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民俗学学科与时俱进 — 德国民俗学者沃尔夫刚•卡舒巴
让民俗学学科与时俱进
— 德国民俗学者沃尔夫刚•卡舒巴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很多德国大学开始将“民俗学”（Volkskunde）改为“欧洲民族学”（Europäische Ethnologie）。沃尔夫刚•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和他麾下的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ät）民俗学科是这一改名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于是自从1995年以来就有了洪堡大学欧洲民族学研究所 （Institut für Europäische Ethnologie），卡舒巴则一直是它的掌门人。
沃尔夫刚•卡舒巴出生于1950年，在如火如荼的六八年学生运动中开始了在图宾根大学的求学生涯，主修民俗学和政治学。当时图宾根大学的民俗学正在鲍辛格的引导下开始转向社会科学，即后来被称为“图宾根学派”的经验文化学 （Empirische Kulturwissenschaft, 简写为EKW）。卡舒巴是这一学派的中坚力量，也是鲍辛格的得意弟子 — 他在那里完成了博士论文和教授资格论文。
卡舒巴肯定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教师。我曾经两次听过他的“欧洲民族学导论”的演讲课 （Vorlesung），两次之间相隔三个或者四个学期。每次他 都会发给学生一份演讲提纲，上面是本次内容的核心题目和关键词，也包括核心的文献。对比两次课的提纲，我发现尽管总体结构上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但是在某些 用词上有变化，换过的词汇更精确更优美，可见他一直在完善着他的提纲。他的这些演讲课程也都是有讲稿的，大概每个课时都会有二十页左右，全是打印出来的， 但用的是废纸的背面。我想这个细节是很可以说明他的做事风格和态度的。他撰写的（不是主编的）的教材《欧洲民族学导论》已经成为这个学科的经典，在民俗学界 的影响令人瞩目。该书1999年初版，2006年已经出了第三版，可见其被认可的程度，因为在德国大学里没有统一教材，学生和教师对教材的选取具有完全的自由。
卡舒巴的研究起步于 1848/1849欧洲革命时代乡村社会转变的民族志建构，但是他从来没有将自己视为历史人类学者，而且他也再没有做过类似《村落中的求生》（与Carola Lipp合著）这么细致的历 史个案研究。但是我相信他在学界被认可肯定和这本书不无关系：对各种不同类别、风格、内容的历史文献的把握和使用，让人看到他在这个技术层面上的纯熟。 Carola Lipp还一直还没有放手这些材料，只是不断地引入新的分析方法如计算机辅助的社会网络分析来利用这些材料，来发掘新的分析角度，如亲属关系变迁与公民社 会的萌芽等。卡舒巴似乎放弃了历史性的研究，他也从来没有将历史人类学、历史民俗学当作自己的招牌领域。的确，在人类学、民俗学与历史学的交接点上，德国 学术界曾经做过很多工作，而卡舒巴他们的村落研究只是这一趋势开端之时的作品之一而已。
在对历史的解读中，卡舒巴力图说的是“大事”，是欧洲现代阶段的时间与空间的感知。这就是《跨越距离—解读现代欧洲的时间与空间》一书，出版于2004年。我的理解是，这本书的目标读者群普通知识读者，其写作风格 有非常好的可读性，不以掉书袋为目的，更多的是攫取通行的、广为人知的材料来做分析，从歌德的旅行日记，到普鲁斯特的小说或者保罗•塞尚的风景画，其涉猎的 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文学、艺术、 媒体、音乐、哲学等。书里涉及到一些非常有趣的话题，比如媒体的流行和教育的普及在个体经验表述与社会总体经验表述上的纠缠，因为媒体的认可（比如一封读 者来信是否能被发表）和标准化的表达（学校里的作文格式和习惯用语）在不知不觉中限制了个体对事物的个性化感知，正式出版物上来自各阶层的表达方式有惊人 的相似之处。再比如新技术产品出现对时空感知的冲击和震撼。和卡舒巴的其他著作相比，学术圈对这本书的反应相对冷淡，原因是其思想上的原创性不足，因为时 空感知是文化史上的大题目，很多细节问题都有人做过，很多话别人也说过。比如，Wolfgang Schivelbusch的铁路文化史就是在讨论铁路的出现和乘坐火车的经验给旅行者在感知和描写风景、感受和谈论时间空间距离上引起的震撼和革命性变 化。当然，在细节和深度上，卡舒巴的书是无法与之比肩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卡舒巴这本书的最大贡献是把关于时空大事的思考以浓缩的方式呈现给普通读者。
