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相声和相声传统
薛宝琨
“传统相声”始终都是作为“新相声”的对立物而被我们“推陈出新”。我们的确在“泼掉脏水”的同时连“盆里的孩子”也泼掉了。直到今天人们还为传统相声罗织着“陈腐、落后、低级、庸俗、肮脏、下流”等种种罪名，连生于斯长于斯成于斯的许多“角儿”们，也都以稔知、认同、追随过传统相声为耻、为旧、为保守，即使
诸多有识之士也顶多在开明的上一世纪60年代初，于“兴无灭资”、“除旧布新”之余，对传统“捋叶子”——只摘取附着在形式表面的些许技能技巧、语言套路、包袱手段，而对传统的文化精神则对不起，执“政治”的剪刀任意破损铰碎撕毁。于是，相声真的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至捉襟见肘无路可寻，如今竟把“黄包车”搬上了舞台，居然还提出“创新相声”——“小品化”、“戏剧化”的主张！
破解传统的文化精神可以从形式入手由表及里。因为形式的形成和它的稳定性总是有其历史因由的。相声所以采取最简易（也是最高妙）的对话聊天方式，其实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整合与沉积。文学史家们早就认为唐代由“参军”、“苍鹘”扮演，“咸淡见义”、“一主一从”的“参军戏”就是“古代的相声”。但“弄参军”并没有垂直向近代相声形式发展，而是至宋代“滑稽戏”演化成更具行当特征的“五花爨弄”，其中的副净、副末——“副净色发乔（装傻），副末色打诨（逗趣）”，反而更向已具雏形的戏剧靠拢了。但由它们以及日后丑角们的晕染，喜剧色调和出入剧情内外直接同观众交流的传统却由此形成，并且始终寄寓在后世成熟的“花部乱弹”之中。直至清末民初，相声才在吸纳诸多民间说唱技艺的根基上从戏曲脱颖而出，这就是戏剧史家所谓的“打猛诨入又打猛诨出”的历史过程。从行当角色变成艺人本我、从情节的噱头变成语言叙述或评点的包袱，极大地提升了我们民族喜剧意识。而形式的稳定性则是这一文化精神的滤器，它调动了戏剧以外积千年而凝聚的诸多幽默源流：民间的、文人的、艺人的，以及语趣、意趣、情趣、理趣，当然也包括说书的故事性、唱曲的抒情性、戏剧的情境性、模拟的智慧性等等，所谓的“相声味儿”则尽在“说学逗唱”的多元与综合之中。相声和其他民间样式一样，是最善于利用“拿来主义”的，但始终都不是销蚀而是强化其形式特征，使其具有传承的“形式意味性”。
在形式后面的是内容观念。数百篇的传统段子几乎覆盖了近世以来京津两地（乃至北方）市民阶层、特别是城市底层百姓生活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同是“性－情－理－心”这一群落文化心理纵向深入的过程。
物态文化源于性。“食色，性也”，这是人们生存的需要。传统段子展示了近世以来市民意识中比“天理”更为重要的“人欲”。不是羞羞答答而是无所顾忌，不是蹙眉颦泣而是笑脸张扬。并且，在欲望不能满足的“悲剧性”中，凸显人性之被扭曲变形的“喜剧性”。《梦中婚》的幻觉、《醋点灯》的荒唐，无不在“含泪的笑声”中嘲弄批判着现实。
行为文化依于情。情是性的生成也是人际交往和伦理道德的锻铸锤炼。传统相声的世俗性决定了它要“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延揽人际行为的一切方面。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于是渗透至传统的每一段落。父慈子孝、夫和妻顺、兄友弟恭的伦理秩序因世道的骤变而被尔虞我诈、反目成仇、虚情假意取代。《化蜡扦》《五人义》等深刻地揭示了伪善的可鄙、陋俗的可笑。
制度文化据于理。“人理”即是“天理”。在理性倒错的时代，一切硬性的制度和软性的契约都是畸形变态的，传统相声比近世以来任何一部讽刺或谴责小说都毫不逊色地展示了这畸形变态的一切：变态的生活准则、变态的社会心理、变态的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美丑善恶是非都是颠倒无序的。《贼说话》《小神仙》等深刻地描绘这人心不古却又彼此迎合默契的一切。
精神文化归于心。魂魄只有存放在“心斋”人生得以安住才有了境界。但在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身体欲望、情感理想都被金钱和权势吞噬精光，除去心浮气躁和肤浅虚夸之外还有灵魂精神吗？传统段子在《当论》《酒论》《赌论》《哭笑论》《小买卖论》这诸多“论”中，表述了人们的朝不虑夕、六神无主。虽然只是市井写生的一瞥，众生世相的一刻，但却有着“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和深度，其形象的生动性和思想的概括性为当今“主流相声”所无法比拟。
