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多

民族志典范——读《凉山彝家》
云南大学2011级民俗学   倪娜  

        林耀华先生是世界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也是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的重要开拓者。其《凉山彝家》是早期人类学、民族志写作的代表，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他对彝族文化与社会的双重观察，提示了现代中国多民族发展急需加以区域关照和整体性协调的重要意义。

一、作家作品简介及写作背景
        林耀华《凉山彝家》以大小凉山彝族社会为研究对象，延续着对作为主要社会组织的宗族的关注，作品分章列叙了凉山彝族包括氏族、亲属、宗族、婚姻、经济、阶级、冤家、巫术在内的凉山社会文化形态。是对凉山彝族研究的重要作品，也是他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代表作。
        《凉山彝家》从最初版本的成书到后期几度深入考察，其版本是不断修正和完善的。1995年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的《凉山彝家的巨变》包含了几年来《凉山彝家》系列考察资料，内容翔实完整，是目前广为流行的版本。《凉山彝家》从写就到完善，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第一次上凉山）1943年7月2日至9月26日,林耀华带领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深入凉山腹地,进行了历时87天的实地调查,从而实现了他游历凉山、深入罗罗国的梦想。次年,完成了《凉山彝家》这部实地考察报告。此后5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本人重访凉山三次，委托彝族学者潘蛟教授重访一次。
        第二阶段（第二次上凉山）  解放后，林先生对凉山彝族的研究曾经长期中断。1975年文革后期，林先生在学校安排下，由工宣队师傅陪同，第二次上凉山考察。文革中动荡的凉山社会带给林先生很多惆怅，但几十年动荡带来的变化仍然使他惊叹。1982年，他加入一些新材料，写成《凉山彝族今昔》一文，强调了凉山彝家的30年间巨变。他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了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性质，也对《凉山彝家》作了一些纠正和补充，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痕迹。林先生在《今昔》篇末简略提到凉山彝族的现代化问题，为他三上凉山埋下了伏笔。
        第三阶段（第三次上凉山）  1984年5月至6月，林先生携吴恒、金天明两位教授和四名研究生第三次到凉山，回京后写成的《三上凉山——探索凉山彝族现代化中的新课题及展望》一文。林先生这篇文章对凉山彝族地区的商品经济大加赞许，同时指出了社会文化变迁可能导致的各种后果，并对凉山彝家的现代化途径提出了五点建议，每条都凝聚了林先生对凉山彝家的深切关心。
        第四阶段（资料结集出版）  1991年，商务印书馆拟重版《凉山彝家》，希望林先生再增补有关社会文化变迁的新成果。年逾八旬的林先生委托来自当地的博士生潘蛟前往调查和收集资料，并由潘蛟执笔合作写成《半个世纪以来凉山彝家的巨变》一文。该文记述了凉山彝区的解放过程，展示了国家和民族整合、民族界限和矛盾化解等方面的问题，是为先生及其团队对凉山彝家1956 年以来社会发展最为系统深刻的描述和分析。1995 年，收录了《凉山彝家》、《半个世纪以来凉山彝家的巨变》和鸟居龙藏评论的《凉山彝家的巨变》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延续了凉山彝家长达半个世纪的人类学故事。

二、写作范式
        范式（paradigm）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 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中系统阐述的，它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本文主要指《凉山彝家》成书的写作角度、方法和研究指导思想。《凉山彝家》的写作范式，是在人类学、民族学理论指导下的，理论与实际共同建构的民族志典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他者”视域下的民族考察报告
