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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研究之新方法：域外汉籍研究

　　□静永健

　　设置诸如“中国文学”以及“日本文学”之类的国别文学史学科，这已是现代大学教育研究中的基本常识。可是，却鲜有人扪心自问：这种学科分置真的是绝对正确、不可动摇的吗?

　　遥想千年以前，日本的贵族文人，甚至是平安时代的女流们，在没有这些所谓的学科概念干扰之下，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脍炙人口的名著。姑且不说《源氏物语》中对《史记》、《白氏文集》以及汉文佛典的引用与《古今集》、《伊势物语》等日文古典同样精彩自然，就是紫式部的对手清少纳言的随笔《枕草子》对《史记》的典故、《白氏文集》的佳句也是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可见，和汉贯通乃日本古代知识阶层的基本修养，清少纳言所云“文为《文集》(按：特指《白氏文集》)、《文选》”之语，显然不是一句不着边际的夸张之言。

　　然而，今日我们的大学研究与教育却陷入了一种让人窒息的僵硬模式。研究《源氏物语》的学生只接受日本古典文学的教育，对《白氏文集》感兴趣的学生则必须进入中国文学学科，而要读《史记》或佛典的话，则必须选择历史或者印度学研究。更有一些大学以“汉文太难了”之类的理由从一开始就没有设置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的职位。在这种细分僵化之所谓的“学科教育”指导下，即使我们再有才华且穷尽一生之精力，也只能对和汉兼容的紫式部望尘莫及。当然，在现实中这种学科教育模式不可能立即有所改观。在这里我想提出的是，我们必须鼓励学生作跨度更大的阅读(不仅是文科知识，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理工科知识)。即使大学没有条件开设自己所关注的课程，我们也不要就此放弃，而应鼓起勇气到图书馆去检索一切可能与之相关的书籍和信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扩展自己的视野，使自己的研究不再停留于对某一学科中的某一细节的研究。

　　在通过大量的阅读突破封锁于诸学科的“国境线”之外，我还想强调一点，我们还有必要突破真正的“国境线”。因为，即使对本国文学研究得再深再透，如果不对同一时期同一文化圈中的周边地域文化政治之联动予以关注的话，我们的研究最终还是摆脱不了夜郎自大、井蛙观天的悲剧命运。

　　学术研究本来就没有“国境线”。然而现实之中，与研究日本文学的学者一样，研究中国文学的中国学者们也同样陷入了一种被“国境线”封锁了视野的迷茫。正是在这种现状之下，中国大陆兴起了一种新的中国学研究方法，即张伯伟教授提出的“域外汉籍研究”。据我的理解，这是一个建立在批判传统“只关注本国文学与文献资料”的研究方法之上的基础的、试图打破学术研究之“国境线”的崭新的研究领域。

　　没有深入了解这门新学问的学者们乍看“域外”二字，或许会产生一种以中国为内、日本和朝鲜等为外，也就是“中国文化优越论”的错觉。其实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误解。“域外”二字，乃指“禹域之外”，而非今日作为主体国家的中国之外。这个概念的提出，就是要建议中国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突破“国境线”的束缚，将视野扩展到日本、朝鲜半岛等国家、区域所保存的汉文资料上。在张教授所构建的理论之中，“域外汉籍”甚至还覆盖了欧洲基督教传教士的著作以及他们所出版的相关文献。

　　传统的国别文学史研究，大多数学者会对某一部书、某一位古典作家在本国文学史中的受容进行考察。而在比较文学之中，则许多学者都会选择某一个共同的对象来考察其在各个国家中的不同受容形态。但这些研究往往只局限于一种平行的现象梳理。譬如，清朝文人袁枚的《随园诗话》在中国出版之后风靡一世，也几乎在第一时间传入了尚处于锁国状态之中的日本，但朝鲜却在最初的一段时间中被刻意回避，直到有人将其改题重抄为《百家诗话抄》之后才被出版。一部汉籍，在三个国家有三种传播形态，这无疑反映了三个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

