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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历史学是科学吗?

[周振鹤]历史学是科学吗?

历史学是科学吗?


周振鹤

东方早报·读书 2008-10-19 4:59:48  


概念的澄清不但有助于我们名正言顺地将所有的社会科学的学科都归于科学之中,而且也不必着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模糊界限或混淆不清。






《剑桥科学史》第七卷  [美]波特(Porter,T.M.)[美]罗斯(Ross,D.) 主编  第七卷翻译委员会 译  河南教育出版社  2008年3月第一版  694页,248.00元



  我并不推荐大家都去买一本虽然厚达七百页,但却贵到二百四十八元人民币的书,毕竟除了嗜书如命者以及专门家以外,没有一幅彩图(连黑白图也没有),没有一张插页,竟然要卖到一印张五元多钱高价的书,乏人问津也是正常不过的事。但我却强烈推荐大家——尤其是相关的社会科学学者们——去读读这本书,那就是《剑桥科学史》第七卷《现代社会科学》。   

  

  中国人向来重理轻文,自从上一世纪已是如此。除了其他种种实用非实用的原因以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文科的水平高低无有绝对标准。《儒林外史》里的周进文章那么好,考官都要看到第三遍才发现。要是遇上一位冬烘的考官呢,周进肯定永无出头之日了。寖假至今,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优劣的判断——既不能称也不能量——已经不成为提职的主要依据,而改为以数量统计为标准了。因为数学是科学,而科学在中国就是正确的同义词。并且科学的概念仅限于自然科学,至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这样的称呼,那只是因为“科学”两字时髦,大家拿来点缀点缀罢了,谁也不会当真的。

  不过《剑桥科学史》却当真了。它的当真就是从社会科学与科学的定义开始的。全书的“总编前言”最后写道:该书包含的所有论文是“勘定关于自然与社会的系统研究,不管这些研究被称作什么(科学一词直到十九世纪初期才获得它现在拥有的含义)”。所以社会科学理所当然地属于科学史探索的对象。第七卷更进一步在导论中分析说:“‘科学’这个词也有问题,长期以来,科学被认为包含了实验和概念的严谨性以及方法论的清晰性这样的标准。尤其在二十世纪的英语中,具有科学地位就意味着要具有自然科学的某种基本相似性,这甚至通常被社会科学家看作‘真正’科学的内核,在时间上和逻辑上具有优先性和典范性……特别在英语中,‘科学’概念模糊不清以致无法使用,直到1800年‘科学’被看作系统知识探求的标准名称。十九世纪初期的社会科学具有同样的命运。”

  这样一来,我们自然对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历史要倾心予以注意了。概念的澄清不但有助于我们名正言顺地将所有的社会科学的学科都归于科学之中,而且也不必着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模糊界限或混淆不清,还可以认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一个大致正确的称呼——虽然其下属的研究所还包括了一般不被当成社会科学的哲学、宗教学、文学以及语言学等。在《剑桥科学史》这一卷中被列入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的有: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甚至统计学,够宽泛的了。至于人文科学诸学科是否属于科学的范畴,该书则公开声明不去涉及,虽然也多少提及如语言学在德国是被看成最有科学性的学科这样的话。第七卷要详细论述的只是处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社会科学。当然这样定义,也不一定就能使舆论一律。如地理学在中国就算自然科学,而历史学难道不可以算是人文科学?这且按下不表。

  历史学很想通过长时段事实的研究而得出与自然科学一样的规律性的东西,以使之看起来像是完全的“科学”。这种企图并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历史事件也许如某哲人所说会重复出现两次,但马克思已经补充说,一次是以正剧形式出现,一次则是闹剧形式。最多只有两次重复而且还性质不一样。这与研究现象的普遍性而且能够提出明确规律的“抽象普遍科学”无论如何还是不同的。但在西方,自从兰克树立典范以来,历史学的科学性似乎少有人怀疑。照这样看,在中国则历史学地位更加特殊,早在两千多年前历史编纂学就有了严格的规范,纪传体的体裁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一直延续到民国所编的《清史稿》与《新元史》。信信疑疑的传统虽然未必贯穿两千年,但提出这一概念,已足以使历史学具有自然科学的意味。