         这里的“他者”相当于人类学研究中的“客位”。“客位”是相对于“主位”而言的。为准确理解“他者”视域，我们有必要对相关概念做适度的辨析，吴泽霖主编，《人类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提到：
        主位研究是指研究者不凭自己的主观认识，尽可能的从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文化，通过听取当地提供情况的人即报道人所反映的当地人对事物的认识和观点进行整理和分析的研究方法。主位研究将报道人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把他的描述和分析作为最终的判断。同时，主位研究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有深入的了解，熟悉他们的知识体系、分类系统，明了他们的概念、话语及意义，通过深入的参与观察，尽量像本地人那样去思考和行动。
      客位研究是研究者以文化外来观察者的角度来理解文化，以科学家的标准对其行为的原因和结果进行解释，用比较的和历史的观点看待民族志提供的材料。这样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要求研究者具有较为系统的知识，并能够联系研究对象实际材料进行应用。
       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作为人类学普遍推崇的研究视角，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二者在实际运用中也各有其特点。主位研究在现代文化人类学中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写作过程中都注意本位术语和观念的应用。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够详尽的描述文化的各个环节，克服由于观察者的文化差异造成的理解偏差，但是这种研究角度也有一些缺点，即由于当地人在自身的文化当中可能会将许多的行为和思想视为当然的和平常的。而在客位研究中，研究者通过对所搜集的材料的解释，研究者可以认识和解释那些本土文化中生活的人们在自身文化中可能视为当然的和平常的许多的行为和思想，缺点是不能详尽的描述文化的各个环节，观察者会因为文化的差异、文化假设上的偏差而产生可能错误的认识。
      《凉山彝家》中的林耀华，是以外来学者的身份深入凉山地区进行考察的，且考察的时间和方式也是在一种特殊的中国民族关系及政治话语背景下进行的。从时间上来说，林耀华凉山考察团1943年7月2日至9月26日,深入凉山腹地,进行了历时87天的实地调查，可以说时间是短促的。这样的短暂的考察别于早期功能主义学派所主张的长期深入研究对象所在地，从深度参与生活、观察与访谈中谋求与当地人的生活同构及思维观念的融入（即主位研究法）。林耀华一行人等只是以权威学者的身份深入民族地区，对凉山彝族社会诸种形态进行考察，从始至终都广泛渗透着“外来者”“他者”的立场。从考察的方式上来说，也体现了特殊的民族、政治时代的人际关系与交流方式。林耀华的凉山腹地考察，有其深刻的时代政治文化语境。林耀华考察凉山时期,凉山的地位和意义发生了变化,由边区转变为具有战略重要地位的后方,当时凉山作为一个特殊的区域和四川省、西康省、和全国卫国抗战的关系,都显出解决凉山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凉山不再封闭而是与外面联系加强,而外面政局的变化对凉山也有影响。但凉山仍作为一片不受“汉化”的化外之地而存在，其社会政治形态虽有受朝廷的影响但仍处于“封闭自足”的发展状态。正如林耀华所说“凉山自古为罗罗盘踞之区，汉人踪迹罕至其地。彝家的大本营在大凉山，不受汉人势力的统治。”正是自古“彝汉交恶”，因此进入凉山腹地，也变具备了重重的艰险与不便。为安全、顺利进入凉山，找保头成为进入彝区的关键。“保头一词系边民用以表示黑彝的首领，一个有力黑彝能够保卫他的族人以及族内的娃子和财产。……作者入山考察，聘用黑彝护送保卫行旅的安全，此等黑彝亦是保头。”同时作者为进入凉山的便利，还备办了进山需要的各种衣服食品、盐、布、银两、交换礼物等。特殊的时代语境下，作者是以一种鲜明的“外来”“他者”的身份而进入彝区的。因此，整个民族志文本的写作，都建立在“客位”研究的基础上。
（二）范式的形成