　　但是，“域外汉籍研究”所要探寻的不只是“文化背景之不同”的结论，它希望更进一步揭示出“同一文化大背景之下为何会产生这种不同的接受形态”。提倡“性灵说”的《随园诗话》虽立即传入日本，但在以朱子学为背景的江户文人面前却不可能得到高举双手的欢迎，等待它的是暴风骤雨般的严厉批判;而在同样以朱子学为背景的朝鲜，其初虽受到了冷落，但最终却以一种瞒天过海的形式得到了广泛传播与认可。朝鲜文人不惜绞尽脑汁，改头换面出版此书，可以看出袁枚的“性灵说”最初在朝鲜半岛就得到了许多文人的共鸣与暗中支持。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国家对《随园诗话》不同的接受态度正折射出了当时大陆神韵、格调、性灵三种诗学思想复杂的关系。如此一来，突破“国境线”，将《随园诗话》放到东亚诸汉文化区域去研究的话，就给了我们一个分析此一时期文学潮流衍变的范例，让我们对这一时代文学观念的冲突与消长有了更为具体的把握。

　　如上所述，“域外汉籍研究”并不是奇学幻术，相反，它正是我们了解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一种研究方法。所谓“中国学”，本来就不应是一门仅仅关注中国国内的学问。超越“国境线”，从更多的角度、用更多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区域，这才是研究“中国学”的真谛。

　　(作者系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教授；童岭/译)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4-27 1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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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中的域外汉籍研究

　　□王小盾

　　域外汉籍研究现在已经成了专门学问。人们对它的质疑和批评，也随之有所耳闻。有人说它是一个人为的、生造的学科;有人说中国的事情尚未研究完，何必再去研究“域外”;更多的人则怀疑它的意义和可行性。这些批评有助于研究者自我反省，值得重视。

　　不过，毕竟有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这条路了，域外汉籍研究于是被踩成了一条大路。这就像许多溪流汇到一起，成就了一条大河。我认为，要回答以上批评或质疑，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踩路的过程或河流汇聚的过程，以便明确这门学问得以产生的动机。

　　我最初接触域外汉籍是在1984年，也就是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的时候。那时我在上海图书馆访书。有一天，偶然看到一套刚刚进口的《日本古典全集》，便受到强烈震撼，因为这套书中收录了几种重要的日本音乐古籍——《教训抄》、《续教训抄》、《体源抄》、《乐家录》、《歌舞品目》等。这些书都是关于“唐乐”或日本雅乐的书，其中记录了唐代曲子和大曲在日本的流传，并具体记录了这些乐曲的结构和表演方式。它们对于我的唐大曲研究和唐著辞、唐曲子研究，事实上是不应缺少的。我于是把这些资料补进了博士学位论文，同时也萌发了一个愿望：找机会去日本全面收集类似的资料，以便同中国的唐乐资料进行比较，真正说清楚唐乐的本相和流变。尽管这个愿望直到2008年才实现，但它生根发芽的时间是1984年。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之初，应该有许多学者已经知道：即使从“礼失求诸野”这个道理看，我们也要研究域外汉籍。由此可见，这门学问并非出自人为和生造。

　　实际上，在1984年前后，我还注意到另外一个“域外”现象，即清以来的文史学者，凡有大出息的人，便必定会关注西域。我认为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从种种事物的起源看，西域就像是中华文化的皮肤，很多交换、新陈代谢，都是在这里——或者因为这里──而得以进行的。比如唐代文化就可以说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南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曲子辞(后来发展为“词”)、说唱、戏弄、壁画雕塑等文学艺术品种，都是由于西域文化的输入而进入新时代的。我研究过隋唐燕乐的由来，对此深有体会。所以我认为，凡是喜欢追根究底的学者，便会关注西域。尽管西域民族大多是游牧民族，无定居习惯，不善于使用文字，在学者们的西域关注中尚没有“汉籍”这个概念，但这种关注却势所必然地要把他们的探索愿望引到“域外”。比如1992年以来，我曾考察了云南、西藏、新疆等地，进而到达了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越南。由于越南朋友的帮助，还编成了一部《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尽管这部书可以看做域外汉籍研究方面的成果，但它实际上是周边关注的结晶。这件事说明，域外汉籍研究其实是清以来走出中原、走出中国这一学术思潮的延展，是一个和中西交通史相邻的学科。它的实质是在更大的视野中关注事物的内在关系，特别是关注事物的起源和来由。从这一角度看，研究“域外”，可以说是深入研究中国事情的前提。