  由于“科学”二字在中国的神圣性,所以过去即使在国人眼中远不属于科学的社会科学也总要强调自己学科的重要性。我自然也免不了有这种冲动。数年前我写了《历史学:在科学与人文之间?》一文,当我在标题上质疑历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的时候,文中暗含的结论却是历史学也可以算作一门科学,至少它是对象的人文性与方法的科学性的完美结合。其实我这是狗拿耗子。我的专业还不在纯粹的历史学,而是学科性质有点含混的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是一个迄今为止还让许多人摸不着头脑的不知是历史还是地理的学科。简单说一句吧,这个专业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的。那么它应该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了?照理是这样。不过这一专业的研究方法又以历史学方法为主,许多学者认为应该属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这就跟熊猫一样,那是猫一样的熊,照理应该叫作猫熊的,如狗熊然。但却已经被叫成熊猫了,奈何(当然还有一个地方真是叫它猫熊的,那是台湾)。这虽然是个名称上的小问题,但却牵涉到一个文理分别的大主义。那就是学这专业的博士生,算是习文还是学理?有一段时间北京大学所授予的历史地理博士学位,是属于理学博士,而复旦大学所授的却属于历史学博士。地理学在中国算是理科,而历史学却是文科,这样,在重理轻文的社会里,两种博士的含金量似乎就有了差别。不过,没有多久,按照教育部的权威认定,历史地理学算是历史学的二级学科,于是乎大家又归于一统,统统进入文科领域了。发生这样的变化并不奇怪,也不必焦虑,毕竟,在中国,历史地理学被作为一个学科分支提出来,不过数十年而已。而历史学作为一门古老传统的学问,其学科归宿在十九世纪的西方都还经过变化,那就是历史学是应该外于社会科学,还是归入社会科学之中的争议。

  其实历史地理学本身也有科学性的问题。研究黄河历史时期河道的变迁,研究五千年来中国气候的变化,其科学性与研究秦始皇统一天下设置哪三十六郡,明代中国的文化地域差异如何,显然是不一样的。前一类课题明显与自然科学同道,后一类课题看着像是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的范畴。好在如果按《剑桥科学史》的宽泛定义,则两者都是“科学”,放在一起也很自然。

  学科分类说到底有一点像是“主义”,研究对象则绝对属于“问题”,不妨在这个地方以问题为主,建立学科,宽泛定义,都称科学。但前提是你解决了问题,那就是科学。问题与主义之争并非无谓,但将一似为自然科学,一似为社会科学的学科捆绑成历史地理学,结果证明并无坏处,七八十年来已经使中国历史地理这一学科不但在国内也在国际上取得了不错的声誉与地位。

  说到底,不止是历史地理学的归属含混,就是地理学的归属本身也有变化,在西方它原本附属于地球科学,后来则被并入人文科学(自然,其分支学科历史地理学也当然属于人文科学)。地理学在西方一直是一门重要的学科,与之密切相关的地缘政治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几乎无人不知。本卷在“地球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这个小标题下说:“地理学通过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玩平衡游戏与现存的学科如地质学和历史学进行竞争,而且与较新的学科如生态学和社会学进行竞争。”将地理学的性质真是说得一针见血。也因为这样,所以比起历史学来,地理学显得更有用处——尽管史地从来常被联袂提及,而在中国,有用无用有时简直就是是与非的差异。学生要报考哪个专业,家长首先要问的就是学了有什么用?于是乎,大学本科的历史系与哲学系的生源就与其他系不能比。

  在现代中国,地理学的地位更高,一直与地球科学同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地理研究所设在科学院,而不在社会科学院里,因此人文地理学家也自然是科学院院士的人选,全国仅有的两名历史地理学领域的院士也是因为列于地理学科之中而产生的。

  如果按照剑桥科学史的定义,则历史学与地理学都属于社会科学,不分轩轾。按中国的通俗的学科话语来说,那就都是文科,地理不比历史神气,不但不神气,还要落后于历史学的历史。因为无论在西方在东方,地理学都是由历史学所孕育出来的。如果外国有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机构,那地理研究所必定进入此院,而不能像在中国一样进入科学院。而中国的历史学则相反,即使再有高人,也当不成院士,而当不当院士并非个人之得失,实乃关系全民教育的走向,直白地说,也就是重理轻文的现象能否改变的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如今是中国的最高学术荣誉,一当院士便如天人,无所不能无所不晓,有可能他自己不这样看,别人却要这样看他。人文地理学家也就傍着自然地理学家升天了。而哲学家与历史学家哪怕你再享有国际声誉,你解决了人生的最大困惑或世界的终极问题,那也还是一个普通的教授,甚至连一级教授都很难评上,因为据说许多高校里的一级教授天然地都是院士,不是科学的,就是工程的。

