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革与创新中寻找中国文化产业的突破之路
发布时间：2008-12-05 10:28 来源：
www.ccdy.cn 作者：李康化
云南·玉溪论坛会场
由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云南省委宣传部以及文产办和玉溪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1世纪中国文化产业论坛第五届年会——云南·玉溪论坛”，于11月29日至30日在玉溪市举行。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欧阳坚向论坛发来贺信，贺信说：“近年来，全国文化产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探索，将有力地指导全国文化产业又好又快发展。”与会专家围绕“变革与创新——中国文化产业新突破”的主题，就当前我国及云南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发展态势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饶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和建议。
尽管遭遇金融危机，文化产业发展态势依然向好
发端于美国进而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对各国经济的实质性影响已开始显现。全球金融海啸给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的是“危”还是“机”？
江苏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李向民认为，金融危机对全球文化产业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资金紧张，文化企业投资受限，大制作的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不得不取消或延后；二是广告赞助商迅速萎缩，文化活动受到冲击。此外，危机对文化产业中不同行业的影响各有不同：一部分文化产业会因此减少收益，如广告设计、礼品和玩具行业；另一部分的收益则可能会有所增长，如电影等。根据美国经验，逢经济不景气时好莱坞的电影票房都会出现增长，如美国经济2001年3月至11月出现衰退迹象，但2001年的好莱坞票房收入由上一年同期的77亿美元增长到84亿美元。
清华大学教授熊澄宇对此表示赞同，因为经济危机来临后，现实的梦破灭了，很多人会选择到电影院去寻梦。他指出，文化产业与经济周期的联系并不紧密，是不规则运动，因而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不是正向的。现在西方深陷危机，比较被动，而中国有“防火墙”，可以争取主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升了文化新业态的生存、发展空间，文化产业会吸引到一些从别的行业转移来的投资，因而有利于促进国家宏观的战略性结构调整。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祁述裕认为，在中国，文化消费与经济之间总体同步，但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金融危机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不会很大，“危”中有“机”，总体乐观。
发展文化产业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基本途径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明确把“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的文化发展战略，标志着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已被提上议事日程。
在以市场化手段提供主要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文化产业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基本途径。
对此，云南省文产办常务副主任、文化厅副厅长范建华认为，在全球市场一体化的格局中，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的竞争力是文化竞争力的根本。人们通过购买文化产品和服务来进行消费，谁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占领市场，谁就拥有竞争力。有了竞争力，就不仅可以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还可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要占领文化市场和保有文化竞争力，一个国家及其企业必须拥有强大的文化创造力。
打造以文化竞争力为基本形态的国家软实力，包含着促进文化走出去这一必然之意。新华社中外媒体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唐润华就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出对策建议：加强与国外文化传播机构合作，拓宽对外文化传播渠道（包括合作生产对外文化宣传产品、合作搭建各种文化交流平台、合作向国外推介中国文化产品、合作办学推动文化交流）；充分利用国际友好城市渠道，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加大聘用外籍雇员的力度，增强对外文化产品与当地市场的贴近性；借助来华的外国人，培养潜在的中华文化传播者；充分发挥海外华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的作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目前，软实力在我国各级政府都是最流行的关键词，甚至许多基层组织也动辄言称软实力。对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单世联指出，地方其实没有所谓的软实力。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尺度之一，“软实力”指的是与经济、科技、军事等所表现出的“硬实力”相对应的国家力量，主要包括一个国家文化的感染力，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等。各地方也谈软实力，那是对软实力的误解与滥用。对一个地方而言，软实力更多和更应该体现为一种创新的能够吸引人才聚集的环境和氛围，使本区域的文化具有再生产能力，打造的文化产品具有塑造力和感召力。
文化体制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论坛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文化政策进行了反思，尤其是对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作了检讨。
有专家认为，30年来，中国的文化有了很大发展，但30年的文化发展不等于30年的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还是现在进行时，因而，目前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分期探讨其实没有意义，或者说，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分期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表面上看是自上而下的行为，其实存在一种倒逼机制。开放靠改革，改革靠解放思想，市场化是改革的方向，文化体制改革的繁荣与稳定的双重目标只有在市场化的进程中才能够得到实现。文化体制改革的障碍在于市场准入不足，而造成市场准入不足是因为对市场认识不足，存有误区。事实上，市场包含内在的伦理原则，大可不必一谈市场，就以为有碍意识形态的掌控。
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毛少莹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政策的发展主要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文化发展战略热、文化产业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热是这三个阶段的外在表现，文化领域（相对）独立化、文化经济化、文化福利化是这三个阶段的内在实质。如何适应这三个阶段的发展需求，是我国不断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未来我国公共文化政策的重点，应当是促进文化的原创、专业化、精致化和文化价值观的重建。其中，最为困难的是文化价值观的重建，这也是能否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推动中华文化在应对时代挑战中获得伟大复兴的关键。
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研究员李康化认为，以目前的情况看，文化领域的独立化是有限的，文化的经济化是不彻底的，文化的福利化是不到位的。“文化领域（相对）独立化”“文化经济化”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文化政策的国家话语和市场话语，这实际上是使文化工具化，比如使文化变成仅仅是装饰民族国家的一种手段，或者把文化的所有价值降低为市场化中的交换价值。“文化福利化”看上去很美，其实也存在问题：首先，这种“福利”不是公民文化权利的全部，至多不过是一些最为基本的文化生存权；其次，这种“福利”并不是一种从公民实际出发的真实诉求，而是一种以政府的名义做出的“文化恩赐”。要改变目前这种有违初衷的窘境，有赖于文化民主化的推行，其内涵包括文化权利的公平、文化服务的均等和文化表达的自由等。
各地文化产业发展应有特色
近几年来，各地区都在探索自己的文化产业发展道路。上海的路子是“集约化经营，规模化发展，集中力量办大事”，北京的路子是“民营国有同台竞争，多元主体优势互补”，广州的路子是“坚持市场导向，凸显产业属性”，深圳的路子是“文化资源和企业资本结合，可持续发展和制度创新互动”，而云南的路子则是“科学合理保护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建设民族文化大省”。
实践证明，没有特色的文化，必然缺乏内在的创造力和拓展空间；没有特色的文化产业，很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生存和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元浦认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境遇化要求，也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各区域要按照自身的发展阶段、发展层次、发展目标，选择适合当地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云南省在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2007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达262.9亿元，比上年增长21.3%，占GDP的比重为5.55%，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云南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之一。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田欣指出，云南最大的特点是资源大省、旅游大省、生态大省和民族文化大省，在文化产业上要坚持打特色牌，促进文化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形成新的产业形态——扩张性文化产业，具体内容包括：加快文化与旅游的结合，以文化为灵魂，旅游为载体，互融共进；加快文化与企业的结合，推动文化进入市场，引导有实力的企业发展文化产业，使企业成为创新投入的主体；加快文化与科技的结合，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资源，改造传统文化产业，催生新的文化业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