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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可识“新文字”？

马少华

读书碰到不认识的字，应当算正常。然而，由于近年来民国初年文人作品的汇集出版，我在新文化运动的猛将钱玄同的文章中却看到了夹杂在汉字中直接当文字使用的老式“注音字母”：勹、攵、冖、丫、……叫过来解放初读小学的母亲帮忙，她还能念得出来，而我这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则望之如天书了。钱玄同不是图“时髦”而使用这些“字母”，这中间，埋着中国一代文化先驱们的文字改革理想——汉字拼音化的理想，“把文字还给大众”的理想。

这一套一九一三年议定、一九一八年公布的汉字笔划式“注音字母”，是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汉语拼音字母，当年确实曾是想将它像日本假名那样逐渐掺人汉字中，最后取代汉字的。四十年间，它在初等教育中不绝如缕——直到一九五八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却最终也只是一种“识字拐棍”。如今，这种当代不少人还认得的注音字母也成了中国百年来文字拼音化运动一段几乎湮没的遗迹。在它之前，有鸦片战争后各通商口岸西方传教士为传播《圣经》而发明的“教会罗马字”，而仁人志士们为拯救民族危亡而致力普及教育，竟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十余年政治变革的背景下，创造出一个汉字切音运动“万码奔腾”的局面来；在它之后，有一九二六年由学者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制订的国语罗马字；有一九三一年由共产党人瞿秋白、吴玉章在苏联拟订的拉丁化新文字……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确实是把繁难的汉字看作阻碍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一座大山，甚至有“汉字不废，中国必亡”的痛语。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知识分子而言，“文学革命”与“文字革命”是同一个逻辑。他们是挟着“文学革命”的锐气和余勇投身“文字革命”的，显得信心十足。然而，尽管“文字改革”的目标其实远比“文学改革”的宏大，但如果说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大获全胜的话，则“文字革命”只是做了一次陪衬。

但是到了三十年代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背景下，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那些把拼音文字当作“中华民族大众争取解放之重要工具”的人们，掀起了比前者影响更广更大的热潮。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群众性的文字改革实验，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五五年的二十一年间，全国有二十万人学习了拉丁化的新文字，成立团体三百个，出版图书一百七十多种，创刊刊物八十多种。覆盖了从国统区到陕甘宁边区、从农村到军队广阔的社会领域。一九三六年，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在上海成立，六百八十八名拥护者在一份“宣言”(《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上签名，对新文字进行支持，其中有文化名人蔡元培、鲁迅、陶行知、郭沫若、茅盾、陈望道、邹韬奋、巴金、周扬……这份“宣言”中说：“文字好比是交通媒介，汉字好比是独轮车，国语罗马字好比是火轮船，新文字好比是飞机。”一九四○年，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筹备，在《成立缘起》上，署名的赞助人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以下五十四人，署名的发起人有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以下九十九人。中国进步的政治势力和中国进步的知识阶层在文字改革的问题上，竟是这样契合。在一九四一年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一切法律文告，一律新文字与汉字并用；毛泽东主席曾为《新文字报》题词：“切实推行，愈广愈好”；中共中央宣传部也规定：文盲干部必须先学三个月的新文字，再学其它文化。而与此相反，国民党政府则对新文字严厉查禁，在国统区被搜出新文字来，则有被当作共产党而抓起来的危险。对待文字的文化态度，一时间竟成了政治立场的分野。的确，政治背景是拉丁化新文字几十年间在中国风行的一个不应忽视的原因：对于中国的革命者来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而对于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者而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的是“拉丁化”。

如何使识字变得更为容易？这是从上个世纪末起中国关心普及教育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思路。二十年代陶行知、朱经农、陈鹤琴等人编定“平民千字课”时，就一点点地计算和压缩一个文盲“脱盲”所用的时间，用力的方向是简省汉字，尽可能选择(对平民)有用的，汰掉无用的。而拉丁化新文字的产生，则使大众教育如获利器。《平民千字课》“每天一点钟教，总共九十六天或十六个星期就教得了的”，但仍嫌时间太长，另编《老少通千字课》，也要四个月才能学毕。而新文字呢——当年的《新文字歌》唱道：“新文字，真系好！唔论你几大，唔论你几老，两个月，包你学得到。”陶行知在一九三六年说：“现在的新文字运动是主张拿易写易认的新文字教大众，不主张拿难写难认的汉字教大众。从速废止汉字是对大众教育而说的。”由于把新文字当作扫盲和普及教育的重要武器，因此对汉字拼音化刻日期成的迫切也就很自然了。一九三八年，绥远五原建立了“新文字突击村”；而在知识界，已经在议论“如何打倒方块字”了。

