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丙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文化圈理论的应用
[乌丙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文化圈理论的应用
作者：乌丙安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8-10-17 | 点击数：1548
在本文探讨文化圈理论及其应用的课题时，必须说明，这是一个在充分认识了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的前提下提出的课题，因为这个课题对于如何有效地进行抢救和保护工作十分重要。众所周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既需要借鉴已往国际上抢救、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多种经验，也需要密切结合本国国情的各种实际，更需要建立一整套实施抢救和保护工作的有效机制，同时，还需要有相应的有针对性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使建立工作的有效机制成为可能。因此，文化圈的理论和方法在抢救和保护工作中就有了重要价值。
从拉采尔（F.Ratzel）到施米特（W.Schmidt）的维也纳学派“文化圈”的理论与方法，有必要在人类文化遗产遭遇严重破坏时进行再认识。它并不是一个早已经过时了的理论。文化圈是一个有机体的整个文化，它包括人类需求的各种文化范畴。它在各地区形成、发展并可能向其他地区移动，同时，在不同地带还可能有与其相关联的文化成分，形成文化圈的广阔地理分布表现。文化圈的特点必须有较大的族群或民族的固定不变的基本文化作为根基，因此它具有持久性的地理空间；另一方面，文化圈还拥有独立整体的文化丛，它的移动是全部的文化范畴的移动，从而在比较中发现两个地区所有文化上的历史关联。另外，民族之间文化的影响力也可能是个别文化成分的流入，也可能是一个文化圈的个别文化成分被冲散。文化圈的数量标准和质量标准是确定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有机关联及其体系的有效方法。文化圈方法论还可以认定并区分独立文化圈和混合文化圈，融合度高的文化圈与融合度低的文化圈，割断和被割断的文化圈以及辨别零散残存的文化要素等等。因此，文化圈理论与方法在抢救、保护工作中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关于文化圈理论、方法及其应用价值，分别作如下解析：
1.文化圈理论的开创：作为文化传播论开创期的原创理论，最早出自拉采尔的人文地理学代表作《人类地理学》全二卷①和《民族学》全三卷②中。他在书中系统论述了人类及其文化的地理分布，特别是在个别文化的地理分布方面进行了先导性的研究。他对于有关各种民族文化和生活习惯有许多相似现象的解释是：由于文化和生活习惯通过借入方式从一个中心向四外扩散的结果。他的这一结论是通过以下方法得出来的：
A.首先是创造了“地理方法”（Geographische Methode），然后广泛地运用这种方法去,追踪考察各种文化原素的分布情况，并把它们绘制成分布地图，从而确定它们为调查对象。然后以此为根据再推定它们的传播路线。
B.同时强调调查研究论据的重要性，把这种文化的相似性和历史的发生密切联系起来，解释文化传播的真相。把民族文化发生上的历史关联在一定地区具有的普遍现象，命名为“文化圈”。
C.用“形态标准”（Formkriterium）对文化类似形态进行评估。方法是：凡有可比性的文化要素呈现出类似形态时，就要看那些文化事物的本质和目的是什么；如果发现那些事物所用的质地材料并不是必然产生的本质和目的时，它们在形态上的类似就证明了它们在发生上有着历史上的关联。
拉采尔的文化圈方法论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通过对非洲弓箭历史的调查研究，揭示了这种文化传播的真相。他在追踪文化要素的分布时，发现了其中相类似的文化形态竟然存在于相隔很远的地区，这使他感到意外。他认为每一个民族，包括古老的自然民族，都有各自的历史性，因此研究这些民族及其历史的遭遇十分必要，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遭遇是民族迁徙的结果。民族及其文化在迁徙过程中相互接触并相互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
