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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5月18日   09 版）

    ■陈来(清华大学教授)：

    在中国，1990年代以来，哲学诸领域中，政治哲学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在西方，早在1964年，施特劳斯就说，政治哲学已经成为第一哲学。可以说，政治哲学之受重视是中西学术界一个共同的大趋势。在这个大趋势中，罗尔斯《正义论》引发的研究热潮又最为引人瞩目，1970年代以来，他是西方学术界公认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不过，国内读者对罗尔斯的兴趣似乎并不算太突出，相反，伯林却引发了更大的阅读热潮。我想，一部作品在另一个国家的生命力是与该国的学术文化生态有关的。罗尔斯的学说特别关注公平问题，而其著作进入中国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在有长久社会主义传统的中国，平等、公平本来就是最被强调的价值，罗尔斯的学说就没有那种振聋发聩的效果。相反，伯林“两种自由”的区分、对于20世纪历史的反思却更能给我们带来震撼，也有更大的论说空间。另外，1980年代国内知识界讨论最多的是马克斯·韦伯。韦伯的著作笼统地讨论一个现代化的问题，契合了我们当时的需要。而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对自由主义的发展、补充、诘问和反思蔚成潮流，伯林之受重视是毫不奇怪的。总之，10年时间，伯林的著作引进到中国有十余本之多（还不算相关的研究性著作），在西学翻译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胡传胜（《自由论》译者，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首先,指出这点虽然有点庸俗，一个平庸的真理或真相是，只要中国的学术思想界还处于对西方思想的聆听状态（这种状态已经存在一百多年，在相当长时间内，我们似乎无望摆脱这种状态），西方特别是英美学术圈的热点人物便自然成为我们的阅读热点。这有点类似于伯林分析过的别林斯基那一代对黑格尔、普列汉诺夫那一代对马克思的阅读热。而在九十年代末，柏林对英美学界的影响正大加大。罗尔斯、德沃金、泰勒等人都坦率承认伯林的影响乃至启蒙。

    第二，我们知道，九十年代末随着新左派和自由派的争论，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在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思想界（思想是在反思的空间内知识人对时代的自发反应，而与其系统化、学术水平无太大关联）似乎第一次个体性地自主地提出问题，探索答案，而伯林便成为一个外来资源。我们应该承认阅读伯林与阅读中国是有关联的。伯林是自由派，它对消极自由的辩护、对积极自由主义支持者的并不总是公允的批评，与中国知识界限制政府、建立市场经济的呼吁有某种呼应。不过我觉得，他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并不在于他对自由的分析、他在自由主义家族争论中的态度，而在于他的著述所体现的一种思想情绪：对重大问题回应方案之开放性乃至冲突性的深切意识，把它作为人的无可逃避的有时是悲剧性的存在状态，这种对问题的重视远大于对答案的重视的多元主义，应该说特别容易激起共鸣。

    ■钱永祥（台湾“中研院”副研究员）：

    1980年，我翻译了伯林的《历史是科学吗》一文，在台湾发表。我没有考证过，这是否是中文世界第一次介绍伯林的作品。就我的体会，伯林的文字是很啰嗦的，但这是一种特殊的啰嗦，是西方人谈学问谈思想的一种典型方式。与罗尔斯这样的学院派分析哲学家不同，伯林可称之为对话型的思想家。他的文风，翻译起来难度很大。但是，伯林这种谈思想的方式，中国人可能会觉得比较亲近。中国人恐怕很难亲近罗尔斯那种纯粹分析式的、论证式的、强调概念关系的讲述方式，读罗尔斯会觉得很苦。但对于伯林这样不下严格定义、重视感受和体悟、关注思想的历史后果的谈思想的方式，中国人却容易喜欢。另外，论体系的严密、思考的深刻，伯林远远算不上第一流的思想家，但他的学说有很强的现实感。伯林告诉你，思想并不是一个纯粹逻辑推衍的问题，而是在现有的人性、现有的历史条件、现有的客观环境下，如何看事情想问题。中国处在高速发展的阶段，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会莫名其妙地忽视思想，另一些人可能会莫名其妙地渴求思想，希望找到一个终极性的回答和方案，伯林的著作会告诉你，还是不要做这种梦想吧。虽然伯林没有来过中国，也没有谈过中国，但是，如果中国学术和西方思想进行结合，伯林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他的作品对我们有很大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