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道流珠

作者：张怀德 编辑：石海云 本文来源：中国甘肃网整理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现实的变化日新月异。抚今追昔，那些源远流长，曾经世代与人类相伴的乡风民俗，犹如昨日春梦，恍然间许多已步入了历史，凝结成了人们心中梦魂萦绕的永远记忆……为使这些曾伴随人们昔日生活的乡风民俗能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从本期开始，本版将以连载方式刊发张怀德的《酒泉民俗古今谈》一文，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一、古老的量具：斗和升
　　现在人们对于斗和升的了解，大多只是记忆中的一种模糊印象。岂不知这两种量具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曾广泛为人们所使用。史载，斗和升的最早出现，当在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期。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斗”的注释是：“量也，十升，有柄。”
　　过去的木斗，以小麦计算，每斗重量约合45市斤左右，每10升约合1斗。木斗的形状为上大下小的梯形，上口四边的尺寸各为45厘米左右，下底尺寸约35厘米，高约30厘米。斗和升一般都用硬木做成(如榆木、青冈木、红木等，主要是不易裂开和不变形)，斗的上面有一个提梁。木升和木斗的形状基本相同，只不过它的容量是斗的十分之一。
　　有史可考，明清时期，斗和升是官家规定使用的主要量具，多用以计算粮食的数量。因此民间是不可随意制作斗和升的。
　　清朝康熙时的律条规定，斗和升均由朝廷按标准统一制作，交由地方州府指派专门官员监管使用。如若发现有人私制量具，扰乱社会交易，一旦拿获定当格杀勿论。
　　到了民国时期，秤的出现和使用代替了原始的斗和升。但在民间的买卖交易中，人们为图方便省事，在许多情形下还是离不开斗和升。
　　如果说用这种量具能进行公平交易倒也可罢，但在当时的反动统治下，一些官僚和地方恶霸相互勾结，串通奸商以“大斗进、小斗出”的卑劣手法盘剥百姓，从中非法牟利，中饱私囊，为害社会。此类事例在当时那种社会状况下并不少见。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明确规定了度量衡使用标准，同时废止了斗和升作为量具在社会的正规交易中进行使用。提出粮食货物的交易一律用秤(当时的秤每市斤为16两制，后改为10两制)。此后斗和升
　　作为量具的使用，便仅流行于民间。
　　大约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斗和升这两种古老的量具便逐渐从民间消失。
　　二、旧时的乡村货郎
　　早年间，酒泉一带常有一些往来于城乡之间的乡村货郎，这些货郎多是挑着杂货担子，每到村口和人多的地方，就举起手上的小“巴郎鼓”边摇边吆喝，人们听到他们的吆喝声，便都围了过来，争相购买所需物品。当地人把这种生意人叫“呼郎子”。
　　“呼郎子”下乡所带货物并不是很多，但却很杂。什么针头线脑、各种花布、胭脂粉、擦脸油、糖果瓜子、烟酒茶、盐巴调料、毛巾肥皂、蜡烛火柴、红白纸、铅笔本子、小儿玩具等等都有。他们每到一地，不但服务热情周到，而且生意做得很活。买东西给钱也行，没钱赊账也行，甚至还可拿鸡蛋、麸皮来换。除此之外，货郎们来时还给人们带一些常用药品，什么仁丹、大圣丹、中药丸和西药片啥的。每至年头节下，他们还会给乡民们带来年画、对联、爆竹、门神等年货，以解群众之难。
　　货郎们下乡不仅吆喝生意，还稍带着为群众代办一些家常小事。如给农民代写家信、念信，帮忙给他们到城里邮局发信。以至还代收药材、羊皮、羊毛等。因货郎们常来常往于乡下，大都和乡民们混得很熟，关系也十分融洽，老百姓常盼着他们多来。
　　虽然乡村货郎们在农村深受人们的喜欢，他们的生意也做得很随人意，但货郎们的辛苦程度和他们心中的难言之隐，却很少为外人所知晓。
　　那时候货郎们出门提一次货，要费很大劲儿。因当时酒泉的商业很不发达，他们提货最近的地方也要到省城兰州，甚至还远去西安等地。一般出门他们都是赶上几头小毛驴，毛驴驮着几个大筐，相互结伴而行。一般来回一次少则十天半月，倘遇天气不好和路途不顺，个把月时间也是常有的事。路途中货郎们除日夜不停地急着赶路，有时也有短暂的停留，因为他们还得侍候毛驴，人也得吃饭。再则路途上还得时时加以小心，以提防野兽的突然出没和贼人乘其不备的劫道。