      《凉山彝家》作为为林耀华获得声名的一部重要作品。其“他者”的研究视域和写作范式是如何自我成就并被学界标榜为一种典范的呢？
用当前的学术眼光看，林耀华对国内少数民族的研究对其个人而言也是一种“他者文化”研究。后现代学者对“他者”研究充满质疑，但林耀华的作品迄今受到包括当地人在内的学界正面肯定。林耀华的“他者”视域并没有导致研究者与目标社区群体的主客体两元对立关系，而广泛地体现出一种人际互动中的“互主性”，呈现了精彩的互主互动。它不加掩饰地记录了作者本人的情感变化，从启程时一波三折的焦虑，途中的担忧恐惧，到见到汉人娃子的心酸和同情，听见彝人想修建小学时的惊喜和作者对彝人可亲可信的感觉。
        林耀华《凉山彝家》民族志文本的成功（我们不妨称之为“凉山经验”）既是因为他在实地调查中始终抱着平实之心、平等和求实求知的态度，因而能与包括凉山彝族在内的当地少数民族结下深厚情谊并广泛地实现主客两元对立中的人际互动，也是因为林耀华在民族国家的建构及其政治背景下,关于“他者”的文化写作不是通过捕捉“他者”的奇异来肯定“我者”,而是一种既制作差异又模糊差异文化表述策略。以下将分别讲述：
        首先，主客二元良好的人际互动。林耀华的凉山腹地考察，并不仅仅只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与视角进行的记录式考察和以权威学者视角进行的文化阐释。也就是说，林耀华的“他者”视域，并非只是单一主体的深入，而是主体、客体二元结合的双向互动。在这里，我们无意于讨论主位研究或客位研究的优劣，只是无论是深度参与同构的主位研究还是鉴于特殊文化背景形态而进行的外来观察者的客位研究，其实都是到达对象本真，直逼凉山真面貌的一种方法，只是借助的手段或工具的不同而已。倘若不论是借助于哪一种理论方法的研究，都恰到好处地达到了对对象本身本真的反映理解和体认。那么，方法论实质性的归结其实只是一个“殊途同归”的问题。《凉山彝家》以客位他者的视角深入，又以主客二元的良好互动实现了民族志文本的深度建构。
        林耀华的凉山之行，“他者”视角的深入，是在一种文化极大差异、人际隔离与以往考察者既成定势的凉山经验（排他、鄙夷）的模式下进行的。实际上，在田野纵深的考察过程中，考察者（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不管把自己放在何种位置和角度,其在田野的过程中要让自己真正融入“他者”的世界而没有“距离”,说到底只是一种内心的想法和学者的自我意识。你毕竟是一个角色,你是“他者”的“他者”,你满身都是“异域情调”。在林耀华等学者考察凉山的时代,这种“角色”的特征更加突出。他的行李充满“洋味”：被彝人视作摄人魂魄的相机和奇技淫巧般的测量人体的工具;脸盆和行军床：脸盆既是炊具又是洗漱工具，两种用途都与彝人的饮食和卫生习惯相异——彝人出门在外要么带干粮要么直接用火烤土豆、苞谷等，且没有早晚洗脸洗脚的习惯;尤其让人惊讶的是，此行交通如此艰险不便，林先生竟带了行军床，以至他屡屡见到彝人用随身披的披毡就地一铺，既当床又当被而安然入睡时，不由得感慨万千。显然，这样的“异域眼光”与文化差异似乎为民族考察者的深入调查设置了重重障碍。
        然而，面对这样的文化语境，林耀华并没有因此而停留于外来者的简单观察与记录，而是最大程度深入客体（凉山及彝族人民），以获得更多对于凉山彝家真实客观的写照，露出凉山的真实面貌。整个《凉山彝家》民族志文本的写成，我们都能感受到考察者的平实之心、平等心态。林耀华既记述彝家种种，又对其有发自真心的思索与感慨。《凉山彝家》使我们看到的不是早期凉山文本（以杨成志为代表的凉山考察文本）中的“奴隶社会”、社会生产落后、奴隶制度的残暴、黑暗等等，而是“一位够资格的人类学家”所做的凉山真面貌的民族志文本。作为神秘而遥远的边地，凉山并不只是传说中的荒野老林、空气阴湿、不见天日，它也充满了异域独有的世外桃源般的美丽。文本中，特别是对马湖一带的描绘，让我印象尤深。“城南5里为马湖，广袤30里，湖水碧绿洁净，天然风景绝佳。” 之后当他泛舟马湖时，“默视此良辰美景，依恋不舍。回忆三年前曾在美国东北省避暑胜地的白山之下，与内子饶毓苏划舟于银湖之上的境况，却依稀相似。”可是笔锋一转，“我国有此美丽山河，只因地处边区，不能开辟游览，诚可浩叹”。鉴于民族国家的边政目的与林先生汉彝、中西方文化观念的交织，虽然这里仍表现为一种复杂而模糊的心态，但作者对凉山边地的真心赞美可见一斑。这里我们犹然感受到作者对客体的感情与希冀。另外，在与凉山彝族的交往过程中，林耀华以真诚和平实之心了解彝族并与其建立深厚的情谊。真正进入彝区, 才越觉得彝人的可亲可信,彝汉交恶,多发生在汉彝交界地。彝族热情好客、大方,盛情招待并积极协助他的学术调查。保头杀鸡宰羊,热情款待,并带领他访问住户,动员彝族测量体质。尽管是初进彝区,但他深谙彝俗。有一个老背子为取暖而跨过锅庄,大犯禁忌。主人为顾全林耀华的面子未计较,而林耀华知道锅庄附有神灵,不得踏跨,故严斥老背子。