　　1998年夏天，我随张伯伟、张寅彭教授第一次访问越南。这次旅行，我们三人各有收获，两位张教授收集了许多诗学资料、教育史资料，而我则偏重考察越南的俗文学，并萌发了为越南汉籍编订总目的愿望。后来我们走上了略有异同的学术道路，可见域外汉籍研究这门学问，事实上是在各人的学术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其意义是通过不同的实践来表现的。

　　我曾经比较过越南古代文学的资料和中亚东干文学的资料，认为这两宗新资料都将对文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又曾比较过越南的俗文学文献和敦煌文学文献，认为从俗文学研究的角度看，域外汉籍具有类似于敦煌文献的价值，很可能像20世纪的敦煌学那样，有力地推动不同形态的典籍的比较研究，造成中国古代史、文学史、汉语史、艺术史、民族史等众多学科在21世纪的新变。这一估计是从俗文学角度提出来的，也许太过乐观了一些;但我想，若把许多研究者的工作综合到一起，那么域外汉籍研究的实际意义，必定会大于我的想象。

　　域外汉籍研究本质上是探索者的事业。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之所以会被看做“人为的、生造的”，是因为在一个新领域里独自行走的研究者，无法墨守成规，而必须脱离那种貌似自然的旧习惯;它的意义和可行性之所以会被怀疑，是因为面对新材料的研究者，必须提出新的思路和新的问题，而走出旧的视野。这样的研究不再是驾轻就熟、浅尝辄止的研究，自然会引起某种困惑;但这一点，也恰好是学术的精神价值——超越旧我的价值──的证明。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4-27 10: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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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

　　□张伯伟

　　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汪德迈以一个欧洲学者的眼光看到：“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的汉文化诸国和地区的历史，就是一部汉文化诸国和地区为发展而西化，由西化而日益淡化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历史。”身为亚洲地区的知识人，难道不应该拿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的勇气，付之以挽狂澜于既倒的努力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现一个和欧洲原理相对应的中国原理”，就不止是一个学术讨论方式的转型而已。

　　中国的现代学术，是在西方学术观念和方法的冲击和启示下形成的。19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汉学研究尽管有从汉学(Sinology)到中国学(China Studies)的转变，但当我们回顾百年来的中国学术，除去文献、人物和史实的考辨以外，其学术方法、理论框架以及提问方式，占据主流的都是“西方式”的或者说是“外来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西方中心观”为主的中国研究受到一些富有反省力的学者的质疑和挑战。在这里，我想举两部著作为例：一是美国学者保罗·柯文(Paul A.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二是日本学者沟口雄三(Mizoguchi Yuzo)的《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两部著作的共同点就是对学术研究(主要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观的挑战，强调以中国历史的内部为出发点，用中国的观念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即所谓“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对此问题，中国学术界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思考。

　　因此，我想在这里提出一个命题——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用以概括十多年来我在学术上的一个努力方向，也试图对当代学术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作一个初步的回应。

　　什么是汉文化圈

　　关于这个问题，前人已经有了不少论述，这里姑且借用日本学者西嶋定生(Nishijima Sadao)的说法。他指出：“‘东亚世界’是以中国文明的发生及发展为基轴而形成的。……随着中国文明的开发，其影响进而到达周边诸民族，在那里形成以中国文明为中心，而自我完成的文化圈。这就是‘东亚世界’。……这样的‘东亚世界’，是以中国为中心，包括其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以及蒙古高原与西藏高原中间的河西走廊地区东部诸地域。……构成这个历史的文化圈，即‘东亚世界’的诸要素，大略可归纳为：一、汉字文化，二、儒教，三、律令制，四、佛教等四项。……其变化乃至独自性，是与中国文明相关联而呈现出来的现象。因而共通性并非抹杀民族特质，相反是民族性的特质以中国文明为媒体从而具备了共通性。”西嶋氏所说的“东亚世界”，大致即本文所指的汉文化圈。作为其本质的特征，列为第一的就是“汉字文化”。而在法国学者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看来，“这一区域的共同文化根基源自萌生于中国而通用于四邻的汉字。所谓汉文化圈，实际就是汉字的区域。汉文化圈的同一即‘汉字’(符号signes)的同一”。由汉字所构成的汉籍就是汉文化圈的载体。以汉字为基础，从汉代开始逐步形成了汉文化圈，直到19世纪中叶，在同一个文化精神的熏陶下，表现出惊人的内聚力。

