大约就是吴歌的原生状态。虽然它发源于吴地的水上人家,可从陆机的《吴趋行》和谢灵运的《会吟行》来看,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就已被士大夫们改编传唱,称为“清商乐”,为雅文化所吸收。它不仅以清丽委婉的吴音引人入胜,还在人际交往中应酬唱和,成为文人雅士的社交礼仪。在宋代以前汉族也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唐代的踏歌,能在长安街上连唱带跳三天不息,这在白居易的诗中有很生动的描写。

    这种情况到宋代才有所改变,主要是理学的兴起,崇天理,灭人欲成为主流,箝制人们的思想;宗族规章制度的完备,加大了行为的约束。久而久之,致使汉唐时代张扬的个性有所改变,从喜好劲歌狂舞而浅吟低唱,此外戏曲的兴起,艺术形式的更新,人们兴趣的转移,也不无影响。虽然醉心歌舞的盛况有所改变,但它蓬勃的生命力,仍在民间积蓄、流传,孕育出许多艺术精品。众所周知,名列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就从这里发源。享誉世界的十大金曲,有两首在中国,中国在江南,这就是《茉莉花》与《二泉映月》。民间小调《茉莉花》和阿炳的《二泉映月》在江南那是家弦户诵,传遍大江南北。至今深受民众喜爱的《四季歌》,就是改自明清小曲《哭七七》。所以这吴歌,是地区的,也是全国的,是江南文化的珍传,也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在吴歌盛行的明清之际,东吴地区有两件大事对明王朝和城市文化发生重要影响。

    第一件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学术界对这问题的看法和估价,尽管有不同意见,毫无疑义的是,不论是哪种见解,是正方或反方,所引用的资料和例证,主要都取自苏州或松江地区,这里不仅有发达的商品经济,繁荣的家庭手工作坊和为数众多的雇佣工人,在苏州还有中国独一无二的孙正阳杂货店,那具有开创意义的分工、协作和管理模式,被当今的研究者视为近代化的因素。这里还有全国罕见的“机神”崇拜,在中国人的泛神信仰中有圣贤崇拜、天象崇拜、生灵崇拜等等,唯有江浙建立“机神庙”,表现出对机械操作的顶礼膜拜,这是机械力量在人心中有重要影响的表现。等等例证都说明江南的商品经济发展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繁荣的城市生活孕育了市民文化,这是吴歌繁衍的社会土壤。

    第二件是苏州民变,在万历和天启年间连续暴发两次,人们用游行、示威、殴击、焚毁来反抗皇命,这是封建王朝前所未有的城市哗变和暴动。论时间,最早的民变在徽州;论规模,最大的民变在云南。可苏州民变影响最大,反应最强烈,因为这是全国商品经济的中心,传播最快,还因为它留下的“五义士墓”,是城市民变唯一留存的文物遗迹,至今受到人们的瞻仰。

     这两次民变起因并不一样,但都有地方力量对抗中央朝廷的性质。万历民变是苏州民众反抗中央特派员的群众运动。按明代的财政制度,皇帝的小金库是从户部提取金花银,这有一定的规章制度,并非为所欲为,皇帝不甘心受此约束,干脆派出宦官充当税使,越过法定的衙门,直接到地方征税,这种无视地方政府职能,践踏官府的皇家特权,与地方政府发生冲撞,宦官的横征暴敛更激起民众的反抗,于是地方官府充当后台,掀起大规模的民变,杀了税使孙隆。天启年间的民变是因为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这是魏忠贤打着皇帝的旗号,对不同政见者的镇压,民众自发聚集起来进行围观、拒捕,保护朝廷案犯,并大打出手与朝廷派出的缇骑发生武力冲突,消息传开,人心振奋。晚明的城市民变如狂飙突起,连绵不断,北到辽东,西到陕西,南到云南,东至沿海,形成广泛的社风潮,催生了民众抨击时政的新风尚。 这样大规模的反抗王命,在明代以前没有,在明代以后罕见。明朝亡于崇祯,可清代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却说:“ 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可见这民变对明王朝震撼力之大。

    资本主义萌芽和城市民变是明末经济、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这已在学术界得到公认。值得注意的是吴歌,这是足以与江南政治、经济事件相匹配的一大文化景观,至今仍然藏在深闺人不识。因为历来对吴歌的研究多局限在音乐史和俗文学史中,对它的社会价值很少阐明,如今打开冯梦龙编撰的《明清民歌时调集》,它那丰富多采的内容和张扬的人文精神,足以使今人震撼。