老主人约哈见林耀华深悉彝情,“欣喜状态,溢于言表”。互相取得敬重和信任。民族志田野工作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这类种交融体悉与互动总是令人回味不尽。同时，作者也对凉山黑彝、白彝、娃子的关系进行了别于以往民族志文本的反映与塑造（详见下文“彝族与彝族”关系部分）。实际上，奴隶主并不只是凶横残暴的，他们也有智慧开明与善待护佑家支百姓的一面，奴隶也并非只是水深火热的悲苦，他们也有拥戴与诚服黑彝主子的一面。林耀华在文本里，一方面既感慨奴隶主的道德，一方面又同情怜惜奴隶的境遇。这些，都是我们在以往凉山民族志文本中所没有读到的。林耀华以人类学、民族学者的深思与理性成就凉山文本的理性架构又以真诚平实之心建构与彝族人民的深厚情谊，因此他以学者的身份获得了更多与凉山人民的深度了解与接触。于是，《凉山彝家》中的，我们不仅看到一个学养深厚的人类学考察者，也看到一个人性的林耀华。正是这种建立在考察者与对象本身的良性交融互动基础上的民族志文本，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知识也为我们带来了感动。学术与情感，在此同构。
（三）“二元对立”文化表述策略
        笔者认为，这种 “二元对立、互补”式（既制作差异又模糊差异）的文化表述策略，既是林耀华民族志文本的重要特色之一，也是民族国家时代背景下的高语境呈现。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展开探讨：
1、彝族与汉族之间
        作为中国版图内族别不同的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彝汉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在治乱分化、民族关系整合的国家权力渗透与学术视野之客观求实的高语境对话结构下，林耀华以学者的深思和理性巧妙地建构起了适合于文本呈现的话语表述策略。
        彝汉关系的呈现即是生动的例证。自古彝汉对峙、交恶。至林耀华考察凉山之时，凉山在多数汉人心中还是一个封闭的“独立国”，在中华民国的版图上，它依然是一个盲区。“凉山自古为罗罗盘踞之区，汉人踪迹罕至其地。彝家的大本营在大凉山，不受汉人势力的统治。”“在越西、昭觉县城以东的大凉山区域，罗族比较纯粹，自成系统，从来不愿受汉人的同化。”作者又大量例举自古“彝汉交恶”，“清末光绪年间，因罗罗几次反叛”、“罗族更无忌惮，造成20年来反叛大乱之局”诸如此类的情状，是为彝汉对峙、势不两立的生动描述。
同时，彝汉关系又呈现出交融互通的一面。①彝汉之间实际是有贸易往来的。屏山西部重镇秉彝场，“今秉彝场以东，已无夷人踪迹”。“此镇为内地通达边区要点，外间盐布货物，皆在此起卸，转由工人运到边地，与夷人贸易” 。②此外彝汉的接触还深达两方百姓日常生活。因汉人娃子买卖，汉人可“变”为夷人，亦有夷人在城中伪装成汉人，不愿承认自己是夷人。汉彝百姓亦可和睦共居，汉人村落居平地或河谷，四围山上皆系夷家;或村中夷人居多，汉人只占几户，“投在黑彝治下求生存”。此外，边民之间的往来互动并非简单地汉治夷或夷排汉，而是极丰富有趣。例如，林先生的保头里区达吉的住屋“是夷汉文化综合的表示”：瓦顶、砖墙、石制拱门，不同于夷人的土墙木顶，尤有趣味的是，“门顶夷石雕刻‘一品当朝’四个汉字，两边联句则为‘门钱当门一品水，坐厚高山出贤人’”，“屋为汉娃所建，稍读汉书，文句不通，别字层出”，“前进有天井亦汉式，两旁为牛马羊猪之栏，”。③在对待汉文化、汉俗的态度上，彝人又莫名地表现出了一种彝汉间的“暧昧”态度。里区达吉的妹妹里区氏在其夫胡兴民去世后，按照彝俗，她应被转房给胡兴民的族叔长保，里区氏不愿转嫁，里区氏之所以能违反转房习俗，依据竟是“依汉俗将守寡终身”。彝族头人们时而表现得对汉人文化无比崇奉和开通，以示自身的不“野蛮”和开化;时而又把它作为攻击和反对对手的理由，比如达吉曾被同村人讽刺“变成汉人”。这些对待汉文化的态度与价值取舍，共同构成了大小凉山区域的一套“言语说法”，个人可以灵活撷取这套言语中的资源，作为维持其所处关系网络的力量。
        以上两方面看似悖谬的彝汉既对峙又互融的关系，使我们撇开对以往常态的民族隔离对峙关系的理解，又看到彝汉民族间的交融互通。林耀华在深入实地的基础上，以学者的敏锐和直觉捕捉细节和塑造典型，让我们“刷新”对凉山的认识，直逼凉山的真实本身。实际上作者正是以一种“二元对峙、互补”的话语表述策略向读者展示凉山，于是突兀的理解变成一种圆融的体验，我们不得不惊叹于这种既制作差异又模糊差异的表述策略。
2、彝族与彝族之间