　　什么是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

　　汉文化圈的形成，其核心是东亚文明。尽管在汉文化圈中有着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但人们内心的感受方式、道德观念、知识结构等，往往是根据某些基本原则展开的。作为其载体，就是今天在中国、朝鲜、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地所大量存在的汉籍，站在中国的立场，我们把中国以外所存在的汉籍称作“域外汉籍”。将汉字材料作为一个整体，就是以汉文化圈为方法的文献基础。也就是说，当我们提出“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我们在研究工作中所使用的文献，就是超越了国别和地区的汉籍整体。这就要求研究者以更为弘通的眼光、更为宽广的胸怀、更为谦逊的态度来对待各类汉文献。对于中国以外的汉文献的认识由来已久，但在20世纪之前，中国人提及域外汉籍，仅仅是从证明自身“文教之盛”的角度去看待，未能摆脱“礼失而求诸野”的思想牢笼，未能消释“慕华”、“事大”的心理优越，未能超越“中心—四裔”的二元化区隔。而在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人建立起来的学术传统中，无论是揭示事实真相，还是提炼历史认识，都能打通中心和边缘，追寻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理解和体验。因此，将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地的汉籍文献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寻求其间的内在关系，揭示其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这样，域外汉籍的价值就不只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延伸，不只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现，不只是“吾国之旧籍”的补充增益。它们是汉文化之林的独特品种，是作为中国文化的对话者、比较者和批判者的“异域之眼”。因此，汉文化圈中的汉文献整体，就不仅是学术研究中必需的材料，不仅是古典学研究的对象，不仅是一个学术增长点或学术新领域，在更重要的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新的思考模式和新的研究方法。以汉文化圈为方法，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汉文化，更好地解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最终更好地推动东亚文明对人类的贡献。

　　为何要以汉文化圈为方法

　　20世纪的中国研究，是以西方的、欧洲的、美国的观念为中心。为了摆脱其困境，掀开历史的新篇章，21世纪的中国研究应该返回东方、返回亚洲、返回中国。然而从中国出发不是局限于中国，而是要以文化圈为单元，以中国和周边国家及地区的文化为参照，在更深入地理解汉文化的同时，提供一幅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的图景。这是用任何别的方法所无法达到的。假如以现存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的汉字俗体字来研究汉字形体的演变，一定能比局限于某一国家的俗字研究发现更丰富的细节并总结出更有力的规律;以汉传佛教文献的整体来研究其特色，一定能比局限于某一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研究阐发出更深刻的内涵;以汉文学整体为背景的国别文学研究，一定能比局限于一国的文学研究引发出更加多姿多彩的话题并得出更有意义的结论。推而广之，以汉文化圈为范围的朱子学或阳明学的研究，纪传体或编年体史籍的研究，乃至启蒙读物的研究，目录的研究，方志的研究，族谱的研究，绘画的研究，等等，都有可能因此而提出新命题、发现新视角并得出新结论。不仅中国研究是如此，韩国学、日本学、越南学的研究，很可能也是如此。这样，相对于西方的、欧洲的、美国的知识生产方式，就可能发现一个东方的、亚洲的、中国的知识生产方式。

　　如何以汉文化圈为方法

　　作为汉文化圈之载体的汉籍，其内容是异常丰富的，即以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的藏书而言，便已包括了历史上的朝鲜、日本、越南、琉球、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目录文献、文学文献、史学文献、儒学文献、宗教文献、教育文献、石刻文献、地理文献、艺术文献、医学文献等。这些文献不仅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类似文献相关，而且各个不同类别的文献之间也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因此，以汉文化圈为方法的具体实施，就是要以汉籍文献整体为基础，以汉文化圈为视野，以综合与比较为手段，寻求其内在联系和结构。

　　我想以传统文学研究为例对这一方法做一说明，但限于篇幅，只能是具体而微的概略性说明。

　　例一，文学典籍的流传。典籍的流传就是考察某一部书在何时何地通过何人以何种方式传入，在传入后又如何被阅读，从而引起何种反响并产生何种结果。研究典籍流传的方法，我归纳为十个方面，即可从书目、史书、日记、文集、诗话、笔记、序跋、书信、印章和实物来考察。从汉文化圈整体着眼，同样一部书，由于各国各地区文化环境的差异，也往往拥有不同的命运。