2.文化圈理论和方法的再发展：这显然和拉采尔的弟子弗洛拜缪斯（L.Frobenius）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他认为：文化的类似性不仅在个别文化形态中存在，而且还可以在两个完整的文化丛或文化圈中发现。所以，民族及其文化的迁徙和移动不仅与个别文化形态有关，而且也和整个文化圈的彼此相类似有关。他对于西部非洲和美拉尼西亚的调查和比较研究，发现在历史发生上的关联现象常常不限于弓箭等武器或其它文化要素，而是在很多文化事象上，如生产技术、使用器具、衣食住行、社会组织、婚姻丧葬、信仰禁忌、神话故事、艺术娱乐等很多方面，几乎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全部文化要素。正是这种文化发生上的关联和相类似的普遍性形成了“文化圈”。它创造的方法是：“数量标准”（Quantitats Kriterium）的应用方法。这是一个量化标准，即在两地区之间相类似的文化要素的数量越多，两地区之间的历史与文化的关联就能够得到确认。这个“数量标准”的应用，同时也是对R氏的“形态标准”的确认并强化了文化圈理论依据的机能。到此为止，文化圈理论是把现在时的一个切断面作为空间并存的单位来论证它的概念的，从而确立了他的理论和方法。
3.文化圈理论的丰富和应用：丰富文化圈理论并把它应用到民族学或民俗学中去，应当是形成文化史民族学派的格拉伯纳（F.Grabna）和安科尔曼（B.Ankermann）所确立的。
他们两位都运用上述文化圈理论与有关“标准”的方法，分别发表了题为《大洋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层》、《非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层》两篇学术演讲③，引起了轰动。他们对大洋洲、非洲的许多文化圈以及文化圈前后顺序的文化层之间，进行了历史与文化关联的论证，一举成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特别是F.格拉伯纳创立的方法更具有科学实践的意义。他把作为时间空间顺序确定下来的文化圈，还原为时间上的新与旧的关系，进一步提出了把时间序列单位层次化作为客观标准，把这种时间顺序关系上分类的文化圈叫做“文化层”。他本人在复原人类文化史的前提条件的文化圈方面，也就是在认识文化层的基础工作上做出了很大成就。1911年他出版的名著《民族学方法》就是明证。他在书中论述了以下几点：
A.强调文化圈的地理概念，他认为文化圈是一个地理空间，其中包括一个文化丛（Culture Complex）文化丛中还包含有若干文化成分的许多部分，都分别扩散在这个地区空间中，但是并不一定包括全部文化要素在内。
B.他认为最好是独立的文化丛，但也可以是不独立的，在一个地区传播的特殊文化成分不多，也可以成为文化圈。
C.他还认为在一些相关的文化丛中只要统计出一连串可以认为是标准的文化丛，实际上就可以叫做文化圈。
D.他还认为文化圈只表明地理上外显的文化关联，它的内容则是文化从。
E.文化圈本身并不迁移，而移动的或被借入的只是文化圈中的文化成分。
F.他认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在文化特别相关的情况下，会同时在某个地区出现并长久存在下去，这种多数文化现象同时出现的实证，应当是重要的标准。
G.在文化移动中，当一种文化和其它文化丛混合在一起传入某一地区时，该地区还没有出现所有那种文化成分时，至少表明那种文化并没有整体迁移。不管是民族之间的接触还是整个民族迁徙，都会在某地区出现某几种文化成分一同移入的情况。
4.文化圈理论与方法的顶峰：在20世纪40年代达到顶峰的应当是维也纳的W.施密特。他对于南美、东南亚、澳大利亚文化的研究，大力推进了文化圈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他发表的《南美的文化圈和文化层》的学术演讲④，对完善文化圈理论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代表作《文化史民族学方法手册》⑤一书成为文化圈理论的经典之作。正是这部代表作全面确立了文化圈等于文化层这种层位化的4种方法论标准：
A.混合文化圈比独立纯粹的文化圈新。
B.在混合文化圈中，融合度高的文化圈比融合度低的文化圈古老。
C.当两个文化圈相接触，一方割断另一方时，在其割断地区，发挥割断作用的文化圈要比被割断的文化圈新。
D.在两个文化圈完全重合的情况下，从零散的文化要素的残存可以得知其原有的文化圈更加古老。
以上4个标准是把分布在全球各地区的各种文化放在空间并存的条件下对文化圈进行确认的，而不是把这种文化圈放在文化层的关系上追寻它们之间的历史关联；是把它作为文化的传播和异文化的混合发挥重要作用的种种发展过程加以确认的，而不是把人类文化作为单向直线的内在进化阶段加以认识的。这就发展了前人的理论与方法，首先关注了文化圈的内容，其次才关注文化地理空间的意义。他还认为：同一个文化圈可以在两个地区，其中一个地区有整个文化圈的文化成分，或者只有某一个神话有相关性，就可以认定为同一文化圈。两个文化圈的相关也就是两个地区文化的相关。在方法上，他始终强调用数量标准（Quantitats kriterium）和性质标准(Qualitats kriterium)来认定文化圈的方法。一个是对不同地区相类似的文化要素的数量多少做出认定，这不是把毫不相干的文化成分凑合而成的多与少，而是依据形态标准做出的相关性认定的数量。另一个是对有相关性的若干文化成分在其文化范畴和文化内容的含义上做出认定。从而研究文化圈中的整个文化，包括人生需要的各种文化范畴，以及这种文化圈在各地的形成、发展和向其他地区的移动，或与其他地区个别文化成分有相关性的内容或地理空间的表现等等。