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边缘的微观社会情境
来源：人类学乾坤 2011-11-09 18:56:24
注：本文为2007年成都•第六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主题演讲论文
在最近我参加过的一场会议里面，我有一个经验，我聆听参加会议的各个学科(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的学者，大家在谈知识分子和时代变迁的关系，我听到很多学者都引到萨伊德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和知识分子在知识变迁里所扮演的角色，诸如此类的。当然大家也会思考到中国近代的变迁的问题。当时中国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当然就是大家所思考的知识分子的典范样本，当然这不是时代变迁的全部。这些知识分子登高一呼以后，事实上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风起影响之后呢，才会造成整个时代的变迁。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在说什么，而是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之间相互的辩驳，还有不同层次的知识分子他们之间相互的压抑、模仿，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社会才逐渐变迁。在这里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1920-1940年代，就发生在这附近的川西的汶川一带。当时有一些人在这边进行一些活动，发生了一些事件而这样的事件，在传统的史学上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它只是一个事件，所以也很难被纳入传统的人类学研究里边。这些事件是我所早期的一个助研员黎光明，他到川西去做民族调查。另外还有一个县长叫祝世德，当时稍晚一点点的汶川的县长，还有当时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先生，他也曾到当地来作访问，跟当地人有些互动。我所谓的知识分子，不只是包括最顶尖的知识分子，还包括像黎光明这样一些名不见经传的知识分子，但是，我的意思是，微观的社会情境就是说，整个历史的发生就是在这些真正的、常常有经常见面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里产生一些社会变化。举例说，在黎光明的川西调查报告中，他多次嘲弄当地的喇嘛的无知，说他们没有现代知识，说某某喇嘛没有听过三民主义，也没有听过孙中山，你跟他说起南京他问你那是不是洋人的地方，诸如此类的笑话非常多。另外他也讲到他去见瓦寺土司索观瀛，他就非常褒扬索观瀛的现代知识，说索观瀛谈吐不凡，经常引报章杂志，其中很大篇幅地引了一段索观瀛分析英国、西藏、日本三方的关系，一看就是当时的报章言论里发挥出来的。事实上就是这样，我刚刚讲到知识分子是有不同层次的、不同性质的，其实我们常常忽略了，当地的喇嘛其实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就是当地的知识分子，土司也是知识分子，但是在一个大的时代变迁里边，像黎光明这样一个身份不高的一个研究助理，他把从梁启超以来的那些大的言论家得到一些新的知识、新的典范带到边缘，在这边缘里，他透过他褒扬土司的新知识、贬损嘲弄喇嘛的旧知识，在边缘地区颠覆了本地原来的，逐渐的，很多他这样的人到这种地方，让边缘逐渐发生改变。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祝世德这样一个县官，他在这里跟土司之间、跟当地的其他的地方士绅有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他替土司改写家谱(注意分析他的文本语言)，改写的时候他就多了当时的一些新的概念。其实那个土司来自于宝钦，比较核心的藏区，对这个当时人的概念来讲，他改写为来自卫藏，更核心的藏区。通过这种文本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这种互动里边，一个外来的县长如何逐渐改变地方的知识。还有，他为家谱题了“世代忠贞的瓦寺土司”的标题。标题来源于于右任。他当时随国民政府流亡到了重庆。然后在那个地方，当时抗战时期，整个中华民族都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于是在这里大家可以去查查文献，一下子出现了好多篇的历史文章，都在强调禹迹与西羌，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华夏民族最早是起源于岷江上游的，所以民族的复兴也就从西边开始。所以那个时候于右任有一天也跑到汶川访禹迹，因为就在这个瓦寺土司他们家的附近就有一个，瓦寺土司的官舍在的地方就叫土禹山，旁边还有一个大禹的母亲生他的遗迹的地方，所以于右任就去看，看了后还写下非常好、气魄非常大的一首诗。就在这次访问中，他也去访问了当时的代理土司，代理土司就把他们家的老家谱给于右任看，于右任当时不是为了家谱，是为了悼念刚去世的土司，他就写了“世代忠贞”的挽联，后来这个“世代忠贞”就被祝世德写到县志上。其实说这些我是想说在整个这个时代变化里边，其实就是透过这些，有的是重要的政治人物，有的是非常不重要的人物，他们在这个地方跟当地的人互动，他们产生一些言行，产生一些文本，比如说祝世德，他也替地方编县志，县志本身是中国一种特殊的文类，从魏晋南北朝时候产生在川西地方的《华阳国志》(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县志)开始就形成一种文类。为什么它是一种文类呢?就是说它本身背后有一个结构化的情境，它强调地方是整体的一部分这样一个情境，所以它形成一种书写文类以后，你无论怎么样写方志，写来写去到最后都是会产生一种文本，这种文本就强调地方是整体的一部分，所以祝世德，这个时候时代变了，整个的帝国已经、千年的帝制已经结束了，但是地方跟整体的关系是没有变的。所以方志必须被写，由地方官来写，还有土司，以前是跟大朝的关系，所谓的大朝就是大清帝国，换成国民政府以后其实一样的，在他们的观念里那还是大朝，所以当大朝来了一个官员，于右任来了的时候，代理土司就献上他的家谱。像这一类的行为表征都是模式化的，在这种模式化的言行里面，一方面有一些过去被延续下来，另外一方面有一些也在改变。当然这里边还牵扯到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在此不能多讲。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历史研究常常注意的都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所以说讲到近代变迁就是梁启超，如果讲到学术对于近代变迁的贡献的话，我们所提的，当然我们所里的李季、傅斯年、芮逸夫这些先辈呢，也常被人家提起。但是站在人类学或者是历史人类学的观点，我们是特别注重微观社会的。其实在这点来讲，历史学跟人类学不是完全没有交集的，交集就在于我们怎么样去思考，从这些所谓的最上层的知识分子，一层一层地影响到地方，尤其在地方的边缘。为什么我要强调边缘呢?尤其在这种边缘的地方你会看到，一个知识典范在取代另外一个知识典范之间的碰撞，而这种碰撞常常产生在我们看来很好笑的笑话，就像黎光明去嘲弄那些喇嘛一样的，我们觉得他写得很幽默很有趣，如果你只是停留在这个层级的话，那么这个碰撞就一下子过去了，被我们忽略过去了。有时候我们需要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譬如说，唐代或宋代会不会有一个来自中央的知识分子到边缘去嘲弄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皇帝或制度之类的其实，这些我觉得，边缘的这种微观情境是一个我们历史学跟人类学可以在这边有很大的交集的地方，而且最重要的在这个研究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这种能够见到的信息，是说我们日常见面，就是经常能够见到的这些人。其实不止是日常见面，包括我刚才举的例子，索观瀛，他读报章杂志，透过报章杂志跟那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个类似见面的互动。这也许就是整个近代中国从另外一个观点所产生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