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动态跨文化认同成研究焦点

　　□贾玉新

　　在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只有20多年的历史，但成绩已远远超过了人们早期的预想。众多学者在研究意义的认知上达成共识：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潮流的21世纪，跨文化交际已成为极其重要的软实力。

　　自20世纪80年代被引进我国后，跨文化交际研究先后经历了兴起、发展和趋于成熟三个阶段，众多学者结合中国文化实际，多角度、多学科探索和开发该学科，开创了初步繁荣研究的局面。

　　1995年首届中国跨文化交际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召开，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和探讨，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在会议期间正式成立，这标志着跨文化交际研究在中国迎来了新纪元。学会成立以来，已定期组织了8次国际研讨会。据粗略统计，相关研究的论文至2009年已发表5000多篇，专著则有数十部。2007年，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协助下，海外有关研究的十余部经典著作得以引进出版，大大促进了此领域研究的发展。200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跨文化交际辑刊《跨文化交际研究》问世，标志着此领域的研究发展到新的高度。尤其可喜的是，由于全球化时代的需要，此学科发展的规模空前扩大，由当初的外语教育界扩展到与其相关的各个领域。

　　全球化本质上是文化全球化的过程。在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边界都难以作为永恒的参数来界定我们的社会和文化身份，动态的跨文化认同悄然崛起，并正在成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焦点;与其密切相关的跨文化交际理论、影响跨文化交际的价值观念、信仰，以及交际行为等无一不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譬如，文化多元化所带来的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关系取向，就促使我们重新审视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交际能力。即使是几年前学术界刚刚提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概念也面临重新界定的局面。我们经多年探索提出了以语言能力、语言使用能力、语篇能力为核心的交际能力概念，并认为这是了不起的进步。几年前我们曾因为提出文化和情感能力为内涵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概念而沾沾自喜，但今天我们意识到，这些都难以满足21世纪建构和谐全球社会的需求。迎接时代的挑战，学者们又提出以人文为本的伦理、道德、情感和态度因素应成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因为它们是有效交往的先决条件。尤其要强调的是，在重视人际关系的取向因素方面，国内外一些学者指出，中国仁爱和恕道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对差异的敏感、包容、接纳、欣赏的态度的和谐取向具有普遍意义，并指出它们在21世纪跨文化交往中会发挥独特的作用。人类伦理道德力量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对教育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学者认为，培养跨文化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培养跨文化公民意识的能力，跨文化公民意识包括本国公民和全球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意味着对全球社会的承诺、对社会责任和义务的承担，以及对全球社会的参与，还包括对自我和自身文化、对他人和他人文化以及对世界的批判和重新建构精神。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应当成为全民教育的总体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中国学者来讲，全球化视野下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历史使命应该是：克服西方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以“万物并行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哲学思维透视和对待多样性的文化及其相关交际行为，发展21世纪跨文化交际的理论和实践。

　　(作者系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会长、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10-7 1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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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传播：从术语到学科

　　□陈国明

　　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跨文化传播学于1950年代开始冒出绿芽。顾名思义，“跨文化传播”这个术语，是在“传播”概念基础上添加了作为其发生脉络或情境的“文化”，“跨”则意谓传播至少在两者之间发生。

　　早期受益于人类学家的开拓

　　由于“文化”早就是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与术语，跨文化传播学的生成无疑受到人类学的重大影响。

　　人类学家早就开始记载游客、商人或传教士在不同文化下与当地居民沟通所碰到的诸多问题。例如，卡列欧·奥伯格在系统地考察了跨文化互动之后，于1951年提出了“文化震荡”。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视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先声。在同一时期，另一人类学者爱德华·霍尔更加系统地研究了不同文化背景人们之间沟通的各种现象。例如，他在1950年，即比奥伯格的“文化震荡”早一年提出了与跨文化传播关系紧密的“跨文化紧张”与“跨文化问题”等术语。之后半个世纪，霍尔一直是跨文化传播学科蓬勃发展的主要贡献者，尤其是他在1959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这个术语。因此，将其称为跨文化传播学之父，可谓名副其实。

　　除了奥伯格和霍尔两位学者外，尤金·伯迪克和威廉·莱德勒在1958年合作出版了《丑陋的美国人》一书，不少学者认为，该书对跨文化传播学的奠基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该书详细描述了美国与苏联援助缅甸时，由于各方文化上的差异，跨文化沟通表现出了复杂与多样性。