普及教育对语言的基本要求是言文一致。清末的文字改革家劳乃宣说“言文一致为教育普及之大原”(《增订合声简字谱序》)。然而，实现“言文一致”其实包含两个方向的思路：一种是干脆绕过汉字之难，以拼音文字直接作为人民大众口语的声音记录。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就是这个路子，后来六十年代初广大农村中“先读书，后识字，忘其字，写其音”的“注音识字运动”也是这个路子。后一种思路则是书面语言改革的角度，即依靠白话文的优秀文学作品的广泛影响来实现，胡适所谓“有了文学的国语，才有标准的国语”，就是这个意思。前者显得比较激进，更直接彻底，更为大众化；而后者显得比较保守，比较迂远，更为知识分子化。这两种角度的思路其实并非完全水火不容。但其深层的分歧仍然在于：是把文字仅仅看作记录口语的音符，还是承认它有更深厚丰富的文化涵蓄功能；是为了言文一致的目的不惜一切，还是仍然顾惜语言文字中的形式美和文化内涵。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本来并非是语言改革而只是制订记音的文字符号，但是它同“大众语运动”结合在一起，却形成三十年代对五四白话文的超越和批判。作为大众教育的力行者，陶行知就写过《白话文与大众文》来批评胡适坚持的五四白话文的“小众”(知识分子)立场。而瞿秋白则在左联刊物上撰文，把五四白话文斥为新式文言。拼音化的道路上，我们分明看到不同知识分子群体价值、情感和立场的冲突。胡适一九三六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国语与汉字》一文说：“我们当然诚心地赞成汉字的废除和音标文字的采用，但……我的历史眼光使我相信文字是最守旧的东西，最难改革的……所以我不期望最近百年内可以废除汉字而采用一种拼音的新文字。”事实真是让他“不幸而言中”了。

对于那些从民族振兴的意义上来看待文字改革的人们而言，语言文字的统一本身就是包含在文字改革目标中的价值。在清末民初的“国语运动”中，“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是并列的价值。但到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尊重纷歧的方言，容纳语言(语音)的现实分化，却具有另一种价值：大众文化的价值。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曾说自秦朝起中国几千年来是统一于“书同文”，而放弃了“语同音”；而拉丁化新文字方案中，由于不同的方言区有不同的拼写方法，事实上至少暂时牺牲了“书同文”，这也是一个代价。这不仅离开了清末民初“国语统一”运动的潮流，而且与解放后推广普通话运动的方向也是不相合的。是急于让人民大众立即掌握方便的拼音文字，还是急于在全国促成语言文字(读音)的统一？在不同时代里，把哪个价值放在前边，是耐人寻味的，这中间，也许藏着拉丁化新文字后来命运的消息。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九五五年就结束了，正式的标志是这年十月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最终确定了简化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现实目标，同时对过去没有考虑如何改进汉字，单独地推行新文字的做法进行了反思。十一月，全国最后一个新文字团体——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宣告结束。一九五八年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从一开始就明确其“目的在于便利广大人民学习和使用汉字”(吴玉章报告)，而不是作为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这一下子使过去“指日可待”的“新文字”变成一个遥远的目标。即使按着倪海曙先生为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所作的《编年纪事》年年月月顺着看下来，这样一种结束也难免感觉突然；即使到一九五五年《汉字简化方案》和《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出台，关于拉丁化新文字的成败评价和汉语拼音化的方向，仍有激烈的论争。而在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的背景中，却仍然能够听到关于拼音化道路和拉丁化新文字的激烈争论，对拼音文字持怀疑立场的一些人事后被看作向党施放毒箭。但对他们的批判却并未加速拼音化的历史进程。

一百多年来，从清末的简字运动、切音字运动，到民国初年的国语统一运动、注音字母运动，以及此后几十年间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推广普通话运动和汉字简化、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不仅有不同方案的冲突、超越关系，也有着相互协同、互相创造条件的关系。我们今天使用的优美、便捷的中国语言文字，就是这些不同“运动”的共同结果。然而，新文化运动的成功至今传在人口，“新文字”运动的辉煌却早被淡忘；简化字和普通话得到了顺利的推广，但文字的拼音化目标却似乎更加遥远了。如今中国人对于汉字的信心，已非必欲废汉字而后快的前贤所能料想(它甚至经受了最新科技——电脑的冲击)。这是否仅仅因为我们的面前已经没有“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鲁迅)的沉重抉择了呢？

本世纪快要结束了，距离上一个世纪末卢戆章发表《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一八九二年)、蔡锡勇发表《传音快字》(一八九六年)、王炳耀发表《拼音字谱》(一八九七年)也经一百年了。中国文字拼音化的道路如此之长，肯定是先辈没有料想到的。然而，这就是人们在历史中经常会面临的境遇。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偶然看到一条消息：商务印书馆新版《现代汉语词典》不再附四角号码检字表。三十年代王云五先生殚精竭虑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曾是文化界一件轰动的盛事，如今，又有多少人还认得四角号码呢？一代辉煌的文化功业悄然在历史中隐去。我由此想到如今计算机汉字输入的“王码”及其他许多种“码”，同近代以来汉字拼音化的多种方案一样，都是多少优秀的知识分子殚精竭虑的成果，他们恐怕大多数也都难免“老王码”——王云五四角号码的历史命运吧。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进步、文化进步的历程中，又曾有多少努力、多少热情、多少汗水会成为空掷的代价呀！但我们能说这些是无谓的“浪费”吗？

回望“新文字”，SINWENZ(北方区)，SIN VENSH(江南区)，SENMENZI(广东区)……我们似乎认得，却又全然陌生。但它们同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发明的许多“形式离奇”的拼音化方案一样，决不是一具具语言符号的尸体，而是一个至今仍然活在我们语言中的生命。

《读书》199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