        这主要表现在凉山彝族社会内部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彝人社会分为3级，那就是黑彝、白彝与汉娃”。“黑彝贵族为彝族中统治阶级”，作为彝族中政治体系的统治阶级，黑彝享有至上的权威与绝对的荣耀。一方面“黑彝白彝分别高低，绝无平等可言。”白彝听命于黑彝，饮食起居、服饰用度、行为态度皆示以贵贱之别。另一方面，“实则黑彝治理白彝，并不严厉，亦不虐待”“平日黑彝家所有粮食，都是大家分享，主子无论有何新鲜食品，必分赠诸娃，即小娃子亦不向隅”“黑彝优待奴娃，不限于食物方面”“黑彝爱护白彝奴娃，在物质上的表现尚为不足，在心理上的收效至为重大。”等等诸如此类。实际上，在彝族社会体系内部，黑白彝之间，既有阶级上的分野，但又有氏族体系内部的护佑与和谐。对峙之外，又展现出一种温情脉脉的氏族式人际关系。于是，阶级的差别与对峙消解在温情的人际关系中。我们既痛恨奴隶主的骄横也赞赏其美德，我们既怜悯娃子的悲苦也欣慰与他们的际遇。这些，都无不渗透着作者既制作差异又模糊差异的话语表述策略。
3、话语表述策略之意义探讨
        除了作为民族志文本的客观真实要义之外，林耀华的《凉山彝家》又具有深刻的时代政治意味。笔者认为，这种既制作差异又模糊差异的“二元对峙、互补”式话语表述策略，是有其边政意味的，它提供了一种将彝族整合到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的必要和可能。
        本文前面提到，林耀华一行人等考察凉山之时，凉山在整个国家民族体系中的作用的地位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凉山已由二、三十年代杨成志等知识分子笔下的“边陲之地”变成中华民族的抗战大后方。同时，由于“中华民国”取代满清皇权，汉人心态由排他尤其是排满的民族主义转变为一种包容的国族主义，日本的侵略亦促使这种包容的民族主义心态膨胀，所有中国人都不过是隶属于中华民国的不同民族。汉人对国族、民族认识的变化使得历来盘踞于此、不通教化、少人问津的“独立”罗罗国，无论从政治、军事、经济的边政战略角度，还是汉夷种族源流关系、文化沟通角度，骤然成为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亟待解决的一个“认识”问题。
        那么，在这样的时代政治语境下，这样的话语表述下的凉山文本是如何体现并提供具有边政意味的整合经验的呢？
        首先，彝汉、彝族间的“差异性”表述，既是对客观真实的再现，也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这样的深入调查与客观再现，为将彝族整合到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提出了一种必要性的诉求。显然，彝汉民族的交恶对峙是不利于民族团结融合共御外辱、共同发展的。去除“差异性”中的不合理因素，使凉山改造势在必行。
        其次，文本表述中“模糊性”的呈现，因其为彝族与民族国家的整合提供了极大的可能，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彝汉的交融与往来，彝族对汉俗的“暧昧”与摇摆，均为民族融合与文化接纳提供了可能的近便之门。既然存在认同，那么“向化”也指日可待。作者在谈到“乌角”一处时云“乌角为彝汉文化间杂之区，其社会如何演变，亦视乎将来彝汉关系如何调整而定。”这为民族国家整合提供了必要的有益的启示。

二、社区研究的典范与社会均衡理论的践履
        《凉山彝家》的考察既是一次学术文化之旅，也是一中=种带有国家民族意味的边政关怀。林耀华《凉山彝家》的写成同时也是运用和内化西学后的产物，除了“他者”视域的客位研究，也是社区研究的典范与社会均衡理论的践履。
（一）、社区研究典范
        将“社区”这个词作为社会学的一个范畴来研究的，起于德国的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1855―1936年）。滕尼斯所谓的社区是通过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建立起来的人群组合。它根据人们的自然意愿结合而成，人们的关系建立在习惯、传统和宗教之上。血缘、邻里和朋友的关系是社区的主要纽带，在这里人们交往的目的和手段是一致的，传统的农村村庄是社区的代表。
        《凉山彝家》是运用社区研究法的典范之作。这里的社区研究是指研究一个一定地域,具有一定社会组织、一定文化和人为环境的人类群体。它要求从实地调查入手,真切地体验被研究对象的思想和行为。林先生正是通过这种微观的研究,对凉山彝家的社会制度、经济生活、文化习俗等方面做了具体的描述和解释。林耀华选择两个社区（大凉山、小凉山）作为考察样本,分析凉山彝族的物质文化、亲属制度、宗教信仰等,尤其在亲属制度以及称谓背后关系的研究上,开创了彝族研究的先例。