  

  《剑桥科学史》第七卷分为四大部分,内容丰赡。时间不充裕的人,可各自寻寻自己的行当看看。我连着读了两天,亦未看全,只重点看了与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及人类学有关的内容。同时还看了第三部分“社会科学的国际化”的有关部分。关于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情况,自然以我们自己的认识为主。但第三部分有一章是专讲这个主题的,却也值得我们参考,人家所写的那样,与我们实际的这样自然不会完全一致。但为什么人家会那样看,却与我们何以会这样做有密切的关联。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改革开放以后建立的,此前没有这个机构。再往前,只有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这个学部的存在倒是符合将社会科学当成科学的一部分来对待的《剑桥科学史》的学科柜架的。只不过后来的科学院变成纯粹的自然科学院了(除了地理学还有一半是非自然的),科学家也自然都是自然科学家了,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呢?没有人认为他们是科学家的。从学部而变为单独建制的社会科学院看似地位的提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并不尽然,在科学院里有成为人人歆羡的院士的可能,而在社会科学院里至多却只有孤芳自赏的学部委员的现实。

  最后要提醒诸位的,本书仍是以西方尤其是欧洲(更尤其是西欧)与北美的学术发展理路为主来进行论述的,这就是第一二两部分的内容。这一点也不奇怪,“五四”以后来中国访问的两位西洋人,一位不就是赛先生吗?还在他来访之前,在晚清为了富国强兵所引进的新学问不都是西学吗?学科的框架结构也都按照西学来建立。直到今天,我们强调要接轨的国际,其实还是西方。第三部分的所谓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就是除了欧洲北美外,各国社会科学如何发展的简史。即从侧面来说,为什么全世界的博士学位都叫Ph.D也是同样道理,原来欧洲的学问只有神学一门独大,后来才分出哲学,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的绝地天通了。以后的其他文理学科统统都由哲学分化出来,于是所有学科的博士学位也都一致成为哲学博士了。那个哲学可不是现在的不以平常人的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哲学,而是包罗万象的学问,所以我们无论理科文科无论你愿意不愿意只好大家都Ph.D了。

  那么我们难道不能有另一部科学史?也能。但要重建范式。不过在重建之前,我们还是要仔细读读这部《剑桥科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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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地天通



濂溪公子 (青岛)


豆瓣 2008-10-29 11:20:08



 周振鹤在《历史学是科学吗》一文中有这么一段:“即从侧面来说,为什么全世界的博士学位都叫Ph.D也是同样道理,原来欧洲的学问只有神学一门独大,后来才分出哲学,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的绝地天通了。以后的其他文理学科统统都由哲学分化出来,于是所有学科的博士学位也都一致成为哲学博士了。”其中提到“绝地天通”,贴出我的一点阅读心得,期待大家精彩发言。
  
  关注中国古代天文知识有一段时间了,对这方面的信息特别留意。今天下午看东方卫视的一个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晚会,当主持人请嘉宾钱文忠教授(被往复某君评价为聪明但不智慧)介绍中国古琴的时候,他说古琴的尺寸三尺六寸五分,跟中国古代认识到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一致,又说古琴形状上上边圆底下方,跟中国古代认为天圆地方一致。这两个知识都跟中国古代对天文的认识有关,至于古琴是否真的表达了这样的信息,因为对古琴没有了解,只有姑妄听之。无论如何,说到中国古代文化,天文学方面的知识还是很值得了解一下的。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知识了解不够,很容易闹笑话的。
  
