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故我在”存疑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俞吾金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曾经提出“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这个命题既是他全部形而上学思想的基石，即所谓“第一真理”，也是他论证知识确定性的前提。毋庸讳言，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个命题在思想解放上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正如黑格尔在《哲学讲演录》中所说：“从笛卡尔起，哲学一下转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范围，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也就是转入了主观性的领域。”此外，表达上的醒目和简洁，也增加了这个命题的影响力。
然而，当我们撇开这个命题的历史背景及其巨大影响，单纯从语言上对它进行分析的时候，立即发现，它并不是笛卡尔认定的、其他一切命题均在其基础上才能推论出来的所谓“第一真理”。实际上，当笛卡尔对他人说出或写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时，他已经不自觉地认可并引入了这个命题得以成立的种种前提。与其说“我思故我在”是“第一真理”，不如说它是笛卡尔在一系列前提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某个结论。何以见得呢?我们不妨做一个具体的分析。
首先，“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是笛卡尔在讨论中说出来供他人倾听，或在文本中写出来供他人阅读的。而这一言语行为本身已经不自觉地默认了以下两个前提：一是笛卡尔能够运用自己熟悉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显然，假如他不认可这个前提，就不可能把“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说出来或书写出来。二是笛卡尔认定，当他用自己熟悉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时，熟悉同一种语言的他人有可能理解自己想表达的意思。同样明显的是，假如不认可这一前提，他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或书写出来，供他人倾听或阅读。
其次，当笛卡尔使用“我”这个概念时，实际上是以承认“你”、“他”、“我们”、“你们”和“他们”的存在为前提的。正如当某人断言“这朵花是红的”时，是以对其他颜色——白、蓝、紫、黑、黄等的存在和比较为前提的。如果把其他颜色都取消了，“红”就成了一个无意义的术语;同样，如果把“你”、“他”、“我们”、“你们”和“他们”这些称谓的背景取消了，“我”这个术语也会失去其意义。因此，单纯的、孤零零的“我”并不具有原初性，“我”是与“你”、“他”、“我们”、“你们”和“他们”相辅相成的。这就表明，在笛卡尔有资格说出“我”以前，“你”、“他”、“我们”、“你们”和“他们”都已经存在了。没有这样的称谓背景，“我”字就显得完全没有意义了。真正逻辑上先在的是这种相辅相成的语言结构，而不可能是一个孤零零的“我”字。此外，当笛卡尔使用“思”这个字时，也已经预设了作为“思”之载体的语言的存在，因为世界上并不存在无语言的思维。这种语言并不是被使用者任意地加以确定的“私人语言”，而是同时供“你”、“他”、“我们”、“你们”和“他们”理解和使用的“公共语言”。因此，在笛卡尔的“思”得以启动之前，一定已经先行地存在着一种可供笛卡尔作为“思”之载体的公共语言，即社会语言。由此可见，就“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本身来说，它决不可能成为没有前提的“第一真理”。
最后，用“我思”来确定“我在”也缺乏合法性。最容易构成对这种合法性挑战的是处于特殊状态下的个人。比如，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虽然具有思维的潜质，但还不能进行思维，却已确确凿凿地存在了。又如，一个植物人或因颅脑损伤而失去思维能力的人，其存在却是确定无疑的。既然当一个人处于无“思”状态的时候，他仍然存在着，那么，“我思故我在”也就不攻自破了。倒不如说，“我在故我思”，当然，必须加以说明的是，尽管“我在”是“我思”的必要条件，但“我在”并不能必然地推论出“我思”，因为“我在”并不一定通过“我思”的状态而表现出来。
扩而言之，在后笛卡尔哲学的语境中，无论是费尔巴哈所说的“我欲故我在”，还是米兰·昆德拉所说的“我牙疼故我在”，或当代“网虫”们所说的“我博客故我在”，都像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一样，情感的成分多于理性思维的成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们对“我思故我在”命题的尊重，与其说是出于理性，不如说是出于情感。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3-16 13: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