　　全国解放后，那些常年奔波在外的乡村货郎们虽然还干着同样的营生，但他们的境遇却比过去要好了许多。这时期国家不但制定了专门政策，从多方面扶持个体商户，而且还帮助他们解决许多实际困难。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农村成立了供销社，随之各地都办起一些大大小小的商店，这就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供应和生产需求。从那以后，乡村货郎便少得多了。
　　三、早年的“文房四宝”
　　人们一般把笔墨纸砚称为“文房四宝”。在今天看来，这几样东西都极为平常，且普遍为人们所使用。但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些年月，这类东西不但在市面上比较少，而且价钱不菲。民国时期，在酒泉市面上出现的纸张种类并不多，大体常见的也就是麻纸、红白纸、牛皮纸、毛头纸等。而毛头纸在当时来讲算是上品，寻常人家一般用不起。
　　那时的私塾学校很注重学生毛笔字的训练，但大多数学生又买不起纸，教书先生们便发明了一种练习书写的工具———“水牌”，以供学生练字。“水牌”其实是书本大小的一块木板，在两面都涂上“桐油”，即可用毛笔蘸上红土水在上面写字，写完字还可用水洗掉，这样就可以反复使用。红土在酒泉到处都有，这就不用花钱。但正规写毛笔字必须有墨，而那时市面上卖的墨锭价钱也是很贵的，于是有人便想出了一些土办法：把锅底灰弄到碗里，研细后倒上黑醋熬好，做成一种“土墨汁”，不但可以写大楷，还可刷黑板。
　　过去酒泉不产毛笔，而市面上从外地购进的毛笔价钱很贵，学生们自然买不起。但当地人还是有自己的办法，用旧笔杆或空心木棍栽上羊毛，自制毛笔。这种笔虽然不是很好使用，但让学生练字还是没有问题。
　　那时想买一方砚台，一般人根本办不到。据说在民国中期，一方普通砚台至少都值四五石麦子的价钱。于是人们就动脑筋就地取材，用青砖或磨刀石自制砚台使用。好在后来市面上大量出现了本地所产墨锭，这就方便了众多学子。
　　常言道：“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回味早年间人们就地取材自制那些“文房四宝”的情形，真是精神可嘉。这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时势造英雄，逆境创佳绩。毕竟人的智慧和力量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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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间取名习俗　　过去酒泉农村的人给孩子取名是相当重视的。一般婴儿出生，必要做三件事：一是用红布包孩子。待小儿哭出第一声，家中老人则到祖宗牌位前祷告，意即禀报平安。二是要用铁锅把孩子扣一下，或用红线绳在孩子脖子上拴一下，以示吉祥。三是拿秤称孩子。一般是用筛子、箩儿或是草筐把孩子装入称出准确斤两。待三天后，也就是给孩子“洗三”时，这才给孩子取小名(即乳名)。
　　取小名一般是由家中老人亲自为孩子选字命名。大体做法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男娃多借用动物名称取名。老习惯认为，大多动物都很威猛、雄壮，生命力强，便借此寓意给孩子取名。常取的名称如小虎、狗娃、二牛等。而女孩则多以花草之类取名，如梅、兰、菊、芳等。二是具有某种纪念意义的取名。如以什么地方名称，或是以老人的寿数(如叫六十娃、七十娃等)取名。也有的以孩子出生时的斤数取名(但只取整数，或几个吉祥数)，如六斤娃、八斤娃等。
　　一般孩子到了入学年龄(多为七岁)，才正式给他(她)取大名。取名时那些程序往往都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突出的表现形式是虔诚地恪守“家谱”规则。其实，人的名字只是一个代号。现代人们大多只有一名，但在古代人们除了姓和名，还有字(表字)和号。
　　《中国姓名学》云：“古人出生即取名，成人后则取字。二者相连，即为‘名字’。”清代学者王应奎曾言：“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意思是说，过去人的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字则是表示德行的。而“号”却是人在名、字之外的尊称或美称。过去的“家谱”观念，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很重。