　　出版物力促学科成熟

　　随着传播学在1960年代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后，传播学者慢慢衔接与延续了跨文化传播学的香火。例如，奥利弗在1962年从修辞的角度分析比较东西文化的异同，给跨文化传播比较研究树立了典型。另外，史密斯在1966年所编的一本传播学论文集，首次开辟了跨文化传播的部分。虽然该部分只包括了四篇跨文化传播方面的论文，但此书的出版，意味着跨文化传播学的系统性研究已经开始在传播学领域出现并渐渐受到认可。

　　“跨文化传播”这个术语，落实到高等教育的正式编制，则是由美国匹兹堡大学在1966年率先开设了跨文化传播的课程。心理学与传播学结合的《跨文化关系国际期刊》在1977年正式发行，不同的传播学专业期刊也陆续出现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论文。之后逐渐出现的专业期刊，有国际跨文化研究学会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世界传播学会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杂志》、太平洋与亚洲传播学会的《人际交往》。由美国国家传播学会的国际与跨文化传播组于2008年开始发行的《国际与跨文化传播期刊》，则代表了一个在结构、运作与内涵方面基于传播学的专业期刊。

　　滋养“跨文化传播”这个概念与术语，以及推动跨文化传播学茁壮发展贡献最大的应该是1977年开始发行的《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年刊》。其在跨文化传播理论、方法与各种重要的专题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所发表的论文对相关研究与教育具有决定性的指标作用。以历史文化语义学的方法来探究“跨文化传播”这个术语与学科的生成和发展，该年刊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素材。

　　在书籍出版方面，1972年由萨默瓦和波特合编的《跨文化传播读本》对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后这本读本每隔两三年就发行新版，收入较新论文，至今已发行到第12版。通过这个读本，可以从比较通俗的角度，充分理解“跨文化传播”这个概念及其内涵。在跨文化传播学教科书方面，较早的有哈姆斯在1973年出版的《跨文化传播》。但真正产生引领性影响的是康顿和尤斯于1975年出版的《跨文化传播简介》一书。在此书里，作者从语言学、人类学与传播学三个角度来分析“跨文化传播”这个术语与学科的内涵，以及与这个术语相关的其他可以归属于跨文化传播学的概念。此书有关“文化价值”与“语言和非语言讯息”在跨文化传播过程所产生之影响的分析可算精辟，开启了此后相关领域的研究。1980年代之后教科书的发行如雨后春笋，迄今已有不少版本，从综合或一个特殊角度来介绍跨文化传播学。

　　研究方法与范式多元发展

　　1980年代之后，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已几乎由传播学自己训练出来的跨文化传播科班学者主导。教学、研究与出版在质和量上都有了快速成长。这个时期，由于主要学者都是传播学出身，因此在理论与研究方法上大致承袭了既有传播理论与实证研究方法。但是1990年之后，因受到全球化潮流的影响，和传播学本身或其他学科的发展一样，跨文化传播学表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除了实证主义所代表的发现范式之外，解释范式与批判范式所夹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也排山倒海而来，形成三足鼎力、互不相让的局面。

　　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与其他学科一样包含了定性与定量研究，在思想与方法上也涵盖了发现、解释与批判等不同范式，却具有一个从人类学传统传承过来，而与大部分其他学科有别的地方。因“文化”这个概念，引起“主位”与“客位”理论基础与方法运用的论争。

　　发现范式以理性思考与逻辑推理为手段，经由科学方法的研究，寻找普遍性的规则。解释范式与批判范式属定性的方法，解释范式应用在研究上，目的在于了解意义制造的过程，因此在解释的时候，特别注重原创性与价值观，而且试图从互动者的角度来描述。批判范式主要是在于经由凸显被压迫者与历史和文化的背景，挖掘事件的隐藏结构与带动社会的变迁。

　　“主位”与“客位”的传统论争，加上各种不同研究方法和思想范式的多样与多元动态互动，看起来好像是跨文化传播学科发展的负担，其实，正是因为理论与方法的庞杂与歧异，显示出了跨文化传播学的包容性，使其发展蓬勃迅速。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10-7 16:19:32

