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本组文章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85期12版“跨学科研究”文章

1930年，弗莱克斯纳在美国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高等研究组织——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至此之后，高等研究院在世界上形成蓬勃发展之势。
从中，我们能够吸取什么经验？本期《中国社会科学报》特刊发一组文章，解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的发展之“道”。

apple

兴之所至与跨界合作：高研院研究之“道”

作者：彼得·戈达德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1-5-5 10:46: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85 期 12 版“跨学科研究”文章之一。 　　1930年6月8日，《纽约时报》报道：百货业巨子路易斯·班伯格和卡洛琳·班伯格兄妹捐赠500万美元创建一所高等研究院。报道称，“这所研究院有望成为美国高等院校中最独一无二的院校，因为它旨在打造‘一个学者的天堂’”，它更是预言性地表示，“人们期望它最终能成为创建类似学院所效法的典范”。 　　弗莱克斯纳践行高教理想 　　在普林斯顿创立一所高等研究院，其实并非班伯格兄妹的初衷，他们原本只是打算在家乡新泽西州的纽瓦克捐建一所医学院。创办研究院是高等教育（尤其在医院教育方面）专家亚布拉罕·弗莱克斯纳的梦想。弗莱克斯纳在接受咨询中使班伯格兄妹确信，美国及世界所需要的，“不是那种在已知领域，以及研究方法上培养人才的研究生院，而是这样的学院：其永久性教授和研究员都将已知及已出版的一切视作理所当然，并以个人方式努力拓展知识新领域”。 　　弗莱克斯纳毕业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该大学非常重视科研和研究生教育，其创办者深受19世纪早期威廉·冯·洪堡特在柏林所开创的德国研究型大学模式之影响。正如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所言，这些德国大学的理念是学生应“具备研究和发现的能力”。 　　弗莱克斯纳早年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当过教师，并在柏林和哈佛攻读过研究生，这些经历对他成为著名的教育学家和美国高等教育的批判者非常有益。他认为，美国原先那些追随英国模式创立的大学与宗教关系过于密切，遵循限制性的大纲，把学生培养成中小学教师、牧师、律师和医生，教育目标极为混乱。他在《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大学》一书中褒扬德国大学对研究的高度重视，批评古老的英国大学对培养绅士的过度注重，并严厉指责美国大学孜孜于把本科的通识教育和研究生课程进行拙劣的拼合。 　　弗莱克斯纳发现，大学为了扩建寻求资金，不得不“像商业一样组织起来，这种组织方式当然损害了大学之所以存在的目的……大学被卷入市场，被迫服务于各种目标——当然，有些目标本身很合理——但这些目标的实现须以放弃大学及其他学院的目标为代价”。 　　相反，弗莱克斯纳指出，学者和科学家的乐园之构筑须“在直接、简单、舒适、宁静（而非修道院式或隐修式）的氛围之中……不惧争论……研究中免遭任何压力，这些压力可能迫使学者倾向于赞同或反对特殊的解决问题之道……它应提供设施、宁静的工作环境，以及对未知领域的基础性探索所必需的时间，学者们应享受完全的知识性自由，并免担行政性的职责和忧虑”。 　　在《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一文中，弗莱克斯纳表示，最具实用价值的知识之进步总是源自那些由对知识好奇心所推动的研究，而非目标所驱动的研究。 　　弗莱克斯纳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建校理念的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托斯丹·邦德·凡勃伦是“炫耀性消费”这一著名术语的发明者，1918年他在《美国高等教育》中指出，“创立一个自由捐建的中心机构，各国的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在这里从事自己所选择的研究……”并且，“它应不仅仅是娱乐和逃避的场所……” 　　弗莱克斯纳正是把这种梦想变成现实的人。作为新学院的创始人，弗莱克斯纳着手创建“一个学者和学生的自由社会，致力于人才的培养和知识的进步”，并从世界各地聘请最出色的科学家和学者。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立的第一个学院是数学院，其建于1933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约翰·冯·诺依曼曾是第一批教授。1935年增设了人文研究院、政治经济学院，两学院于1949年并入历史研究院。1966年自然科学学院从数学院中独立出来，为物理和天体物理学研究提供了独立的研究空间。1970年，成立了研究院的第四个学院社会科学学院。 　　