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生物多样性所支撑的生态环境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的生存资源，也是人类在与自然互动过程中创造多样文化的基础。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人与自然和谐互动的传统智慧，对这些地方性知识的发掘、升华和利用，不仅有益于文化多样性的传承，而且有益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也是完善西部地区生态政策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中国在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与倡导和谐世界的进程中，提出了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所昭示的结论是：生物多样性是维护生态平衡的自然基础，文化多样性是维护民族和谐的社会基础。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1.1亿少数民族人口虽然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但是他们分布聚居的自治地方却占国土总面积的64%左右。同时，少数民族聚居分布的地区基本上都属于中国经济地理的西部地区，即经济社会欠发达地区，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国情之一。
　　总体而言，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相比，在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差距依然显著。因此，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是中国现代化事业追求的基本目标。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启动和推进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即是实现这一基本目标的重大措施。
　　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地区虽然属于中国经济社会欠发达地区，却是中国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因此，西部大开发突出地面对着当代人类社会的共同考验——“发展问题直接遇到了文化、文明问题和生态问题”。
　　自上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以来，一系列全球性的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生态环境问题尤为引人注目。在诸多涉及生态环境的议题中，保护生物多样性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全球环境和发展首脑会议上，156个国家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旨在保护地球上生物圈中的所有生物，以及它们所拥有的基因和生存环境，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确保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公平合理地享有生物多样性带给人类的利益。同年，中国成为率先批准该公约的6个国家之一。
　　中国是一个生态系统多样的国度，中国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球环境和整个人类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庞大的人口规模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多，中国生物多样性资源的永续利用面临着严重的威胁。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不断加剧，加之全球变暖的大气候影响，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有调查显示，当前，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包括水土流失、草原和耕地沙化、森林系统调节功能减弱、河水断流、湖泊萎缩、各种自然灾害加剧等。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合理的经济活动，也就是粗放型经济所导致的破坏性资源开发，如草原开荒、超载放牧、森林滥伐、湿地围垦等。这些经济行为是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直接后果。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破坏了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能力，而且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也构成了直接威胁。
　　生态人类学的观点表明，自然环境与人类文化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生物多样性地区普遍表现出文化多样性。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人们的生存资料来源、种类不同，由此产生的索取、利用方法也不一样，这些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所形成知识、经验、行为、技术和价值观念就构成了文化的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维护生态环境平衡的自然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措施是建立自然保护区。1994年和1996年，中国政府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 (1996—2010年)》，提出了“2001—2010年：自然保护区总数达1200个左右(其中国家级160—170个)，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10%”的发展目标。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以建立自然保护区为基础的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加快发展的态势。截止到2007年，中国大陆范围内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已逾2000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达到303个。自然保护区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5%，大幅度地超越了规划的既定目标。在303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分布在西部地区的达到一半以上，而且西部地区保护区的类型之多、面积之大都位居全国前列。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最重要的区域。
　　在西部大开发进程中，发展已经不是一个可以用单纯经济指标充实的概念。通过采取以自然保护区为依托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维护西部地区的生态平衡是西部大开发的题中之义。为此，国家和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除了大幅度降低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外，还确定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进行生态移民等有利于生态环境恢复的政策。在这方面，中国不仅广泛吸收先进国家的经验，也不断寻求广泛的国际合作。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了指标体系的分析。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人为发展能力的各类指标中，基本上都处于落后状态，唯一名列前茅的是以排放强度指数和大气污染指数为指标的区域环境水平排名。空气污染水平低并不意味着生态环境状况良好，只是显示了工业发展水平的现状。从生态脆弱指数、气候变异指数、土壤侵蚀指数所构成的区域生态水平指标中可以看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排名仍旧是位居末端。由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指数构成的区域环境抗逆水平指标的排名，则突出地反映了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一旦遭到破坏后的难以修复性。因此，在西部大开发进程中，完善环境政策，强化生态治理，依然是我们面对的重要任务。其中，探索西部地区因地制宜的发展道路，是保护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