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洪波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8月31日 14 版）
23年，150余种书，一长串耀人眼目的名字：费正清、魏斐德、史华兹、杜赞奇、谢和耐、宇文所安、易劳逸、韩书瑞、瓦格纳、杜维明、沟口雄三……这样简单的列举已能大致呈现“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分量。中国学者研究西学，一定绕不开“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而研究“中学”，也无人不读“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这差不多可以说是学术界的“共识”了。
“作为一个持续开展了二十多年的大型翻译出版项目，这套书背后的版权故事几乎可以说是中外版权交流史的一个缩影。”谈起“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出版历史，丛书主编、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教授这样说。
丛书正式起步大约在1988年，那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国内出版社翻译出版其他国家的作品，也就没有购买版权这回事。“不过，我们引进第一本书，版权就花了钱。”刘东告诉记者。这第一本书是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等人合作完成的《中国的现代化》。因为参与翻译出版事宜的人很多来自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和南京大学合作成立的中美文化中心，美方负责人就说，你们翻译这本书，要遵守美国法律，购买版权。“于是我们‘多此一举’，支付了版权费50美元，实际上是象征性的。”刘东说。
从1989年至1992年，在版权方面差不多“无法可依”的情况下，丛书第一辑10种图书陆续引进出版了。这其中包括费正清等《中国：传统与变革》、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墨子刻《摆脱困境》等，均为名家名作，受到学界和读者的追捧。
1992年10月，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版权就不再是免费的午餐了，一时间，国内翻译图书的数量大为减少。“我们这套书受到的影响并不大，个中缘由是：第一，汉学家比较了解中国国情，对于从中国获得版权收益不抱太大期望；第二，随着丛书影响越来越大，不少汉学家都以自己的著作被收入其中为荣，不会太计较版权费。”刘东回忆说，1990年代，他们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汉学重镇之一）购买版权，每本书仅仅支付100美元，“也就是意思一下”。
不过说起来，版权的事情有异常的复杂性。江苏人民出版社负责这套书的副总编辑府建明博士告诉记者，在美国，图书的版权一般在出版社手里，也有些在某个研究机构或基金会手里，过了一定年限之后，版权才回到作者手里；而在日本，学术图书的版权一般在作者那里。“汉学家都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够让中国读者看到，而且不少人和刘东教授、和我们都相熟，所以，如果版权在作者手里，联系起来一般会比较顺利。像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魏斐德先生，他的《间谍王》原由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去世前他告诉我们，待版权到期，他愿意把版权转给我们，并且免费。日本学者将版权免费赠与我们的就更多了，像去年出版的《中国善书研究》、今年出版的《诗经原意研究》，版权都是作者赠送的。还有的作者，版权不在自己手里，就积极协助我们和版权持有人联系，督促对方将版权授予我们。像我们最近谈妥的英国剑桥大学胡士德教授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形象》，作者就做了很多工作。”府建明介绍说。
丛书原计划出版三辑，并没有一直出下去的打算。但随着一本本分量十足的著作出版，丛书声誉鹊起，影响越来越大，江苏人民出版社也就再接再厉，坚持了下来。到1990年代末，这一丛书已成为读书界耳熟能详的品牌。进入新千年，丛书每年推出新书的力度加大，并且相继开辟了“女性研究系列”、“海外学子系列”、“环境研究系列”等子系列，重印的数量也大大增加。据府建明的统计，这套书重印率高达90%，对于学术类丛书，并不多见。在这个过程中，出版社购买版权力度不断加大，操作也更加规范，当然，版权费的数额也在提高，从最开始的50到100美元，到后来的300到500美元，直至现在的1000多美元。
“目前这套书的出版中，我们最感困惑和忧虑的还是版权问题。现在中国出版界对这方面的著作普遍感到兴趣，争抢版权的情况便日趋严重，从而使得版权费用水涨船高。然而有的出版社并不具备相应的编辑能力，版权到手后，或迟迟不能翻译出版，或翻译和编校质量无法保证，以致造成一种乱象。”府建明告诉记者。他举例说，周策纵的《五四运动》、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原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的经典之作，但后被其他社抢去版权，却又不见新版面世，甚为可惜。
刘东补充说：“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作者对自己的书版权由谁持有也搞不清楚，比如易劳逸的《流产的革命》、伊懋可的《中国过去的模式》，都是汉学史上的名作，但我们和作者及其家人联系，也搞不清版权归属何处。我们甚至有现成的译本，就是不能出版。”刘东想到，对于本土作品，有时在联系不到版权所有人时，出版社可以将稿费先存放在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对于翻译作品，能否也采用这种办法呢”？
“在对外开放的今天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在1988年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写的序言中，刘东这样说。23年后，刘东可以毫无愧色地重读这段话，因为他当初发下的宏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了落实。而在府建明看来，这套书并不是说给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一套标准答案，而是为国人提供了另一种眼光，所谓“借别人一双慧眼，把自己看得更加清楚”。
“所以，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版权交流故事，而更多是一个文化碰撞的故事。”刘东说。同时，刘东也意识到，现在是到了从单向输入向双向交流转变的时刻。他告诉记者，他正在策划“清华国学译丛”、“当代中国读本”两套书，前者计划将陈寅恪、王国维等前辈大师的著作介绍到西方，后者计划将当代中国代表性学人的代表性文章，广谱、正态、全方位和不分派别地译介给西方学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