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刘禾的话语霸权
杨曾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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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文坛，因有了鲁迅而不苍白，也不寂寞。世纪之交，冯骥才对鲁迅的批评便又激起一小波澜。说是小波澜，是因为人们对冯先生所论惊讶多于质疑、困惑多余指责，诸多对“殖民霸权话语”陌生的学者也难免惶然惑然：自己是否也追随鲁迅而上当不觉呢？笔者尊崇鲁迅，更尊崇真理，于是，在试图与冯骥才商榷的同时，找到了明恩溥（即史密斯）的《中国人的素质》，又经京城朋友指点，找到了批判明恩溥并将后殖民批评引入国内的新锐文学批评家——刘禾。刘禾在国内发表文章不多，但影响却不小，原来，冯先生所操作的那套理论话语，就见于刘禾的《国民性理论质疑》(《语际书写》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１０月版，以下引文不再注明)。对《质疑》的质疑使我相信，鲁迅并没受蒙蔽，而是刘禾急于拿明教士操练她的批评理论，使当代批评家大上其当了。
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刘禾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学界，都该属于“新左派”。这里的“新”绝不只是个时间概念，还包括全新的理论话语、批判方式。我自从遭遇刘禾之后，便感到自己“传统”的思维和书写方式都被她颠覆了。在批评冯先生（拙文《东方主义？阿Ｑ主义？》《粤海风》11-12期合刊）时，文章依然可以按习惯流畅地写下去，但面对擅长跨语际书写的刘禾却不同了：明明感到她的观点有问题，并似乎是找到了要害，但一出击，却总是偏离了目标，抬头看，刘禾正俯视着你微笑呢！这就是刘禾独具的话语论战功夫：你不能一般地靠实证或逻辑与她摆事实、讲道理，因为根据某种“后”理论，你那还是停留在“本质论”层面上，刘禾会教导你说，话语本身并不是透明的，而你操作的语汇本身就是殖民话语，你已经落入到传教士的话语圈套中了……。此刻，你惶恐之余，只能感谢刘禾的教诲和拯救，如何还能与她论辨呢？更何况她学兼文史，语通中西，既具前现代的考证功夫亦操后现代的新锐武器，行文洒脱，出手干脆。在《质疑》一文中，她短短几句话，就将包括鲁迅、梁启超、孙中山在内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先驱们一网打尽，置于被“国民性神话”蒙蔽者的行列中了。诸多前辈大家都不在她的“话语”之下，遑论我辈区区后学了。
但正因如此，与刘禾交手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我们认同她的结论，将鲁迅等百年来思想先驱的启蒙功勋一笔抹杀。但亦因如此，与刘禾交手是不容易的，其前提，就是你必须坚信常识、常理的真理性，有不怕被后学讥讽为无知或浅薄的勇气，有不怕被新锐重拳击倒的胆量。明眼人一看便知，我是在给自己留退路。是不是也有点阿Ｑ遗风，待考。
我这里说的常识、常理，包括：世界首先是物质存在其次才是精神存在与话语存在，社会实践是检验话语真理性最终尺度等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陈词滥调”。诚然，将语言符号仅仅视为工具并不妥当；在某些精神文化领域中，符号也具有本体存在意义，但它却并不能构成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的本体。虽然人类离开符号世界一天也不能生存，但语言符号所指的事实与价值内涵只有在人类生活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中才有意义；话语本身并不能最终裁定或臧否其自身的正确性与价值性。