他在理论上突破前人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他既强调文化圈的特点表现在它的持久不变，强调必须有较大族群持久不变的基本文化来做依据，强调只有如此才能使文化圈拥有广阔的地理空间；同时又强调了文化圈的独立性，强调文化圈有独立整体的文化丛，移动的文化要素并不一定都是个别文化的单一成分或被冲破了的成分，而是整个文化圈的移动，是一个文化中全部文化范畴的一齐移动。用现代概念来阐释就是指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所有的文化在不同的地区形成历史的关联。他的研究结果证明：人类文化传播越广，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就越大，从而使不同的文化圈之间从远古到现在的历史关联得到认定，使各种民族的文化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化遗产。
5.文化圈理论和方法在抢救和保护文化遗产工作中的应用：文化圈理论本身，不一定是非常必需的，但却是十分实用的。首先，在中国的汉民族和55个少数民族之间的两个以上文化圈的相关联系，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工作中就是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其中，古代原文化圈的诸多文化形态和文化范畴依然或多或少地遗留着。农耕文化圈、畜牧文化圈和一些狩猎和采集的原文化圈的遗存，都在抢救范围之内。在农耕文化圈中，中国的区域性农耕文化圈的分野一直就存在着。相对说来，北方以旱地种植为标志的麦黍文化圈，与南方以水田种植为标志的稻作文化圈是既有融合又保持着相对独立的两个不尽相同的农耕文化圈。在南方，以方言圈为标记的吴语文化圈和粤语文化圈都有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和文化范畴。在北方，农牧、农猎、牧猎的多民族杂居的混合文化圈，呈现出多彩多姿的文化形态。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黄土高原农耕文化诸多元素的移动和借入，十分丰富多样。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移民潮，使中国农耕文化经过相互接触、彼此融合，再产生和发展成为不同历史阶段文化圈的变迁。在现存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中，明显地可以看到横向空间并存的文化圈差异。在这些差异中我们找到了纵向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文化相关的差异。前不久，我们对中国山西省黄土丘陵地区一个15世纪以前就有的小型古村落作了调查，全面应用了文化圈理论和方法，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绩。从当代文化历史的进程中，我们早已注意到，新兴产业文化圈正在全面割断并摧毁传统文化圈，因此，在抢救、保护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全面准确地应用文化圈理论和方法清理面临破坏和濒临灭绝的文化遗产，高度评价人类文化创造的不朽价值，在快步跨入新世纪的未来文明的创建中更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6.“文化空间”概念的提出及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广泛应用，是文化圈理论和方法在新世纪的创造性的新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8年10－11月第155次大会上用额外的基金创立了一个奖金，用来激活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文化空间或文化表达形式”。现在取得国际共识的“文化空间”定义是：“一个可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也可以定义为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这一事件和自然空间是因空间中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而存在的。”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的文化官员爱德蒙·木卡拉的解说很恰当。他说：“文化空间指的是某个民间传统文化活动集中的地区，或某种特定的文化事件所选的时间。”“在这里必须清醒认识到文化空间和某个地点的区别。从文化遗产的角度看，地点是指可以找到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物质存留，像有纪念物或遗址之类的地方。文化空间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它指的是传统的或民间的文化表达方式有规律性地进行的地方或一系列地方。”