　　例二，文人学士的交往。文学的历史不只是由纸上的文字，更是由人的活动所构成。注重文人学士的交往，就能够动态地把握文学史的运行，呈现出一幅活生生的文学图景。

　　例三，文化意象的嬗变。在持续了大约两千年的汉文化圈中，形成了许多富有文化内涵的意象，深入分析这些文化意象，有助于把握汉文化圈诸国和地区间精微的文化异同。“骑驴”与“骑牛”就是其中一例。

　　此外，有关汉文化圈中的文学读本、文学典范以及女性文学等问题，限于篇幅，就无法在此一一展开了，但如何以汉文化圈为方法，其研究策略和途径是可以举一反三的。

　　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汪德迈以一个欧洲学者的眼光看到：“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的汉文化诸国和地区的历史，就是一部汉文化诸国和地区为发展而西化，由西化而日益淡化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历史。”身为亚洲地区的知识人，难道不应该拿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的勇气，付之以挽狂澜于既倒的努力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现一个和欧洲原理相对应的中国原理”，就不止是一个学术讨论方式的转型而已。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4-27 10:06:48

王京

这三篇文章虽然都提到了超越中国国境的汉籍流传，但却显示出两个方向。
静永健先生关心的主题是文学，思考的是如何通过超越“国境线”，而拓展文学研究的可能性。
王小盾先生则在“走出中原、走出中国”学术思潮的延展上加以理解，认为“研究“域外”，可以说是深入研究中国事情的前提”。
两人的思路和主张，在通过研究域外，超越一国之局限的意义上，有着基本的共通性。
而张伯伟先生的文章，似乎更关心的是如何去“发现一个和欧洲原理相对应的中国原理”。
文章虽然也提到“从中国出发不是局限于中国”，但“这样，相对于西方的、欧洲的、美国的知识生产方式，就可能发现一个东方的、亚洲的、中国的知识生产方式”的结论，则明确地表明了主张的实质内容。即在指向上，不是要将中国相对化，而是要将它扩大化或者泛化。
文章中列举了一些具体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知道文学作品的流传方式和不同命运、重现文人交往的鲜活图景、或是了解地域间的文化异同。
但读者更想知道的也许是：这些已经受到各国学者注意，并通过诸多个案得出了一定结论的问题，到底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完成“发现一个能够与欧洲原理相对应的中国原理”的“挽狂澜于既倒”的使命呢？
而“汉文化圈”这一概念，本来好不容易可以获得的超越地域界线的可能性，会不会又被“东方的、亚洲的、中国的知识生产方式”，或是“中国原理”之类的主张引向其他的方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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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11年08月17日 18:16　来源：中华读书报

　　(记者 陈香)近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主编的《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沪首发，这是韩国燕行文献首次系统在国内出版，嘉惠学林，结束了国内学者需假道国外、辗转利用燕行文献的历史，更是中韩学界合作的重大学术成果。

　　在韩国国内，将燕行文献视作国家重要的历史遗产，历来十分重视其整理出版。然而，这样一批对中国历史研究意义重大的文献材料，以往在中国国内却鲜见流传，更谈不上规模化的出版。许多早期研究燕行文献的中国学者，无一不是在韩国如获至宝后开始自己的研究，而直到今天，由于国内收藏有限，不少学者仍需假道国外，辗转利用，多有不便。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这一套《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的出版，可算是一个开创性的标志。

　　据记者了解，《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的编撰出版，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的学术合作项目，文史研究院与东亚学术院都是以东亚(亚洲)研究为旨趣的学术机构，双方因共同的关注走到一起，于2008年签署了全面学术合作协议，而在中国出版《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为中国学者提供研究材料的便利，成为双方合作框架下的第一项具体举措。整套丛书的编撰工作历时近三年，是中韩双方学界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的学术成果。

　　2010年5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越南汉喃研究院合编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二十五册)，为中国周边国家所藏汉文历史文献资料在中国国内的首次大规模、原创性的出版，为学界提供了经由“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出版至今广受海内外各方好评。开展“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发掘和利用中国周边国家所留存的文献资料，借助“他者”眼光考察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正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