因此，有关国民性理论是否是殖民霸权理论，思想先驱们是否上了殖民话语的当，今天已不是经院性的话语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作为结论，历史已经给出了。刘禾今天能进入美国学术中心，以充满民族自信的姿态，做这样的思想史翻案文章以对抗殖民话语霸权，其自信正来自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而这，正是一个世纪来，思想文化先驱们不断进行国民性批判、进行现代思想启蒙、文明教育、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变革的硕果。刘禾当然不会同意我这样的推论及结论的。于是，我便凭借符号学常识，尝试着跳到刘禾所设定的理论平台上与她交手切磋（拙文《质疑刘禾的“国民性神话”理论》待发）。但这时，我却惊讶地发现，不是别人，正是刘禾自己，在话语操作中，经常随心所欲地歪曲话语规范、扭曲词汇所指，利用语际书写或“跨语实践”的优势，行使着自己的话语霸权。其下，谨举数例，请教于刘禾。
“国民性，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从晚清到今天，中国人的集体想象被这个话题断断续续地纠缠了近一个世纪。无论理论家之间的分歧有多么尖锐，争论多么激烈，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共识：相信国民性是某种‘本质’的客观存在，更相信语言和文字在其中仅仅是用来再现‘本质’的透明材料。这种认识上的‘本质论’事实上模糊了国民性神话的知识构成，使人们看不到‘现代性’的话语在这个神话的生产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这便是上文提到的，刘禾超越了百年来众多理论家的分歧，而将他们一网打尽的那段论述。她的理由就是“国民性”话语是一种“神话”。查“神话”的词典义（我知道刘禾是反对抱着辞典搞学问的，但我却最怕抛开辞典搞学问的，因为离开基本规范，任何学问都无法进行），一是指神化、仙化的故事，一是指无稽之谈，就是“鬼话”。如此众多的学问大家、思想大师竟然上了“鬼话”的当，刘禾之论确有令人难以承受之重。但在该文即将结束的时候，刘禾却作出这样的阐释：“说它是神话，我不过在这里用了一个隐喻，指的是知识的健忘机制。”意思是国民性的话语在生产自身知识的过程中，抹去了生产过程的殖民话语的历史痕迹，使国民性成为具有超然性、真理性的东西。就这样，轻轻一点，神话便由名词变成一个特殊的动词性概念！
不知别人如何，我读到此处时，顿生某种被话语愚弄的感觉，一种只有在聊天室中才会产生感觉。聊天室毕竟是私人空间，可以不顾话语规范，而论文却是发表在公共空间中，应当讲究并遵循公共规范啊！如此在文末才挑明自己已将某一关键词语内涵大跨度地抻延然后“隐喻”使用的作法，能说不是一种话语权力在握的表现吗？
相对说来，刘禾对“神话”所指的抻延尚没离谱，而她对“愚昧”和“夷”的独特运用和理解，便有些非夷所思了。
肯定鲁迅等先驱国民性批判的积极意义，其前提就是要承认百年前中国国民素质普遍愚昧落后的事实，而这当然是刘禾所不同意的。按说，不同意需要阐述不同意的理由，如同晚清士大夫陈季同那样例举出中国人纳妾如何“文明”的事实，但对刘禾来说，这却仅是一个话语操作技术问题。在《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人们开口闭口讲晚清闭关锁国,讲落后的封建社会,……讲传统的愚昧(好像现代就不愚昧)” （《读书》２０００年５期，第６８页）。请看，她只是用括号中的一个小小质问，便将人们“开口闭口讲”的事实给否定了。既然现今愚昧仍存，何谈百年来的思想启蒙与进步呢？但问题是，今日中国之愚昧，其程度、性质与满清时代的愚昧能等同划一吗？譬如张三，昔日穿开裆裤，今日满头银发，“张三”还叫“张三”，但此张三等同彼张三吗？早已“名”是“人”非了。
古人云：天不变，道亦不变；刘禾认为：名不变，实亦不变。我们批判前者是形而上学，那后者是什么呢？但问题在于，此处坚持“名不变，实亦不变”的刘禾，在同一篇文章的彼处却正好反了过来：“名未变，实已大变”。这就是她对“夷”的解释。
据刘禾考证，导致鸦片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导火索，就是对“夷”的误译。刘禾根据是，此前的汉英词典曾将“夷”译为“陌生人”、“外国人”，而由于一普鲁士传教士力主将“夷”翻译成“野蛮人”，这才造成清政府“夜郎自大”的“假象”，使英国上下哗然，并给主战派以有力的口实。这一观点当然要被质疑，因为如《辞源》等所揭示的，“夷”在指称域外人时确实含有贬义。聪明的刘禾在辩解时，将词语内涵的价值分析换成事实考据，并指出论者忽略了“一个要命的细节”：《辞源》系１９０８年出版，它无法质证清代的档案和考证。遗憾的是，刘禾自己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即《辞源》的出版日并不是“夷”的贬义“辞源”生成日。“四夷、八蛮”之说，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有清一代，对“夷”多有避讳（《康熙字典》缺“四夷、八蛮”等义项），这正说明它实际的贬义词性仍然存在。至于将“夷”的内涵对译为“野蛮人”（barbarian）是否完全准确，可以探讨，但从中英文辞源角度（查权威英语大词典，该词的原始义即“王国【或罗马】版图外的居民”），并无大错。刘禾如果有能证明清代“夷”之语义实际已被扶“正”，那可以拿出证据来，让《辞源》修正时参考嘛！