　　“家谱”也叫“字辈谱”，是由上辈长者按照家族的沿袭情况，慎重编定的供后辈人所取名的记录册，或是封建家族记载本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本册。一般来讲，“家谱”中的姓是不变的，它所规定的只是“字辈”的用字和其“名”的用字。而往往一个家族“字辈”那个用字好多辈人都一直不变，变化多端的通常是用以取“名”的那个字。
　　过去的老讲究，辈分用字和“名”的用字，一般都是按照“阴阳五行”的内容，并和“生辰八字”相结合，再按“五格剖象”(即天格、地格、人格、外格、总格)中选字的规律选择最为合适的字取名。常用的字大致有这么一些：仁、义、礼、智、信、荣、华、富、贵；安、邦、定、国、忠、孝、全、福、禄、寿、财、贵等。而给女孩取名，则大多是把她的姓氏和乳名相搭配而组成其名。
　　五、早年的民间郎中
　　过去民间缺医少药，人们患病难以医治，便笃信于鬼神或借助迷信方式治病的现象相当普遍。一些江湖骗子及巫医之类也乘机混迹社会，打着行医的幌子，借助人们的迷信心理，使用一些荒诞手法以治病为名骗人钱财，乃至闹出人命的事情都多有发生。
　　到了清代光绪时，酒泉一带乡间亦有好些较有名气的民间郎中，他们治病多以中草药为主，同时充分应用中医的多种传统手法，如针灸、拔火罐、推拿、刮痧、剌血等，同时还采纳民间的一些土验方，配合治疗一般常见病和有些疑难杂症，都能收到很好的疗效。
　　据有关资料记载，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左宗棠的大批军队当时驻扎酒泉。岂料那年秋，骤然而至的白喉症在军中流行，顷刻间疫情殃及到酒泉及周边一带农村。而地方官员却束手无策，致使民众死伤甚惨。后由几名地方郎中拿出祖传秘方，想方设法全力医治，才使疫情有所减退。
　　时过四十多年后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冬，白喉症再次在酒泉一带流行。由于疫情传播过快，蔓延之势甚广，很快便殃及到好几个县的农村。虽则地方政府组织医疗人员尽力施治、预防，但因疫情过于严重，且大多农村又缺医少药，致使此症蔓延达六年之久，死亡人数不计其数。据《玉门县志》记载，花海乡当时共有2000人口，因白喉症死亡就达500余口。后来还是由省府派了一批得力医生，他们来酒泉后和当地医生及民间郎中全力配合，才使疫情最终遏止。
　　酒泉一带自古以来就盛产中药材，这就为过去的民间郎中为人们治病提供了相当优越的条件。据《重修肃州新志》载，清乾隆时(1737年)本地出产的中药材就有上百种之多。书中还提及到那时民间就有用石油治疥癣、雄黄抹疔疮，用大黄消暑、沙枣面治腹泻等的一些疗法。到了民国后期，酒泉一带的民间郎中已趋相当成熟，而且他们都各具妇科、儿科、内外科之专长，热忱为群众治病，解人们之难。据称那时玉门下西号就有一位姓邓的人称“神医”的民间郎中，他的拿手绝技是为人接骨。无论什么样的骨折，据说只要送到邓郎中那里，他只用绿豆面、沙枣树皮和麻钱子等几样简单药物，经一番推拿摸捏，患者的伤骨便立时见好，且三天后即可下地行走。解放后，乡村郎中们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关怀和重用，才使他们有了施展本领的机会。
　　六、民间的禁忌习俗
　　俗话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自古以来凡有人群生活的地方，就有他们独特的乡风民俗。曾在中国元朝当过小官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所著的《马可波罗行记》一书中提到过这么一件事情：有一年夏天，他到酒泉了解有关民俗情况时，竟发现当地有一些令人十分奇怪的民俗现象，如那里的人们送葬时棺木不从门出，而是破墙往外抬。进庙祭神都献整羊等等，他为此感到大惑不解。这是因为过去人们深受封建礼教的影响，那些地方风俗必然会染上浓厚的封建色彩。而有些民间禁忌习俗不仅相当迷信，而且十分荒诞……
　　(一)
　　两家娶亲忌相遇。过去乡下娶亲，如果碰巧两家的花轿在道中相遇，人们则认为大不吉。面对这种情况，化解的办法就是两边的新娘都走下轿子让她们互换红裤带，这才算逢凶化吉。如果娶亲的花轿碰上了送葬的队伍，则认为是大吉大利之事，人们会为此特别高兴。
