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商业文明
□ 红梅
《大理白族喜洲商帮研究》
作者：陈延斌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8月
读了陈延斌著的《大理白族喜洲商帮研究》一书，眼前有如打开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民族社会、经济和文化之窗，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这种感觉既源于本书独特的选题、新颖的视角，也源于作者对材料的掌握和运用。回顾历史是为了面向未来，本书既是对白族人民筚路蓝缕、开拓业绩的历史回顾，也是对当前云南各族人民如何在新的历史机遇下继续创业的有益探索。
本书的价值之一是系统地回顾了从清末一直到民国时期白族商帮的发展历程，并总结了白族商帮对白族地区以及滇西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历史上，洱海地区一直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心，这已经得到学界公认。但过去的研究多着眼于洱海地区特有的地理优势和交通枢纽地位，而对洱海地区白族先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创造很少涉及。《大理白族喜洲商帮研究》一书很好地阐释了白族先民的活动对于西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从四川进入云南的西南丝绸之路——“蜀身毒道”，经大理通往现在的泰国、缅甸、巴基斯坦等东南亚、南亚国家。西南丝绸之路自秦汉以来一直是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经济命脉，这条商道的开拓和发展，自有白族先民的贡献。《后汉书》记载，滇西民谣《兰仓歌》唱道：“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仓，为他人。”“兰仓”即今澜沧江。唐代樊绰在《蛮书》中记载说：“河赕贾客在寻传羁离未还者，为之谣曰：‘冬时欲归来，高黎贡上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平（囊）中络赂（财之名也）绝。’”“河赕”即今洱海两岸，“寻传”则指现今缅甸克钦邦北部及我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部分地区。这些古代歌谣，表现了包括商人、马帮等在内的白族先民开拓对外商道的艰辛历程，反映了白族先民对当地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清代末期以来，白族商帮更作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民族商业群体，不断推动了滇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大理白族喜洲商帮研究》一书，读者可以进一步了解到，白族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民族，它不仅对西南地区的历史进程、文化发展有过重要的影响，对于西南地区社会、经济文明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这种历史作用是值得认真加以总结和弘扬的。
相对而言，学术界对于“徽商”、“晋商”的研究都已经比较深入。而“白族商帮”的概念已经提出了很多年，但长期以来只局限于个别商帮、马帮内部研究，还没有将白族商帮放在整个滇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层面上来进行探讨。《大理白族喜洲商帮研究》一书对白族商帮的历史发展、运作模式、社会经济影响都进行了系统阐述和论证，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白族商业文化的内涵，也将进一步丰富我们对我国传统文化中商业文化的历史发展及整体面貌的理解。
此外，本书对白族商帮的研究采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即文化的视角。一般来说，同类研究更多地讨论了社会经济基础对于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的影响，但《大理白族喜洲商帮研究》一书并不是将白族商帮视为一种单纯的社会经济活动来论述，而是用大量的篇幅集中讨论了白族商帮形成和发展的文化环境，阐述了文化传统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另外值得指出的是，作者所说的文化，并非狭义的文化教育，而是千百年来洱海地区的白族先民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各种文化形式的总和，既有物质层面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交通工具等，也有精神层面的儒家文化传统，更有制度层面的务工传统、经商习俗、宗族制度等各种民族文化形式。作者详细考察了白族上述传统文化的特点，并阐明了这些文化形式与白族商业传统、商业马帮、近代工商业等的密切联系，有力地说明了白族地区作为西南地区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心，其形成和发展既有历史、地理的条件，也与白族的民族文化密切相关。这是本书有别于同类研究的新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通观全书，可以发现作者对于白族商帮管理制度、商业文化的深入剖析，对于云南包括白族在内的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由于云南各民族长期处于较为滞后的社会形态，生产力不发达，商业传统淡薄，至今仍影响到很多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白族商帮在内部严格管理、对外以诚信和信誉为先，都是符合当代商业文明精神的优良传统，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值得云南各民族研究和借鉴。
在更高的层面上，作者对白族商帮创业精神的阐述，有助于激励包括白族在内的云南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大胆开拓创新，为建设一个更加开放的云南而努力。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以及云南省委、省政府积极推进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进一步加快西南大通道的建设，同时提出了第三大陆桥建设的宏伟设想。这些政策和设想都为云南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规划了宏伟的蓝图。云南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弘扬历代云南商帮的优秀传统，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西南对外开放和社会经济交流的中心。这或许就是《大理白族喜洲商帮研究》一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