在首批公布的世界非物质遗产的19个代表作中就有乌兹别克斯坦的博桑地区文化空间、俄罗斯:的塞梅斯基口头文化及文化空间、多米尼加的维拉·麦拉康果斯圣灵手足之情的文化空间、象牙海岸:和摩洛哥联合申报的Djamaa el-Fna广场文化空间、几内亚的尼亚加索"苏苏-巴拉"文化空间等。
从人类文化空间的布局考察，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个庞大的地球村中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巨型混合文化圈；它至少是由56个民族或更多一些群体的独立文化圈交织组成。其中，最具有强势的汉族文化圈还包括十几个到几十个独具特色的文化区域或文化地带，形成一些有差别的小范围的文化圈层，传播并传承着具有几千年历史层次的各具特色的多民族、多地域的文化。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这个巨大的民族民间文化的特大空间是世界上最为绚丽多彩的人类文化遗产的宝库之一；在它的文化构成形式中，遗存着成千上万个多样性的文化空间，亟待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进行抢救、保护、并把它展现给全世界人民，成为举世共享的文化财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鉴别、普查、筛选都有民族文化圈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做依据，都必须有较为严格的科学标准以及科学的文化保护措施。例如：青海省有汉、藏、蒙、回、土、撒拉、哈萨克等7个民族文化圈（包括4个跨省民族文化圈）分属于农业、牧业两大传统产业文化圈中，同时还分别交叉在伊斯兰教文化、藏传佛教和汉族道教文化的三个信仰文化圈中。在这些民族的物质和非物质的遗产中，可以有序地排查出一系列的优秀文化遗产；其中，在几个民族文化圈交叉混合的圈层中，产生了独具多元文化特色的包括“热贡⑦艺术”在内的文化空间。在热贡地区，每年农历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举行传统的“六月歌会”，藏语称为“周贝鲁若”，土族语称为“纳顿”，会期内远近各族村民来到这里举行各族各种宗教的祭祀仪式和多种艺术的表演和展示活动，因此可以认定“热贡文化空间”是青海多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秀代表作之一。为此，亟需组织一批民族民间文化的专业人员去那里做大量的认定、排查、遴选的工作；亟需尽快主持编制中国民族民间文化圈及其所有文化空间的分布图、全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分类手册及分类分布图、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普查大纲及普查工作手册、民族民间文化优秀遗产初选名录、民间艺人、传人、能工巧匠的普查名录和“民族民间文化国宝级人物名录事典”等等。其中，除了排查各族各类民间艺术的单项名录是最基本的保护需要以外，普查各民族文化空间将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工作。比如彝族的“火把节”、是跨越云贵川三省的彝族盛大节日，同时在纳西族、基诺族、拉祜族、普米族、白族、佤族中也都过此节日；因此，对于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多民族共有的文化空间，就要用文化圈的“数量标准”、“性质标准”做出综合比对的科学鉴定，确定保护措施。同时做好逐级培训工作，培训一大批熟练掌握文化圈理论和方法的民族民间文化专业工作者，投入这项工程的第一线，具体实施工程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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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分别在1882年、1891年出版。
②分别在1885年、1886年、1888年出版。
③1904年11月14日在当天的德国柏林人类学会上发表。
④1913年他在柏林人类学会上发表。
⑤1937年出版。
⑥2001年11月第31届联合国成员国大会通过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决定中采用的定义。
⑦热贡：藏语对今青海省同仁县地区的称谓，古代汉文典籍称作“榆谷”，旧称“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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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丙安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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