卡舒巴在学术上的最大特点是将自己的学术关注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社会的变迁和转型联在一起。这可以从他主编的一系列书籍、他参与和 指导的研究项目、他自己的单篇论文中看出来。它们涉及的都是当下的社会热点话题：社会断裂中的日常生活，转型社会中的非正规性、信任和不信任、都市文化与 族群性的表达、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二十世纪都市性问题的比较研究、大都市里的民俗、民俗学学科史、知识史如何作为社会史的一部分。在他看来，一个学科对自 身的学科史的梳理是必要的，但它的目标是将知识的生成和传播当作整个社会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看待，他的眼界不囿于学科自身的内部，而是更多地关注知识生成 的社会关联和制度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史、学科史都是社会史的一部分。他麾下的研究者们一点也不惮于比较研究，他们关注的范围并不限于德国境内，比 如他主编的论文集Representations on the Margins of Europe. Politics and Identities in the Baltic and South Caucasian States，是关于波罗的海地区和南高加索地区的族群政治研究的结果，他参与的二十世纪都市文化与社会研究项目，是以柏林和纽约这两个大都会为比较研究对象，而最新近 的项目则是“犹太人的空间—柏林和布达佩斯的比较”。
卡舒巴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象牙塔里的学者。他永远将自己融入火热的社会生活和 历史进程之中，他是活跃的参与者，敏锐的观察者、细密的分析者、严肃的批评者、乐观的建设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柏林的粉丝。1990年，四十岁的卡舒 巴从图宾根来到柏林，接手洪堡大学民俗学专业的改制工作。1995年，他成立了现在的欧洲民族学研究所。可以说，他亲眼见证了两德统一之后柏林作为政治上 的首都、国际化的大都市和多元文化的心脏地带充满了艰难、痛苦、但也充满十足的生机与活力的转变过程。今年一月，欧洲民族学研究所为纪念成立十五周年召开 了一次讨论欧洲民族学的范围和前景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我猜想，这也是研究所的同仁们送给卡舒巴六十岁生日的礼物。会议的担纲主持是两位不久前刚刚走马上任 的60后年青教授，论题是几个有创新潜力的领域，每个论题组只有一篇主要论文，两人评议，两人主持。卡舒巴本人非常低调，不做功绩综述，不做主旨演讲，只 是关于“民族学与社会”这一总结前瞻性讨论小组中的一员。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德国民俗学中，卡舒巴可能属于即便自身低调并不张 扬，别人却也很难忽略其份量与实力的学者，因为他在民俗学学科建设上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他的研究所已经从成立之初的两位教授发展到现在的六位教授编制。 在德国的现行体制中，象民俗学、人类学这样的小学科，一个研究所通常只有两到三个教授。虽说教 授编制的数量和学术成果的质量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是至少可以表明该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在柏林的洪堡大学，学生们感觉不到民俗学或者说欧洲民族学是一个危 机四伏的学科。他们有很多的学生研究课题组，独立的研究、调查、写作、展览、发表作品，锻炼了能力，丰富了履历，他们成为工作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一群人。卡 舒巴总是鼓励学生们做自己感兴趣的课题，但他也从来不忘记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再精彩再有趣的课题本身也不能当饭吃。所以他关心学生是否有经济来源，他试 图把未来职业生涯的要求融入研究所提供的专业培养之中。他们的学生知道什么叫学有所用，尽管在德国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当中，这样的情况也当属凤毛麟角了。
美国的鲍曼，德国的卡舒巴？也许这样的类比并不恰当。鲍曼提出了富有影响的“表演理论”引起了超越民俗学界本身的广泛回应，为民俗学赢得了理论声誉。如 果说，美国的民俗学真有危机的话（我不太了解），那么鲍曼的“表演理论”给了美国民俗学一针兼具镇痛与提神功能的强心剂。和卡舒巴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则没 有这样清晰的理论图景和设想。可是读他的文章、与他谈话的时候，你很难想象一个缺少理论功底的人会有如此敏锐和先锋的想法和思路。就像鲍辛格认为自己没有 理论只会描写，而受到他的激励和启发、尊崇他的学术思想的人当中却不乏理论大家。也许德国民俗学走的是另外一条应对理论的路，把理论化开融入对民族志资料的解读之中。卡舒巴在组建了洪堡大学的欧洲民族学研究所之后，没有过拯救德国民俗学、欧洲民族学的英雄壮举，因为这根本 不需要。这个学科伴随着社会进程一路顺利走来，不光没有被轻视、被厌弃，恰好相反，似乎有没完没了的课题在等待着他们去做。
也许，假如没有一个卡舒巴这样 的人在柏林，洪堡大学的民俗学真的就危机了，就需要英雄的出现和拯救之举了。历史没有假如，民俗学的学科史也不必在假如的基础上去预设什么。我们该因此感 到多么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