     吴歌大多为情歌,在万历时期盛行的的挂枝儿,90% 的作品是倾诉私情的,其中尤以女性的情爱,表现出挣脱枷锁的热情冲动。要知道明朝是提倡妇女守节最严酷的时代,一部《明史》为节妇烈女立传的人数之多,为二十四史之最,仅徽州一地明清两代所立的节妇碑就有六千多座,根据歙县地方志所记,这一地区的节妇烈女多达6 万5 千多人,然而就在这些禁锢最深的地区,从吴歌中迸发出别一种声浪,试看:

     《想嫁》:“嫁了罢,嫁了罢,怎么不嫁? 说许他,定许他,怎能勾见他? 秋到冬,冬到春,春又到夏。咬得牙根痛,掐得指尖麻。真不得真来也,假又不得假。”

    《花开》:“ 约情哥,约定在花开时分,他情真,他义重,(决不做)失信人。手携着水罐儿,日日把花根滋润,盼得花开了,情哥还不动身,一般样的春光也,他那里花开偏迟得紧。”

     《偷》:“结识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当,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咬钉嚼铁我偷郎。”
     《分离》:“ 要分离,除非是天做了地;要分离除非是东做了西;要分离, 除非是官做了吏。你要分时分不得我,我要离时离不得你。就死在黄泉也,做不得分离鬼。”

    《同心》:“你是男,我是女,怎知我二人合一个心肠,若将我二人上一上天平也。你半斤我八两。”

    《姐儿生得》:“姐儿生得滑油油,遇着子情郎就要偷,正像个柴擦(加为禾)上火烧处处着,葫芦结顶再是囫囵头。”

     《不希罕》:“想当初,这往来,也是两相情愿,又不是红拂私奔到你跟前,又不曾央媒人将你来说骗。你要走也由得你,你若不要走,就今日起你便不来缠,似雨落在江心也,那希图你这一点。”

    《小尼姑》:“小尼姑猛想起把偏衫撇下。正青春,年纪小,出什么家? 守空门便是活地狱,难禁难架,不如蓄好了青丝发,去嫁个俏冤家。念什么经文也,守什么的寡。”

    《八十婆婆》:“八十婆婆要嫁人,寻头讨脑骂乡邻。脚跟里水窠老皮里介养,多年裙带是老腰(妖)精。”
     仅仅从这几首吴歌所见,女性要求自主择偶,不畏众议,不为利诱,敢于走出家门,与情人私奔,坚贞不屈,出了事自己承当的勇气,就令人惊叹。这说明民间社会并不都受统治阶级意识的控制,理学家们灭人欲的思想在这里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只要看看,深锁寺院的尼姑在思春,高龄的老妇要再嫁,这些被禁锢最深的人群,都敢于冒人言之大不讳,为争取爱情,亡命献身。被封建礼教长期压抑的人性,终于喷薄而出,化为琅琅歌声,传播到乡间里巷,为妇孺童叟津津乐道,这与正史宣扬的节烈观形成强烈的反差,纵使其中难免有良莠并存,精粗混杂的情况,但这自发生成的民间吟唱,不加修饰地把自己的情欲发挥得淋漓尽致。明代著名文人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记下这种盛况: “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 这样广泛流传的正是道学家们所不肖的异调新声,可这样的声浪却展现了一个时代的新动向。正如胡适所说: “中国文学史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 但我们不应向那‘古文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
     这种景象是不入正史的,可这又是活生生的存在,是与官方意识形态相背反的另一种存在,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 他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国,和正统文学,贵族文学,为帝王所养活着的许多文人学士们所写作的东西里所表现的不同。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出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发展,生活和情绪。中国妇女们的心情,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大胆的、称心的不伪饰的倾吐着。”

    我们今天能见到这些生动的民歌,得益于清代苏州文人冯梦龙的收集、编篡。他不是简单的笔录者,也是一个思想者。他自称欣赏这些俚曲是“人生世间第一乐境”,声称: “ 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 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於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於民间如此,倘亦论世之林公尔。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於挂枝儿等。故录挂枝词而次及山歌。”这一“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坦然地道出编辑目的,是揭露名教的虚伪。