“隐居之所”亦“前进之处” 　　普林斯顿所创建的高等研究院不久被世界各地争相效仿。1940年，都柏林高等研究院成立；1954年，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成立了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1958年，巴黎创办了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现今，世界各地拥有数以百计的“高等研究院”，从某种程度上说，尽管它们在结构或财政上的自主性程度、是否拥有永久性教授和研究员、住宿设施等方面各具特色，但都受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最初模式的启发。 　　1959年，时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的罗伯特·奥本海默，为了支持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而写信给法国政府时这样说道：“随着所有领域科学进步的规模、复杂性和忙碌性的不断加大，以及教育体系的发展……大学教授职位不再能让教授们静隐冥思，专注于艰苦卓绝的知识劳动，而这些曾是大学教授的特殊印记。现今，隐居之所（其实亦为前进之处）已然筑成。它具备各种功能，而对大学教授来说，最基本的就是尽可能为他们提供一个更专注于学习和研究的机会。” 　　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本身很好也很有必要，但学术界却普遍陷入了弗莱克斯纳所描述的“即时性的旋涡”之中。而且，自从奥本海默指出以来，现代大学的繁忙程度大大增加。大学热衷于不断扩大规模，以致大学之道变得跟商业一样：“不扩张，则消亡。”然而，生物学的真理恰恰是：“成长，然则走向消亡。”而且，通常说来，膨胀得越快，消亡得也越快。 　　这种扩张自然需要更庞大的公共开支，并不可避免地要求政府及其他部门承担更大的责任。人们通常认为，对于公共基金的分配，必须确切了解其用处和用法，并且日后应该核实其是否确实按指定的方式使用以及有否达至预期目标。然而，这种要求对于真正基础性的研究十分不利：假使非要在着手之前说出你打算做什么、怎么做以及什么时候完成，你就不太可能做真正原创性的研究。 　　这种对于学院发展和扩张的持续注重，使得大学院系这一产自19世纪教育改革的组织单元，日益成为学校权力结构的框架。大学院系同时亦成为学科带头人扩张或捍卫领土的辖区，人们对其的关注经常是竞争而非合作，尤其是同性质学科的同僚在大学委员会上为争夺资源最易发生竞争。 　　在这种情境下，高等研究院提供了一个避风港。在这里，学者可以从繁杂的教学事务、委员会工作以及行政职责中解脱出来，亦可免遭“缔造帝国”之喧嚣（大学的不断扩建类似帝国的扩张）的搅扰。在理想的情况下，它们不以即时影响力为成功的判断标准；推动研究的求知欲是：发现和探索那些甚至无法预先构想的东西，而不是预设的确定目标。 　　自由地跨界研究与交流 　　弗莱克斯纳原初构想的一部分是，高等研究院的每个学院都应涉及多种领域，这些领域是一个典型大学的若干不同院系所应涵盖的。当代大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正是让学习和研究跨越传统的学科界限。高等研究院正提供了这样的环境：在这里，你有机会与来自其他领域的学者和科学家探讨自己的研究工作，有机会摆脱教学和行政事务，并拥有所需的空闲时光。当然，学院很少精心安排这种机会，偶然的相遇和交流通常比刻意的组织安排更为重要。大多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永久性教授和研究员与家人住在校园或者校园附近，而且大多在普通餐厅用餐。此外，在关系密切的毗邻小社区中（可作为学术村），还经常进行有组织的和偶然的社交活动及知识交流。 　　大多数高等研究院既具有广泛的国际关系，能吸引世界各地的学界精英，亦与当地学术界保持着密切联系。为此，很多一流大学纷纷成立了自己的“高等研究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大学争取最高国际地位的愿望和要求，同时这也让一些教授从大学生活的重压下暂时得到缓解。英国大学的研究评审工作和德国的精英计划促使很多大学建立了所谓的“高等研究院”，但这种植入性学院可能很难长期顶住总校所要求的不断变化的压力，维持其独特的使命。 　　80多年来，高等研究院蓬勃发展的原因与弗莱克斯纳所述并无不同：它们让大学教授脱离现代大学的普遍压力，为他们提供机会以从事由好奇心所驱使的研究；在日益国际化的学术世界中，它们是国际性的；从研究成果以及研究者个人发展来说，是极为成功的。 　　最为重要的是，高等研究院模式激发了具有长远价值的新研究理念。无论高等研究院数量日益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若高等研究院模式没有过人之处，就不可能形成这种蓬勃发展的局面。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彼得·戈达德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詹黎/译，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狄宇宙/校）

apple

高研院模式构筑真正“象牙塔”