　　家中咸盐忌借人。邻里相处，相互之间借用东西，这是极平常之事。但过去当地却有这样的禁忌习俗：家中别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借人，惟独咸盐不能借人。老习惯认为，盐即“言”，把咸盐(闲言)借了人，就好比无意中传了闲话，会导致邻里之间不和睦。
　　过年三天忌扫地。过年过节，把家中里里外外打扫干净，这是好事情。但过去农村却忌讳在过年的三天之中扫地。老习惯认为，过年那几天正是财神爷到各家各户串门的时候。如果在那些天扫地，就意味着把柴(财)扫出了门，会得罪财神爷。以后这户人家就会财源不旺，日子不好过。
　　耕牛死后忌食肉。过去乡下农民把耕牛看得很重。那时耕牛死后人们不但忌食其肉，甚至还要将它深埋厚葬。人们认为，耕牛是农民的忠实伙伴，它食草耕田，为人类造福，理应受到人们的厚待。如果耕牛死后有人剥皮食肉，会被人们视为不义之举，将会受到大家的痛斥和严惩。
　　灶火门忌向南。过去的老习惯忌讳农村人家的灶火门向南开，这是源自“阴阳五行”的命理观念。古人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组成，而它们之间又是相生相克的关系。命理学家把天干地支和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相联系，又把“五行”和五个方位相搭配，以测吉凶。按照这种推测方式，方位中的“南”，正对应“五行”中的“金”，便有了“南方兵丁火”一说。灶门向南开，意即火气太甚，故此不宜。民间的说法认为，灶老爷是端坐在正东方的，因此灶火门应该向东开。因此，还流传着“灶火门向南方，日子越过越难肠”的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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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忌杀白公鸡旧时人们一般不轻易宰杀白公鸡，也忌食白公鸡的肉。那时的老习惯认为：白公鸡辟邪，白公鸡的血可以驱鬼降妖。过去，农村多有这样的习俗：送葬时大多都带一只白公鸡，待到了坟地，在棺木入坑埋土之前，道士便把白公鸡的脖子割破，让鸡血往棺盖上洒上几滴，意为镇妖。
　　桃枝辟邪忌见红过去人们忌讳随便毁坏和焚烧桃树，把桃树视为辟邪的灵物。比如有的人家家里发生了不幸的事情，或者死了人，这家人都要在门上插上几根桃树枝以示辟邪。有的人家孩子多病，大人便给那个孩子脖子上戴一个桃木饰物，起辟邪作用。还有的人家新修了房屋后，每到夜间屋里总会发出奇怪的声响，于是人们便拿几根桃树枝插到房梁上，据说这样屋里就再不会发出声响了。但桃树忌见红物，倘若有什么红颜色的东西遮挡在桃树上，它将失去辟邪作用。
　　米碗收魂忌见光旧时，如果谁家的小孩无意中受到惊吓而致病，家人则认为是孩子的魂被吓走了，就要按照老习惯给孩子“收魂”。收魂的做法是：拿一只小碗，碗中装满小米，再用红布把碗口包起来扎紧。因收魂忌见光亮，因此，必须在夜间进行。到了半夜时分，主人便叫上几个老人，让他们手上都拿着什么锣儿、笤帚之类的东西，跟在主人的后面，由孩子的母亲手端米碗走在前面，在自家庄子的周围边走边叫孩子的小名：“某某娃快回来！”其他人也跟着喊这句话。如此反复几个来回，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大伙便默然而归。到了家中，先取开红布看碗中的小米。倘若碗中的米浅了一些，便认为孩子的魂已收了回来。如果碗中的米并没有浅，则收魂的过程还得从头再来。
　　小儿夜啼忌问医过去谁家的初生儿若夜间啼哭不止，家人却忌讳求医。老习惯认为，初生儿夜啼不止，是孩子初来人世不习惯，并不是什么病。如果过早见了医生，那么这孩子将会病不离身。为了让孩子不再啼哭，解决的办法是张贴“夜哭郎”贴，向人们告知孩子的出生。“夜哭郎”贴多用黄纸或红纸写成，大多贴在大树、桥头、墙角等处，让人们去念。上面一般写着这么四句话：“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的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据说这么做了之后，孩子夜啼的毛病就没有了。
　　未婚男子忌抬棺旧时农村的老规矩，忌讳没有结婚的男子在帮别人送葬时抬棺木。民间习俗认为，如果未婚男子抬了棺木，他往后的婚姻将会十分不顺，即很难找到如意的对象(意即“婚硬”)。
　　(三)
　　不雅行为“四大忌”
　　中国是礼义之邦。自古以来人们就把社会公德、礼义之举、个人修养和对儿女的家教之类特别看重。若有不雅行为和举止在人们身边出现，周围人们则不容，社会舆论多谴责。民间曾有这么四句顺口溜：“吃烟抽席子，吃饭擤鼻子，来人打娃子，上香摸尻子。”被人们斥为典型的四大不雅行为，多为人们所唾弃。