    他鼓吹情能“动天地、泣鬼神、生万物。” “人知圣贤不溺情,不知惟真圣贤不远于情。”即使圣贤也离不开为“情”所动。在西方美学史上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说的是古罗马审判一个妓女,罪名是她诱惑一位名人犯了错误,这妓女无以申辩,情急之下,突然脱去全身的衣服,这一脱使众人发出惊呼,因为她的胴体太美了,美得没有一个男人不动心,不拜倒在她足下,这是她的罪吗? 审判者为这绝顶的美所感动,当庭释放了她。 冯梦龙的笔下也有类似而结局不同的事例。商朝灭亡后,周文王的辅弼吕尚审判妲己,吕尚即传说中的姜太公是为中国第一大圣人,可这吕尚一见妲己惊为天人,不忍下手,用袖子挡住面把她杀了。吕尚也动心了但又不得不杀,是因为中国有“女祸”的意识形态,认为夏朝亡于褒姒,商朝亡于妲己,都是女人惹的祸,把一个王朝的衰败,归罪到一个弱女子身上,这是中国式的夫权思想和专制主义。冯梦龙却超越女祸论,抓住吕尚不忍心诛杀美人,掩面斩妲已的这一心理状态,列举周文王喜好《关睢》的调情诗;孔夫子也有小老婆等等,提出圣人也不能不为情色而动心的见解。所以他说:“情亦人之生意也,谁能不芽者!”  他还把“色胆大如天”的贬词,改为“情胆大如天”褒奖语,把追逐情爱的行为,与忠君孝亲的理念相提并论,他说: “谚云,色胆大如天,非也,直是情胆大如天耳。天下事尽胆也,胆尽情也。”大力提倡以情设教,创立“情教”,宣称六经皆为情教说。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是礼教说、孔教说等等,无不以维护三纲五常为宗旨。情教说一出,别开洞天,颠覆了这传统的说教,天下唯有冯梦龙敢于提出这一新概念,他的后继者钱泳在《履园丛话.情》说:“ 天地不可以无情,四时万物皆以情而生;人生不可以无情,三纲五常皆以情而成。”三纲五常是以尊卑贵贱的等级服从为原则,一方凌驾一方,是不平等的,而情是互动的,你有情我有义,情教说撼动了纲常礼教的神圣性,在封建伦理高于一切的时代,这是难得可贵的平等观念。

    虽然吴歌中大多为情歌,然而以情喻事,是明清之际的时尚,有的以情为由头,抨击时政,一曲《多》的情歌说:“ 天上星多月弗明,池里鱼多文弗清,朝里官多乱子法,阿姐郎多乱子心。”把官府作为嘲弄的对象。冯梦龙收集的一首《黄山谜》说:“ 三皇是我兄,五帝是我弟。欲罢而不能,因非而得罪。”谜底是一个“四”字。三皇五帝是历代王朝崇奉的先祖,神圣不可侵犯,可在民谣中,平民百姓不仅与他称兄道弟,这被奉为至尊的先祖若有过失,一样被问罪,这样赤裸裸,大胆地藐视圣祖权威,要求平等的意识,是亘古未有之高论。可这高论不是出现在庙堂,也不是出现在书斋,而是活跃在民众的口头上。万历王朝的首辅沈一贯在《请修明政事收拾人心的揭帖》中陈述1598年的社会情景说:“ 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败,人无不乐听者,启奸雄之心,开叛逆之路。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耸动,盖缘众怀怨愤喜于听耳。”(《敬事草》卷三)刑部侍郎吕坤上疏陈述天下之安危说:“今禁城之内,不乐有君。天下之民,不乐有生。怨(读+言)愁叹,难堪入听。”(《明史. 吕坤传》)像这样非议朝政,抨击君主,蔚然成风,直闹到满街说书卖唱的都肆无忌惮地嘲讽朝廷,在整个封建王朝历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景象。

    明清之际是中国思想史发展的新阶段。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是以人文启蒙为前导,在中国这一前导可追溯到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明末出现非圣非经,非孔非君,倒翻千古是非的“危言邪说”,学术上以异端自诩,追奇求新,生活上放纵个性,追逐情欲,政治上抨击君主,以逆麟为荣。冯梦龙的“情教”说,袁宏道的“性灵”说、李贽的“童心”以及黄宗羲、唐甄对君主专制的批判,都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三纲五常的藩篱,表现出个性的苏醒,闪耀出人文启蒙的光芒。起自民间的吴歌,是一支生动活泼的生力军。

    不要小视民间的异端言行,这是对封建秩序和传统文化格局的抵制和消解,启蒙思潮正是从这解构的裂隙中获得蓬勃滋长。这些风动一时的离经叛道之论,大都发源或流行在吴歌传播的区域,可以说,正是吴歌这一腔质朴地、真挚的人生感受,萌动着追求人生幸福的渴望,助长了明清之际的异端思潮,显示了人文意识的觉醒,这是前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然而长期以来对思想史的研究,对活跃在民众生活中的民间文化,往往视而不见,这是思想史的最大缺失。思想家的思想固然为一代文化之精华,但又往往不能流传,明清启蒙思潮中最具盛名的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淹没近三百年到近代才问世。没有民众性的传播又何来思潮之说? 无视下层文化又怎样认识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互动关系,思想史不从这一领域建树,只能是不完全的思想史。

    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吴歌,以吴歌解析社会思潮,必将跨入思想史的领地,为改写中国思想史增辉添彩。

     (以上冯梦龙的言说均引自《明清民歌时调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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