作者：张会杰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1-5-5 10:49: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85 期 12 版“跨学科研究”文章之一。 　　近代以来，伴随着工业文明与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高等教育的规模持续扩大，职能日益多元。然而，从边缘走向中心的现代大学，却日益凸显出研究模式上的不足。1930年，在使用班伯格兄妹捐赠的500万美元创办世界上第一个高等研究组织时，弗莱克斯纳的梦想就是把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创建成“对未知世界进行基础性探索的纯粹理论研究的柏拉图式的学院”。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代表的高等研究组织，是以弥补现代大学纯理论的跨学科研究的不足而登上世界学术舞台的，这一学术建制予以推进的，正是以问题为导向而非以学科为分界的基础性、前沿性的高等研究。 　　“纯粹理论研究的柏拉图式的学院”可谓一个真正的象牙之塔，这里摒弃一切功利性的服务职能，致力于无涉利益的知识探寻。为了让学者脱离现代大学的普遍压力，研究院不设学术委员会、不招收研究生、不授学位，学者没有授课与开办讲座的教学任务，没有正式的指导，无须汇报，更没有考核。研究者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完全自由地追逐自己的学术爱好，天马行空地思考生命、宇宙及其他一切命题，而不受世俗事务的牵绊和束缚。思考就是唯一的使命，不论是哪个方向，也不管耗费多少时间。这恰恰就是高等研究院模式的过人之处，即“为学者提供一个更专注于学习和研究的机会，以从事由好奇心所驱使的研究，而非目标所驱动的研究”。不仅如此，高等研究院还突破了学科建制的强大惯性，在跨学科、跨文化、跨国界的学术研究方面独具优势。弗莱克斯纳设想高等研究院的每个学院都涉及多种领域，这些领域是一个典型大学的若干不同院系所应涵盖的，即高等研究院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知识形态”。高研院由成熟且独立的学者组成，秉持小而精的原则，采用固定和流动相结合的人事制度，各学部只设立极少数的终身教授职位，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座研究员和访问学者的驻院时间则长短各异。高等研究院的组织形式是松散的，很少刻意地安排，大家独立从事各自的研究。不同学科科学家的知识和思维大多在偶然的相遇和交流中得到汇聚、碰撞和升华。 　　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代表的高等研究组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并享有崇高声望，对世界各地的科技进步与教育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与之相比，新兴的高等研究院有意无意施于学者的巨大的“时间压力感”和“成果压力感”，这尤其值得特别关注，此外，在跨学科、跨文化、跨国界的学术研究方面亦应有实质性突破。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会杰 单位：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apple