放牛班的课堂

　　
　　□戴晓东

　　在跨文化交际理论不断拓展的同时，学者们也在尝试对它们进行系统整合。长期以来，欧洲范式一直主导跨文化交际研究。继阿桑迪1998年提出建立以非洲为中心的范式构想之后，陈国明、斯塔罗斯塔和三池孝贤等人探讨了构建亚洲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可能性。学派与范式现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欧洲范式长期主导研究

　　跨文化交际真正意义上的系统性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古迪康斯特在1983年编辑出版了《跨文化交际理论：当下的视角》，并与金荣渊在1988年合作推出了《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其后，卫斯曼在1995年也编辑了理论文集，对既有理论进行整合与比较。古迪康斯特2003年在《跨文化交际理论》与《文化间交际理论》两篇论文中对现有理论成果作了系统性总结。2005年，古迪康斯特对现有跨文化交际理论进行新的整合，出版了《跨文化交际的理论》，这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和全面的理论文集。上述理论文集以及综述性论文围绕跨文化调整、交际能力、身份和意义等核心议题，对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层面进行了立体、多方位的研讨。

　　理论的整合与系统化自然涉及范式问题。史密斯提出，指导跨文化交际研究有三种基本范式：逻辑实证主义、社会解释主义以及修辞法。逻辑实证主义运用假设—推演以及解释客观因果关系的探索模式;社会解释主义或曰社会建构主义，采用对社会语境中的符号作主观诠释的研究路径;修辞法采取对现实作预测和辩证解释的分析模式。陈国明基本赞同史密斯的观点。他认为主导当今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三大范式是：实证主义、解释范式和批判范式。罗杰斯与哈特认为，跨文化交际学经过前范式期和范式期之后，现在已经进入常规研究期。前范式期以20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博厄斯的历史特殊主义的出现为标志;范式期以霍尔1959年《无声的语言》为发端;10年后，跨文化交际学进入常规研究期，在此期间，学者们有意识地运用既有范式进行分析，他们所探讨的问题也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但长期以来，跨文化交际理论基本建立在欧美的问题、假设、概念与逻辑之上，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非洲范式与亚洲范式的突围

　　鉴于欧洲范式对欧美以外文化经验与价值观念的忽视，阿桑迪率先倡导非洲范式。他认为，以非洲为中心的范式意味着理论所关注的非洲人是交际的主体、非洲文化形象以及人类利益的代理人;他们在自己的现实情境中进行交际，以非洲人的心理、身份、文化与语言诠释交际原理。例如，欧洲人把交际理解为信息的传递与接收;在非洲人看来，交际是关系的建立与发展的过程;有效的交际需要经过“giri-so”、“benne-so”、“bolo-so”和“so-dayi” 四个阶段。“giri-so”是话前话，在此阶段交际者依据自身文化常识准备进行交际。“benne-so”是比较性分析，在此阶段交际者通过省察对方的观点了解如何与之交际。“bolo-so”是各种知识的综合，在此阶段交际者进行互动、建立关系。“so-dayi”是交际的结束，在此阶段交际者对交际过程作整体的评判。

　　受阿桑迪的启发，陈国明、斯塔罗斯塔和三池孝贤等人开始提出建构亚洲交际理论的构想。陈国明2001年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建构由“仁”、“义”、“礼”、“时”、“位”、“极”以及“关系”、“面子”与“权力”构成的概念框架，演绎和睦交往的原理，创立“和谐理论”。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在2003年讨论了亚洲的交际方法。他们认为，亚洲文化极具多样性，很难概括出代表整个亚洲的特性或价值，但各国之间的相似性是存在的。在本体论上，亚洲人持有整体的宇宙观;在认识论上，他们倾向于认为事物是联系与互动的;在价值论上，他们倾向于把“和谐”看做核心价值;在方法论上，他们常常运用循环的、直觉的感知方式。

