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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哲史研究的“格言下乡”与“故事上山”

中哲史研究的“格言下乡”与“故事上山”

中哲史研究的“格言下乡”与“故事上山”
杨海文  


来源:《福建论坛》2009年4期




        说中国哲学史有着“实史”、“编史”两种形态,大概并不过分。所谓“实史”,就是人们常说的“古人原著”;所谓“编史”,就是人们常说的“今人研究”。尽管实史乃编史的“活水源头”,编史乃实史的“当代敞开”,但如何将“古典语境”的实史有效地迎接到“现代语境”的编史,依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任何时代的日常生活看起来千头万绪,但言说、行事则是最基本的两个方面,抓住了它们,足以纲举目张。凭借“言”,人们显豁了自身的思想视界;依据“事”,人们昭示了自身的实践世界。反观古人原著,“言”之大者自然就是“格言”了,“事”之大者自然就是“故事”了。格言于“哲学”的作用大,故事于“人”的意义大。能否解读格言,考我们的“哲学感”;能否展开故事,考我们的“历史感”。
        古人原著中的“格言”与“故事”反映着过去时代的情境与本质,问题在于,它们能否直接泅渡到我们今天的时代呢?如果不能“直接地”,我们又如何“智慧地”去应对呢?笔者以为,“格言下乡”与“故事上山”尤为今人研究中国哲学史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前者就是要以历史的叙事来泛化我们的“哲学感”,后者就是要以哲学的睿智来纯化我们的“历史感”,两者之结合就是历史感与哲学感、中国化与哲学化的“珠联璧合”。
        今人以“格言下乡”与“故事上山”的方式去研究古人原著,既是从现代反思传统,又是以传统观照现代。我们以《论语》为例,看看“格言下乡”与“故事上山”如何具体地展现于现当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之中。
        《论语·子路》第18章有言:“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段对话已然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其中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在当代学术思潮中关联着“格言下乡”的阐释路径。犯罪了,父亲当替儿子隐瞒,儿子当替父亲隐瞒,还是这句格言的直译;在当代学术思潮看来,这句格言几千年来演变成了观念上的“亲亲互隐”和制度上的“亲属容隐”,并且对于当代社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才是更为关键的。
        如果说“格言下乡”是让格言反复地去经受实践世界的检验,那么,“故事上山”就是使故事不断地去接受思想世界的考量。格言之“下乡”,重在拿事实来说话,并经由“中国化”达成其“哲学化”;故事之“上山”,旨在让思想站起来,并经由“哲学化”达成其“中国化”。基于舒展之人性、平和之物性乃人类文明追求的两大目的,探讨“故事上山”,我们将从《论语》中选取一个跟物性相关的例子,亦即《论语·乡党》第17章:“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对于“不问马”这个故事,朱熹《论语集注》卷5注云:“非不爱马,然恐伤人之意多,故未暇问。盖贵人贱畜,理当如此。”与传统的解读多为“贵人贱畜”不同,近代佛学大师杨仁山则以为“不问马”一句乃后人妄增,熊十力《答李生》更是指出:“盖夫子入朝,必以马驾车,今方退朝,马不在厩可知,何须问马?记者置‘不问马’一语有何意义?”
        假定杨仁山之说不成立,孔子之不问马,究竟是出于观念上的“贵人贱畜”,还是出于事实上的“马不在厩”呢?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此提问,乃是现行断句的结果。如果换一种断句方式,比如:“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个故事又会生产出什么样的意义呢?跟现行断句之“不问马”不同,新的断句是“问马”。在古人原著中,以“不”作“否”的情形不少,例如“(淮南王)复召曰:‘将军许寡人乎?’(伍)被曰:‘不。直来为大王画耳……’”。(《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孔子自然是“贵人”的,但并不支持“贱畜”之说,相反孔子对所有的动物持守着一份既平常又不失深沉的爱。朱熹以“贵人贱畜”评析孔子“不问马”,走的也是“故事上山”之路,但其阐释却是不恰当的。因此,是否像熊十力那样推测或者采用新的断句都不是症结之所在,关键在于立足整个《论语》文本以及孔子的思想体系本身,才能让“不问马”这个故事恰当地“上山”。
        综上所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格言下乡,“不问马”之故事上山,有助于舒展之人性、平和之物性再次被激活,并确立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急需的价值理念与人文信念。由此展望新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研读古人原著仍是最不可荒废的功课,所以“实史”之中国哲学史意味着一种“硬实力”。今人研究不仅要“照着讲”,更要“接着讲”,不仅要“自己讲”,更要“讲自己”,所以“编史”之中国哲学史折射着一种“软实力”。知道如何将“硬实力”与“软实力”最有效地结合起来——这是“巧实力”的本分,而格言之“下乡”最能诉说“中国化”的本色,故事之“上山”最能宣泄“哲学化”的意愿,所以“格言下乡”与“故事上山”凸显着一种“巧实力”。此种“巧实力”,融历史与哲学为一体,集中国化与哲学化于一身,自然也正是我们走在“以中释中”的经典解释学之路上最需慧心体察、智性践履的。
(韩慧英摘)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9-5-19 14: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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