讽刺是传统相声的光华。与经过“阶级斗争”理论淬火，在“提高讽刺自觉性”后与“大批判”合流为一的“新相声”不同，传统段子似乎并不那么先验、激越、决绝，而是一种深谙人情世故，状态蕴藉，相当思辨的一种“软幽默”。它的着眼点首先不是教化训育，而是好笑好玩的娱乐本性。关于“可笑性”，上世纪就有“相声的笑是目的还是手段？”的讨论，但由于当时头上高悬着“为政治服务”宗旨，其争论自然是无果而终。可是，无论“目的”还是“手段”，笑都是必须和首要的。而在感官愉悦和心扉开启之间，就是色彩斑斓由低而高排列的色调就构成了“可笑性”。用合理的尺子“发现”生活中的不合理，或把不合理的现实“解读”出合理性，都是滑稽和喜剧的源泉。因之，笑本身就是一种发现或评价，正如果戈理在他的《剧场门前》所说：“在我剧中无往而不在的唯一正面人物就是笑。”古人所谓“寓教于乐”不是将“教”的观念高踞在笑的形象之上或之外，而是融为一体深入其中的。传统相声所谓的思想或认识价值也都是由其可笑性的深广程度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惟其浑然不觉才见出“乐”中之“教”，在“笑”中感受不同的品位。
传统相声的讽刺并不像“新相声”那样，按照“阶级划分”的准则对“外部”（敌人）“内部”（自己或同盟者）壁垒分明态度迥异。而是依据“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由情及理以理驭情始终遵循“婉而多讽”的方式，不是“掀掉宴席、撕毁花环、踏烂偶像”，甚至以“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决绝，在诅咒和漫骂中不惜与对方同归于尽。传统相声比较客观和包容。客观是因为谙熟对象存在的各种因由，包容是由于采取了中正中和中庸的原则。一切都恰到好处不过不尤。相声所谓“俗不伤雅的内容、谑而不虐的风格、咸淡见义的方法、似我非我的表演”，是因为国人的意识里早就融入了“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民族文化精神。因之，即使如《糊涂知县》《日遭三险》那种对统治者讥刺的段子，也都可见在讽刺对象可鄙可笑的背后有一条可怜可悲的影痕。
传统相声的讽刺并非对人不对己，而是充满着自省和自嘲精神。“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与若皆在其中。供人笑柄，不话不成人，不笑不成话，不笑不话不成世界”（冯梦龙《笑府》序）。只有把自己摆进去，不仅喜剧地看待世界，并且喜剧地看待自我，才能具有批判超越精神，也才能在省悟自己的同时包容对方。传统段子就在这一省一嘲之间坦露胸襟，在狭窄的生活罅隙间寻找心灵的自由。市民阶层人性的弱点、人格的缺陷、人道的偏颇，以及自私、贪婪、虚伪、僵硬、颟顸、麻木等“人类的通病”，都在各种段子之中有深刻的揭示。甚至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仍然有某些“国民劣根性”的存在，时时提醒人们“引起疗救的注意”。
除了这些长处，传统相声还有化物态为心态的表现方式。它也与“新相声”创作中将主题的明确性、单纯性、具体性自觉表述出来，凸现艺术“再现”的魅力的方法有所区别。传统段子大多不为“一人一事”而作，并不耳提面命地指斥或讥刺某一具体的对象，而总是在或荒诞或滑稽的喜剧氛围中折射出复杂矛盾的心态，言此而意彼、曲意而深旨，在“表现”中言是若非、说非若是，或枪里加鞭或背后敷粉，在似虚若实半真半假的语境里，曲折含蓄地表明心境，不动声色地抑扬褒贬。因此具有形象的含蓄性、题旨的丰富性和审美的模糊性特点。如马三立《开粥厂》，人们就很难辨析它究竟是讽刺“为富不仁”的伪善，还是油滑市民的吹嘘，抑或是用寒酸至极梦幻饕餮折射现实的尴尬窘境？在“表现”中“再现”实是自古民族民间艺术“诗学”创作方式的承继。
显然，作为市民艺术的传统相声，始终在世俗的沟壑里滚动，沾染上许多封建落后乃至剥削阶级意识是不足为怪的。尤其是深入底里的“小市民”趣味，更是其致命要害，以至于在上世纪40年代末传统相声一度色调灰暗浮糜，为市井良民不齿。新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拯救了相声。在经历了净化语言纯洁内容诸多改进改良改革之后，人们对于优秀的传统相声还是一往情深。在荡除了市民文化衣着上的尘埃、洗濯掉其发肤上的污垢，改造其“卑微的灵魂”、“渺小的情怀”之后，我们更能看清涵养它的文化博大精深的一面。多年来我们实在过于冷落传统相声，以致许多年轻人竟然误把郭德纲说的老段当成新作！而以前我们的“抢救遗产”和“整理传统”又往往带着“阶级斗争”眼镜，极其武断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在“政治”和流行观念的裁度下已然渐次消亡，只为后人流传屈指可数的“保留节目”。因此，对待传统除去应该深刻反省不断强调“推陈出新”的精神之外，“存旧立新”、“涤旧见新”、“温故知新”等传统文化所固有的解决新与旧矛盾的理念，是否也可以作为一种尝试？
光明网 2008年2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