其实，某一语汇的内涵，既可能随机滑动、随境而变，亦可能相对固定，这完全要靠对具体的语义和语境分析。对此，深谙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刘禾来说，当然不会不懂。那么，她为什么屡犯这样“太不学术”的错误呢？除去自恃话语优势外，我想，更重要的原因还来自她反对殖民话语霸权的民族的甚或阶级的“觉悟”。基于某种“崇高觉悟”而丧失科学立场歪曲客观真理的事情，在当代中国学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大跃进时代，著名的科学家不曾论证的过小麦亩产万斤的科学性吗？刘禾不过是晚近的典型而已。
谓予不信，请看如下更典型的例证。
刘禾是以跨语言研究和写作著称的，这种语际研究书写的好处，就是避免误读误释。正如刘禾所说，本源语言到了译体语言中，难免会生出新意。每当看到中国学者拿着汉译文本进行比较文化考证研究，并得出“人文”、“人本”、“人权”等西方思想中国古已有之的结论时，我就悲哀莫名，为中国学术的前途，也为那些荒诞考证所浪费的学术生产力。因此，我对刘禾的语际研究方法极为赞赏。但问题是，恰恰刘禾自己，在这同一篇文章中，却悖逆自己的主张，偏偏拿“不透明”的“译文”大作“翻译”文章！
刘禾是以的《中国人的素质》为例，批判所谓的国民性神话论的。这一理论的要害，是为西方殖民者制造侵略舆论。于是，她引用了《素质》如下一段译文：“为了改革中国，性格的本源必须被伸入和净化，良心必须登上宝座，不能像日本的天皇一样，被幽禁在宫殿里。”这段译文，似通非通，让人丈二和尚摸不著头脑。我便找来秦悦译本对照，这段话是这样的：“要改革中国，就一定要在素质方面追根溯源，一定要在实际上推崇良心，不能再像几位日本天皇那样把自己囚禁在皇宫里。”（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月版第２９３页）两相对照，再结合前后文，意思便很明白了，即明教士主张用推崇（基督教的）良心来提高国民素质，改造中国。他认为中国所有的新生活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而又完整地给以满足。”无论怎样理解，都未脱离其传教宗旨。
但刘禾是怎样解释的呢？“他的动词可以轻易翻译成帝国主义行动：伸入即侵入，净化即征服，登上宝座即夺取主权。”如此“轻易翻译”，真令人瞠目结舌、不寒而栗！这已经不是牵强附会，而是随心所欲，指鹿为马了。撇开刘禾这里两重翻译（字面与暗示）的对错不论，百年前的明恩溥根本就无需这样说话。当其时，西方列强的政治与军事霸权在手，该书又是在美国出版，谁敢限制他的言论自由呢？反过来说，这明恩溥如果要靠这种春秋笔法来隐晦地表达其真实意思的话，他又何来殖民话语霸权呢？因此，在这里表现出话语霸权的还刘禾自己！人们要问，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我们不怀疑刘禾学识的话，那么，答案就只要一个，就是从后殖民批评出发，她太需要揭露传教士“狼子野心”的证据了！
我自然想到了文革语言。文革时，我还是高中生，但这种无限上纲、“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话语霸权术，却无师自通，并深深地伤害了自己的老师。今天，看到后文革时代成长且学成于美国的刘禾，竟然也如此娴熟地操作起这种话语霸权术，非要将百年前的明教士置于死敌不可，恐惧之余，便只能感慨系之了。以颠覆百年传统话语为己任的刘禾，自己却没有跳出用王权反王权，用霸权反霸权的中国千年传统文化怪圈。何以至此呢？愿高人赐教焉。
杨曾宪 青岛社科院 研究员
邮编：266003 青岛京山路26号
《文艺报》１２月１２日发表题目为《究竟是谁的话语霸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