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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 2010年08月17日 16:3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海外学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一则具有可贵的资源价值，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尊重，认真选择，主动汲取，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我们的学术研究之中；二则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应该注意甄别，取其所长，去其所短，防止把异域学术的“污染企业”搬到中国的土地上；三则应该注意海外学术在中国的适应性，避免因国情的隔膜而产生副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如同其研究对象一样，始终与海外资源有着密切的关联。胡适的《最近五十年中国之文学》（1922），带有进化论与实验主义哲学方法的色彩。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与《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透露出一点自“五四”前后传播进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五六十年代的现代文学史著述，大多强调思想斗争、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力图以文学史来验证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观点，这种模式明显留有《联共（布）党史》的投影。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源大为拓展。就性质而言，一是海外汉学，二是广义上的文化研究；就方位而言，东方主要是日本，西方则主要是欧美。随着留学生队伍的扩大，海内外学术交流渠道的多样化，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海外学术信息多渠道、大批量地进入中国内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日本汉学曾经受惠于中国学术，后来在实证研究、文本细读与思想史方法等方面给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反哺。譬如，竹内好的思想史视角对鲁迅精神世界矛盾的关注；丸山昇以扎扎实实的实证方法把被竹内好主观化的鲁迅重新放回到历史语境中去；伊藤虎丸对鲁迅个性思想原点及其明治末年日本文化背景的追溯，对创造社史料的汇集；木山英雄的《野草》研究、周作人研究与旧体诗词研究；北冈正子对《摩罗诗力说》等鲁迅早期作品的材源考证；丸尾常喜用文化人类学等方法对鲁迅文学世界与精神世界做经典文化与民俗文化的还原研究；日本首都圈3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刊物研究、左联研究；等等，都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启迪。

　　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西方汉学其实主要是美国华人、华侨的成果。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给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送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从小事件看大历史、大道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促成了对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小说的研究热潮；余英时、杜维明、林毓生的思想史研究，激发了对古典主义思潮的热情与对“五四”复杂性的审视；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促进了现代派研究，也拓展了现代文学的都市文化视角；王德威关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追溯，提醒人们注意晚清的现代萌芽价值；刘禾运用知识考古学方法追溯现代文学话语的历史，也给人以方法论的示范。

　　还有广义的文化研究，诸如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神话—原型、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东方主义、后殖民理论、知识考古学、女权主义、自由主义、新历史主义、民族国家、谱系学、解释学等理论及公共场域、宏大叙事、想象共同体、身份认同、社群、身体政治、性别政治、市民社会、他者、文化霸权、戏仿、狂欢、元叙事等观念、方法，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均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现代文学学科观念更新、空间拓展、方法多元、面目一新，海外资源自然功不可没。

　　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

　　一是张冠李戴。

　　民族国家理论最初是在欧洲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安德森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是一个想象之物”的观点则产生于他对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的考察与思考。有的学者不明就里，拿过来生搬硬套，说中国也不过是一个“想象共同体”，断言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始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有人“宽容”一点，把起点延伸到1912年民国的成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代文学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的伪命题。有一篇博士论文，干脆把当代革命历史小说书写现代史题材说成是为了建构民族国家。殊不知，按照现在一般的国家理论，如果把夏商周视为原始国家的话，那么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起码应该从大一统实体化的秦朝算起，而后虽有内部纷争、朝代更迭、版图变迁，但是中国多元一体的整体格局没有根本性的动摇，现代中国不是传统帝国分崩离析的碎片，而是国家实体的整体继承，改变的只是政治制度，这是中国迥异于近几百年才陆续独立的欧美亚非拉国家的本质特征。如果连这一基本的历史背景都搞不清楚，文学史的判断哪里靠得住呢？

　　台湾有学者用后殖民理论来看待中国文化与台湾文化的关系，认为抗战胜利、台湾回归中国之后特别是国民政府迁台之后，中国文化对台湾的统合是一种后殖民现象。大陆也有学者用后殖民理论看待少数民族文化问题，认为汉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也存在着后殖民问题。如此这般，貌似深刻，实则谬误。

　　二是盲目求新。

　　求新成为学术时尚，唯新是求，生吞活剥，缺乏审慎的选择，缺乏契合实际的化用，缺乏创造性的更新，往往一个观念尚未吃透，一种方法未能熟练，便又去追逐新的观念、新的方法。求新急切，而对新观念新方法本身的局限性以及移植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缺少冷静的反思。有的学者审慎对待新潮，便受到“落伍”之讥。文化研究本来有助于拓展文学研究视野，但是文化研究大潮澎湃，对文学研究形成挤压的态势，仿佛文学研究已成明日黄花。盲目求新，不仅对新的不求甚解，食洋不化，对学科的基本问题有所忽略，而且还带来了新概念大轰炸、表达晦涩、诘屈聱牙等问题，正所谓以艰深文浅陋。

　　三是任意发挥。

　　任何观念与方法，都有其适用范围，一旦恣意而为，必然漏洞百出。如有的学者借用女权主义与心理分析理论，认定鲁迅之所以对朱安没有爱情、对母亲有所抱怨，是因为新婚之夜作为男性在妻子面前遭受了挫折，遂把失败的惭愧与羞辱转化为仇恨。这哪里是严谨的学术研究，分明是故作惊人之语的低级噱头！

　　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相当复杂。有的由于年轻人敏感，吸收新鲜营养操之过急，结果造成了消化不良；有的出于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养成了所谓“汉学心态”；有的属于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图的是带有新名词的论文容易发表；有的则属于利益互惠，海内外彼此征引，相互夸赞，对等邀请，等等。

　　海外学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一则具有可贵的资源价值，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尊重，认真选择，主动汲取，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我们的学术研究之中；二则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应该注意甄别，取其所长，去其所短，防止把异域学术的“污染企业”搬到中国的土地上；三则应该注意海外学术在中国的适应性，避免因国情的隔膜而产生副作用。只有在选择、汲取、转化的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对海外资源的引进才能更为自觉、更加有效，才能有助于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更多地参与国际学术对话。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