高研院整合研究开拓新学术视野

作者：黄俊杰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1-5-5 10:50: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85 期 12 版“跨学科研究”文章之一。 　　为整合和提升台湾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研究，建构人才互动平台，推动跨校研究，并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台大高研院”）于2006年9月29日正式成立。 　　台大经验：整合研究探索全球性课题 　　自成立后，台大高研院制定了短、中、长期发展目标。近期目标在于发展成为本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整合平台，引导并整合高研院研究计划之研究方向及问题意识。目前该目标已基本完成。自2008年开始，台大高研院致力于中期目标：主编并出版“全球化时代的人文精神”英文、德文系列丛书，引领国际人文思潮。台大高研院远期目标在于努力开创具有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视野和新策略：以“东亚”为视野，从“东亚”出发思考；以“东亚儒学”、“民主”、“法治”、“自我观”、“人文精神”等“价值理念”为研究核心；以“文化”为研究脉络。高研院努力以新视野探索新课题，持续出版中、英、德文八大书系，引领人文社会学术界之研究方向，以因应21世纪亚洲崛起之新挑战，在全球化新时代开拓具有学术潜力的研究议题。 　　台大高研院目前执行“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东亚民主研究计划”、“东亚法治之形成研究计划”、“全球化研究计划”、“华人的人观与我观：跨学科与跨文化研究计划”、“生产力与效率：从东亚到全球化研究计划”六大整合性研究计划，除由本校学者所组成的研究团队主导之外，各分项计划中还邀请校外相关学者参与，主持人近百人。 　　台大高研院院本部工作重点除负责六大计划之行政工作外，亦推动人文讲座、社会科学讲座、访问学者驻点研究，并与世界著名高等研究院学术交流、推动访问学者计划及国际学术研讨会。 　　除了以上学术活动之外，台大高研院还积极与世界著名大学相关研究院合作交流，目前已与德国埃森人文高等研究院、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伦敦政经学院、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等签订学术交流协议，并与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等建立学术联系渠道。 　　至2010年11月为止，台大高研院已出版《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东亚文明研究资料丛刊》、《东亚文明研究书目丛刊》、《东亚儒学资料丛书》、《东亚儒学研究丛书》、《全球在地视野丛书》、《东亚法治与人权丛书》、Series on Humanism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等共137种，并刊发有《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讯》（季刊）。 　　从2011年8月开始，台大高研院将继续推动访问学者计划及丛书出版等工作，并执行“东亚儒学研究”、“东亚民主研究”、“东亚华人自我的心理学研究”、“东亚法院制度、法典化与法律移植研究”、“东亚的移民、贸易、金融与生产力研究”、“东亚发展脉络中当代中国大陆研究”六项研究计划，并将推动“数位人文典藏整合平台”，一方面加强各大研究计划之横向联系，另一方面为“数位人文典藏”工作发挥增殖之学术效应。 　　总之，台大高研院推动的整合研究计划，均有志于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中，为人文社会科学开拓崭新的学术视野，从全球观点思考东亚的走向，更从东亚出发探索全球发展的趋势与课题。 　　高研院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盱衡现阶段海峡两岸重点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的发展，仍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其荦荦大者尤在于以下三项。第一项挑战是，海峡两岸大学的高等研究院均依赖政府财政预算拨款，各项研究工作执行时面对之“时间压力感”特别巨大，学者难以沉潜涵泳，深造有得。这一点当然与百年来民族的苦难以及全球化巨流下的“边缘化”危机感互有关系。 　　第二项挑战在于形式主义所带来的“数量性思维”的陷阱。各方都希望在一定期限之内完成某些辉煌的、可量度的、具体的研究重大突破。在这种心态之下，研究绩效之评鉴或不能免于“重形式而不重本质”之弊病，尤其以英文发表于SCI、SSCI、A&HCI之期刊论文的数量作为评鉴指标最为严重。这种评鉴指标之伤害，不仅止于过度服从西方学术霸权，也不仅止于造成人文社会学者忽视需长期研究之专致写作工作，甚至也不止于带来人文社会学术研究的“数量化”、“标准化”、“规格化”、“商品化”的危机，而更在于这种评鉴指标表面的“理性”之下，潜藏着巨大的“非理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说：“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这句话中的智慧，似乎在汉语学术界渐行渐远了。 　　第三项挑战则是现代人文社会学术研究领域分割日细，研究课题日益精微，虽有分科治学之方便，但无同条共贯之视野，使学者多半成为见树不见林的专家，其流弊所及遂不能免于王阳明所说：“今学者于道，如管中窥天，少有所见，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与人言论，不待其辞之终而已先怀轻忽非笑之意，訑訑之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这种学术研究倾向使学者所见益窄，难以因应21世纪学术研究之跨学科、跨文化、跨国界之新要求。 　　展望未来，海峡两岸大学的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因应上述挑战确实前路方遥。在21世纪亚洲崛起的新时代里，我们的研究工作也许更需扎根于东亚人文传统，才更能拓展全球视野。正如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所强调的，我们的研究必须聚焦于“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地域性知识”，深入开发东亚文化丰富的人文社会学术资源，才能与西方学界展开创造性的对话。就高等研究院的工作性质而言，只有放宽“时间”的视野，才能从“时间压力感”中解放出来。钱穆教授强调做学问应“放宽程限，紧着工夫”，严耕望教授强调“勤、谨、和、缓”的工作原则，对21世纪海峡两岸的人文社会学者仍具有崭新的启示意义。 　　（作者系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 　　■黄俊杰■台大高研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