        林耀华早年求学期间曾师从吴文藻和拉德克利夫-布朗，深受结构功能主义影响。传统的功能主义要求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他们把特定小社区看成功能相关的统一体，通过了解各部分的功能来理解整个社区部落的整体形貌和意义。应该承认，林先生对少数民族村落社区的参与观察时间远未达到功能论范式要求的长度，但因为他注意运用文献典籍资料，同时注意跟翻译合作，因而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缺憾并呈现历时过程。林先生熟谙学科规范和前沿问题，所以能在跨文化比较中看到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林先生的早期的民族志写作一般把家族组织作为社区文化的核心，再把目标文化的不同方面归入不同章节，分别探讨各个文化丛结，最终使整部作品形散而神聚。例如在剖析彝族社会家支组织的功能时，他不仅看到了转房制度在保有家族家支财产上的功能，同时看到这一制度对于消除鳏寡的作用，以及这一制度安排如何支配了彝家的日常行为及社会生活。但林先生自己后来也承认，他“习惯于把社会当作是一个仅仅由规范和制度组成的世界”，而忽视了其具有的“主观意志的活动空间”。
（二）、社会均衡理论的践履
        《凉山彝家》的在田野考察和方法论指导方面，也体现了其对均衡论的践履。均衡理论认为，人与人的互动关系无论如何变动，都始终趋向维持一种均衡状态，“像竹竿和橡皮带的架构一样,人际关系的体系处于有恒的平衡状态。”人类的生命无不摇摆于均衡与不均衡的状态之间。人群团体间也同样存在互动，这种互动关系可能随时变迁但始终趋向维持着一种均衡。当人与人或团体间受到外力等因素影响后，原来的均衡状态可能暂时改变，而当外力消失时，就会恢复原来的均衡。但是当外力冲击猛烈且持久时，可能在相当时期存在一种混乱的不均衡状态。但成员之间经过一定时间的互动调适，最终还是会演成另一种新均衡状态。新的均衡状态可能包含原来因素的重新组合，但已与原状态有可观的不同。这种调适能力决定于各种技术、行为、符号和习惯等文化因素。
         对于均衡理论的反映，文本中也诸多体现。这种体现，变现为作者在客观叙事基础上的对于事物的评判态度，是通过“叙述者声音”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例如，“平日家族活动，工作饮食，游戏睡眠，轮流不息，成一生活上的均衡系统。”但遇节期活动“因是亲属间人与人的关系，也重新的调整一下，平日均衡稍为变更，生活系统也应时更新。”是为常态与外力作用下的一种均衡互动协调。再如，打冤家一处，“彝人因有打冤家的文化模式，一方面各支系派别可互相牵制，成一平衡的局面，另一方面又可保持勇武的精神，防御凉山的大本营。”是为一种人群团体间的变迁互动与对均衡体系的维持。凡此种种，在林先生的《凉山彝家》里均有广泛的体现，成其为文本一种特殊视角下的理论建构与话语描述体系。可以说，均衡理论是林先生在广泛意义上对于结构—功能理论的一种实践和运用，为分析凉山文本提供了一种具有重要方法论指导的理论范式。
        但林先生对于均衡理论的运用显然有将问题过于简单归结的倾向。例如以上提到的“打冤家”。林先生只把“打冤家”这一极重要的社会现象简单归结为“维持社会均衡”。实际上这包含着对于独特的凉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解读。

结语：林耀华先生的《凉山彝家》以学贯中西的理论建构与学人的良知与情感为我们展现了更为真实完整的凉山社会，对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和理论本土化具有开创性实践意义，是对以往凉山文本及“凉山经验”的再开拓和创造，堪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民族志典范。正如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评价《凉山彝家》所云：“实将罗罗社会学上之事实完全网罗无遗，据此书则读者对罗罗之民族社会文化等，宛如身临其境，故余推荐其为近年来之佳著也。”

参考文献：
［1］林耀华.凉山彝家的巨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林耀华.林耀华学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3］李列.人类学视角下的学术考察与文化旅行——以林耀华《凉山夷家》为个案分析【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