  四川大学的韦兵教授在2007年第三期《读书》上有一篇介绍台湾学者黄一农的《社会天文学史十讲》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的:“其实,以现代科学研究眼光看来非常重要,并给予密切关注的天文历法的具体推算技术,在古代知识体系中事实上是很边缘的东西,士大夫将其视为星翁历生的小术。”他要说的是“古代皇帝关注的是天象预示的天命,士大夫关注的是借助天文研究体悟的天道与心性的神秘统一。”这样说是有问题的,不能因为他介绍黄一农的这本著作,关注的正是中国古代天文学跟社会之间的关系,就认为中国古代把历法看轻。在该文前边他说“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消灭了不同文化对时间多元性的理解,取得了为时间命名的权力。”说的就是现在的公元纪年。按照陈遵妫在《中国天文学史》中的说法,中国古代天文学方面的主要成就就在历法。朱文鑫说的更明确,在《历法通志》一书中他比较了中西历法后说中国的历法实际上优于西方的历法,之所以我们弃自己优秀的历法不用,不过是为了跟世界统一,各方面方便而已。所以说,有心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跟社会之间的关系,做被称作“外史”方面的研究确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不能因此否认“内史”方面的重要性。
  
  绕了一大圈,还是要谈一个“外史”方面的话题,就是“绝地天通”。李零教授在他2000年的演讲中谈到这个话题。在他的《中国方术考》01年修订版序言和后来出版的《中国方术正考》中又反复谈到。他不是一般的关注这个话题,他要写一本关于绝地天通的书。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要以术作为切入点,探讨中国的宗教传统和科学传统。看起来他不单要从天文学内史的角度谈(科学传统),也要从外史的角度(宗教传统)谈,到底他要说些什么,怎么说,因为书还没出版,我们无从知道。不过有一些从外史角度谈“绝地天通”的研究,还是值得一看的。 江晓原教授是在中国天文学外史方面下功夫比较多的一个学者,在他的《天学真原》一书中,他正是从绝地天通出发,谈中国古代天文学一直是皇帝的禁脔,这个局面直到明后期以后才有改观。虽然他的个别说法在搜集材料的时候只罗列的有利于他的观点的材料(中国先秦史论坛有网友做了一些批驳http://www.zgxqs.cn/bbs/viewthre ... page%3D1&page=1),但是他的主要观点还是站得住脚的。江晓原和李零都很重视张光直的学术观点,不过是取舍不同。江晓原在《天学真原》109页引用了张光直的三段文字,很有价值。
  
  一是:“通天的巫术,成为统治者的专利,也就是统治者施行统治的工具。‘天’是智识的源泉,因此通天的人是先知先觉的,拥有统治人间的智慧与权利。《墨子•耕柱》:‘巫马子谓子墨子曰:鬼神孰与圣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因此,虽人圣而王者,亦不得不受鬼神指导行事。……占有通达祖神意旨手段的便有统治的资格。统治阶级也可以叫做通天阶级,包括有通天本事的巫觋与拥有巫觋亦即拥有通天手段的王帝。事实上,王本身即常是巫。”(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107页。
  
  二是:“古代,任何人都可借助巫的帮助与天相通。自天地交通断绝之后,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即权力。于是,巫便成了每个宫廷中必不可少的成员。”(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3页)
  
  三是:“通天地的各种手段的独占,包括古代仪式的用品、美术品、礼器等等的独占,是获得和占取统治权力的重要基础,是中国古代财富与资源独占的重要条件。”(《考古学专题六讲,11页)冯时在《中国天文考古学》一书同谈到“绝地天通”的时候虽然没引用张光直的这几段文字,但是表述的意思跟他是一致的。
  
  还是让我们看看《国语•楚语下》中的这段文字吧:
  
  《国语》 卷十八 楚语下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 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月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洁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肿、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 “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或。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 是谓绝地天通。”
  
  李零在演讲的最后说“古人的问题还困扰着我们,我们离古代并不太远。”换个角度说中国的历史走到今天,很多问题还是传统的延续。比如看看我们的五星红旗四颗小五角星围绕着一颗大的五角星,看看从中央到地方开会的时候主要领导一定在中间,次要领导依次排开的坐席甚至出场顺序就知道,中国古代不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吗?西方从自科学和哲学始祖泰勒斯就有“仰望星空”的传统,我们的传统是“绝地天通”,一般人是没有这个资格。不单是“仰望星空”没有资格,另外很多方面也是没有资格的。要解决这些古来就存在的问题,认清古代产生问题的根源,还是很重要的一步工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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