　　三池孝贤明确倡导亚洲范式。他指出，交际是表达人性与人道的过程;文化的独特性能够更好地体现人性的内涵，人们在建构抽象、普遍的理论时需要从各种独特的文化中汲取养分。以亚洲为中心的范式意味着：肯定亚洲人的主体性，围绕亚洲人的旨趣，运用亚洲的价值、历史经验、信息与伦理建构理论。恰如非洲中心论体现非洲人的视角一样，亚洲中心论反映亚洲人视阈中的现实，在反思欧洲范式的缺失与偏见、完善跨文化交际理论中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在2000年之后也有了局部的整合。许力生全面总结国内跨文化语用、跨文化语篇以及跨文化能力的研究成果，阐述他对这些议题的独到见解。张红玲对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因素作了综合性讨论。此外，林大津与谢朝群的《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与实际》、胡超的《跨文化交际：E-时代的范式与能力建构》以及严明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等都对现今学界影响较大的理论作了评介。李炯英和张向阳等也在具体论文中对中国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成果作了全面回顾。总体上看，中国的理论研究深受美国的影响，本土原创性理论与学派仍未形成。这种局面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跨文化交际学依附于语言与文化教学研究的尴尬境地。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10-7 16: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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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然

　　来华留学教育和国际汉语教育是教育学与传播学的交叉领域，本应划归多元文化教育范畴。在西方很多高校，多元文化教育是教育学科下的一个重要学科方向。而目前在中国，来华留学教育在学科上归属仍然悬而未决，国际汉语教育则被归属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

　　事实上，这两个领域是多元文化教育“一进一出”的两个方面。“进”指来华留学教育，而“出”则指国际汉语教育。无论是“进”还是“出”，都是充分展示跨文化传播/交际/适应理论的教育类型和过程。

　　来华留学教育和国际汉语教育的过程都涉及跨文化传播的几个基本研究领域，如跨文化认知、跨文化认同与适应、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跨文化语言学习及跨文化关系处理等。跨文化传播领域的一些重要理论与思想对多元文化教育，即来华留学教育和国际汉语教育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无论是从事来华留学教育还是国际汉语教育，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文化是彼此影响、相互渗透的，来华留学教育是集世界不同文化的人们于中国，学习体验汉语文化和教育模式。国际汉语教育则是走出国门，在众多文化中展示并传播独特的汉语文化知识。无论是培养和训练来华留学生，还是针对从事汉语国际传播的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学生，发展跨文化意识、学习掌握跨文化认同理论是必要的。跨文化认同的建构是人们摆脱特定的民族或集体身份的束缚，自由地跨越文化边界，成为跨文化沟通桥梁的多元文化人。

　　在跨文化认同的理念下，多元文化教育的一个要点是帮助学习者进行跨文化适应。来华留学生和汉语国际教师的跨文化适应训练是我国多元文化教育的新课题。跨文化适应系列理论阐述了在适应过程所采取的策略、适应的动态特征以及随之而产生的超越性的文化境界，这对接受多元文化教育的人们是一个很好的自我认识与自我调整的过程。多元文化教育的另一个要点是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系列理论强调在交际过程中要学会关注互动的对方，尊重认同对方，灵活、得体而有效地处理交际角色和话题的变换，以达到成功的跨文化交际。

　　多元文化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学习者具备全球交际/传播能力，让他们充分认识到世界各本土文化和全球化是一个彼此依存、制约、消长、转化的动态发展关系。它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特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荣，相得益彰。

　　在当今全球化与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不论是针对来华留学生还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汉语文化的传播不再是单向的文化输入，更不是简单的文化同化，汉语文化的传播是一种与其他文化进行碰撞、协商、理解与交融的过程。有学者认为，全球化语境下的汉语传播既是中国文化世界化、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抵制西方话语霸权、寻求世界承认与欣赏、重建自身文化身份的过程。事实上，汉语文化的传播与来自不同文化并对汉语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的人们密切相关。因此，对这些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认知成为汉语文化传播的一个有力的切入点。高、低语境文化理论可以帮助学习者去理解东西不同文化背景人们典型的行为和思维方式。通过不同文化经验的交流，尤其是了解相互的差异与矛盾，深入细微地体认对方文化，在彼此的交融中相互渗透，在平等的商谈中寻求共识，使汉语文化杂糅进其本土文化或镶嵌进多元文化长廊里，这样才能使汉语文化在多元文化的温床上生根、发芽。多元文化教育成功的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解决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让来华留学生深刻体认中国文化、汉语文化，如何让传播者迈进其他文化的门槛?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培养既拥有汉语文化知识又具备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复合性人才。

　　一个新的跨学科方向正在中国教育与传播两大学科边缘交叉形成，那就是多元文化教育与跨文化传播/交际/适应的融合——跨文化教育与传播。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10-7 16:1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