　　寡妇再嫁禁忌多
　　旧的封建礼教不仅是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束缚，更为严重的是精神摧残。特别对女性的压制和迫害尤为令人发指。过去在农村，如果寡妇再嫁，禁忌特别多。出嫁时不准穿红衣服，也不得举行仪式或大摆酒席。甚至迎亲的花轿不能走正门，娶亲的时间多半都在午后。
　　出门忌拾花手绢
　　习惯上人们出门，碰见什么东西大多都会去拾。
　　但过去当地却有这样的规矩：路上碰到别的东西可以拾，惟独碰到花手绢不能拾。据说拾了这样的东西不吉利。还有，一般来说人们如果丢了什么东西，心里总是很不舒服。但过去的一些习俗却让人有点好笑：如果谁不小心丢了帽子，则被视为是大吉大利的好事。假如他拾了鞋，这人一定也会非常高兴。民间有这样的顺口溜：“丢了帽子拾了鞋，倒霉的运气转过来。”
　　“奠主刺血”忌女言
　　乡间过去的传统习惯，要在老人去世三天后的晚上，举行一个“奠主刺血”的祭奠仪式。这个仪式是由地方长者把老人的子女召集到一起，先行叩首跪拜之礼，而后由主祭者拿针在老人长子的中指尖刺出鲜血，用其血在过世老人灵位牌的姓氏处添写一笔，是为“见血当思父母恩，锥心泣血惊后世”之意。但令人费解的是，在整个仪式过程中，男子可以随便言语，惟独忌讳女性开口说话。
　　男鞋辟邪忌狗血
　　旧时人们认为，男人左脚上的那只鞋可以辟邪降妖。如果他们外出时到了一个陌生地方，假使心里发慌，或有惊恐之感，据说到了夜间只要把左脚上的那只鞋取下来枕在头下，便会安然无事。如果有人犯了疯病，胡言乱语或是到处乱跑，可用男人的左鞋底在其背部打七下，据说这么之后，那人的疯病便会立时痊愈。同时民间习俗认为，男人的左鞋最忌狗血，倘染了狗血则会不灵。
　　旧时的民间庙会
　　过去民间的庙会可谓相当频繁，一年中大小庙会不断。《肃州旧志》载：
　　“昔肃州之西文殊山庵观寺庙众多，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日夜香火不断。每至庙会，燃灯数百，照耀如同白昼。间有扮演秧歌社火者，大比旧时新鲜，乡民唱戏取乐，热闹非凡。……二月二日为土地会，张灯演戏，更盛于元夕。四月八佛诞，男女竞往文殊山进香。五月端午日，门插柳枝，唱庙会。六月六日，谓之濯发会，老幼赶会，妇女多往酒泉洗头。七月七夕为城隍会，多采紫苏和面酥煎食敬神。”
　　寥寥数语，道出了清时酒泉民间一些庙会的概况。过去的庙会，大多都在当时的一些重要节日举行。每至庙会，人们蜂拥而至，烧香拜佛，祈望平安。同时，庙会又体现着一种民族文化，满足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在庙会期间，佛事的进行固然是一项重要内容，但同时也有艺人的杂耍、草台戏班的地方戏表演、小商小贩们的叫卖，乃至地方风味小吃、民间工匠的各种卖弄。实际上，人们把庙会当成了一种寻求精神寄托的载体。
　　在封建社会，人们把寻求心灵解脱和精神寄托投入到对神佛的膜拜和崇尚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相对来讲，通过举办庙会，融通了民族文化，增进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未尝不是好事。
　　民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处于慌乱状态，香客中信神信佛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文殊山庙会还是盛况依旧。每年四月八佛诞会、浴佛节，从初一到初八有唱戏的、闹社火的，艺人杂耍、杂货买卖、特色小吃仍为庙会增添着热闹气氛。酒泉法幢寺和周边一些佛庙寺院，在庙会期间还有外来戏班和本地戏班同时演出，人们争相前往，各有兴趣。各寺庙在庙会期间，布施的现象比先前更甚。同时，人们赶庙会不仅是为热闹、图红火，其中焚香许愿、祈祷福祉的心理似乎更多一些。这时期，庙会不如清时那么频繁，但较为集中、有序。再者，还有类似于庙会形式的一些小范围祭祀活动，多为民间头面人物出头张罗，应时举办，如观音堂求子、龙王庙求雨、土地庙谢神、关帝庙求安、魁星楼求贤等等。

马向阳

好多见过，也听过，大多相似

张多

酒泉很大，敦煌、肃州、肃北、肃南、阿克塞的民俗构成了河西走廊关键部位的多样化民俗要素。

马向阳

肃南是酒泉的吗？

张多

呵呵，抱歉，肃南是张掖的。全国唯一的裕固族自治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