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中国学研究及其发展趋势
□李奎泰
韩国的传统王朝，吸收了中国的精神文化和社会制度的精华，这与在西欧国家发展的研究中国的“西方汉学”不同，是接受和学习汉学。
历史上的汉学研究：
重儒教 求发展
在这个过程之中，也发展了对于汉学研究的学术活动，可称为“东方汉学”，也就是韩国和日本式的传统汉学类，主要研究中国文化和思想等。在韩国，历来对于这样的学者们统称为“儒学者”或“汉学者”，如16世纪朝鲜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李退溪和李珥。他们是研究朱子学的新学派即“主气论”学派的代表人物， 并称为朝鲜思想界的“两大儒”。李退溪发展了朱熹哲学，继承了明朝王阳明的学说，并创立退溪学派，被称为“东方朱子”。韩国政府为了纪念他们两大儒学思想家，将其肖像印在了现在通用的1000元(李退溪)和5000元(李珥)的韩国纸币上。世界上难得再有汉学者如此受到国家尊敬，这反映了韩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特色，也是韩中两国在文化学术关系上特殊的一面。
韩国式“中国学”的初步形态也有另一类，如高丽到朝鲜时期的《朝天录》和《燕行录》就是访问中国的使臣的旅游记录，现在流传的有500部以上，记载朝鲜时期使臣到中国的所见所闻。这可以说是韩国传统的“中国研究”或“中国学”的杰作，与上面说的“东方汉学”是不同的。《燕行录》在研究中国社会传统和文化方面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之后，朝鲜18世纪出现了“北学派”，主张以学习和研究中国的文物来改革和发展朝鲜。北学派思想家都有访问中国的经历，代表人物有洪大容、朴趾源和朴齐家等人。北学派思想涉及的内容广泛，包括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总的来说，他们强调学习当时中国清朝进步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模式，以改变本国之落后情况。这是与“传统汉学”不同的“中国学”的初步形态。
近代韩国“中国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并重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许多韩国人在中国生活并进行抗日活动，但由于是非常时期，这段时间可以说没有“中国学”的研究成果出现。接下来的冷战时期，韩国与中国大陆由于政治制度上的差异而形成隔离关系，没有了来往，于是研究“中国学”也就有了很大的限制。这段时期，一些学者在韩国国内、美国、日本或中国台湾留学研究“中国学”，在韩国国内和中国台湾研究的学者，其研究主题是文史哲类的人文科学;而在美国的学者主要研究外交安全等有关国际关系范畴的社会科学主题。这些学者可以说是现代韩国的第一、二代“中国学”学者，他们构筑了韩国“中国学”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韩国出现了第一波“学中国语”的热潮。当时还没有开始与中国大陆交流，于是很多人就去台湾学习中国语言和研究中国大陆问题，他们可以说代表着第三代“韩国的中国学”学者，也是目前韩国“中国学”研究的核心力量。他们的研究主题不仅在文史哲，还涉及中国当代政治和经济问题。但是由于当时研究资料及人数等限制，其研究的内容还停留在概论性的范畴。一直到20世纪后期，即1992年韩中两国建交后，韩国的“中国学”才如两国飞速发展的友好关系一样突飞猛进。
21世纪的“中国学”：
研究成果数量猛增
当代韩国的“中国学”发展趋势和特色可从诸多角度来谈，其中一个研究方法是以与中国有关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成果数据统计来分析。如韩国国会图书馆的电子图书馆资料库，收藏了大部分韩国国内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资料，因此通过这个资料库的按目录主题分类的统计数据，可以研究韩国“中国学”的发展趋势和特色。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学”的研究范围有不同的观点，但这里把“韩国人研究和中国有关的主题”都包括于“中国学”的范畴之内，不管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
对中国的研究成果，从韩文出版的单行本、学术杂志的论文、学位论文、网络资料的目录主题分类统计数据来看，1990年之前对中国的研究比对美国和日本的研究要落后一些，但是在1991—2000年间已经超过对美国的研究。以2001—2009年间的目录统计来看，在各方面的研究成果都超过了对美国和日本的研究。把韩国对中国(建交于1992年)与俄罗斯(建交于1991年)的研究成果相比较，对中国的研究成果在2001—2009年间多了7.2倍。
这样的研究成果受到了韩国政府“世界化人才培养计划”的很大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的金泳三政府时期，韩国政府推进了世界化政策，同时为此建立了“海外区域研究支援计划”，1997—2002年，每年给韩国主要的9所大学投入200亿韩元的巨额资金用于培养研究生。在这样的机会下，“中国学”等海外区域教育研究学科爆发性地生长开来，相应地，研究成果也就大大增多了。
“韩国特色”的“中国学”：
重视实用性 人文学科相对低调
韩国的中国研究主题范畴有明显的“韩国特色”，如对中国经济和中文的研究相对突出。韩国有关中国研究的论文，其主题最多的为汉语言学(纯科学类的大部分为语言学论文)，其次为经济和贸易类，再次为政治与行政类(国防与外交)和艺术方面等。从中国语言学科类和经济类研究的情况来看，韩国的“中国学”研究比较重视实用性的问题。1990—2009年间，韩国国内与中国研究相关的607篇博士学位论文当中，以语言学和文化相关的主题(主要是汉语语言学)有291篇，占47.9%，经济类方面的有188篇，占30.9%，两项主题一共为78.9%。尤其在硕士论文中，中国国内政治方面仅占7.9%。这也反映了韩国这一代学者们研究中国，对于政治和外交相关联的主题不太看好，而乐意选择更为实用的语言类和经济类等主题。
当代韩国“中国学”还有一个特色是关于中国文学、历史与哲学等人文科学，也就是传统性中国学方面的研究相对低调。以韩国国会图书馆的电子图书馆的资料库的资料数据统计为基准，硕士论文中中国哲学和思想主题的数量(包括宗教类)1990—1995年间为5.3%，2006—2009年间为2.5%，呈下降趋势。艺术文化与历史类的研究1945—1989年期间为24.5%的高比例，但在1990—1995年间下降到了12.8%，2006—2009年间仅为10.0%而已。这反映了韩国年轻一代“中国学”学者的研究方向有很大的变化趋势。
“韩流”和“中国热”：
宽容地接纳不同文化思想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知道当代的韩国“中国学”有着很大的发展前景。另有研究资料表明，中国的“韩国学”研究也有迅速发展的趋势。从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观点来看，这有助于形成韩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互相学习，也是发展认同感的最好途径之一。描述韩中关系很具代表性的一句话是“悠久历史文化的纽带关系”。因为这种文化的纽带关系和特殊的地缘情结，两国在各方面的交流才可以迅速发展。两国间的“韩流”和“中国热”，加上研究“中国学”和“韩国学”的热潮，都是提供两国形成新时代的韩中文化纽带关系的机遇和机制，其核心应是学术性的沟通。于是两国学术交流需要扬弃以“自己”为中心的观念和思考方式，更宽容地接收与自己不同的制度和文化思想。韩国的“中国学”和中国的“韩国学”研究也要采取以尊重对方为基础的客观的研究态度。
(作者单位：韩国关东大学中国学系、东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2-23 15:0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