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只如初见

直江广治：日本儿童日与中国端午风俗

【日】直江广治著，苏敏译

战后日本在法律上规定了“国民节日”，其中之一是五月五日的儿童节。所以把这个日子定为“儿童日”，如众所周知，是为了尊重孩子们的人权，使他们幸福成长。
以往，把这个日子称为“五月节”或“端午节”，按惯例要祝贺这个男孩节。今天，在很多地方还保存着这种风习：要把男孩诞生后迎来的第一个五月节作为“初节日”祝贺。这天，母亲的娘家或亲戚要赠送鲤鱼旗及武士偶人，以祝福男孩的成长。接受礼物的家庭也认为旗子越多孩子越有出息，并为之欣喜。
我家住在东京郊外，曾看见当地农户的庭前飘扬着十七条鲤鱼旗。一根竹竿挂不下，就在竹竿两侧拉起绳子，把大大小小的鲤鱼旗拴上去。当然，在家里还会摆着很多武士偶人。这种风俗迄今仍然是一种盛行于亲戚、熟人之间的交际礼仪。挂鲤鱼旗并不限于“初节日”。为了祝愿孩子健康成长，其后的几年也要按时挂。许多百货商店在过了三月的女儿节后，就要马上开始宣传卖五月娃娃。
五月节一般作为男孩节举行祝贺，三月三日的“雏节”则由于有女孩摆娃娃的习惯，从而也就被认为是女儿节。在规定孩子们的节日时，似乎由于同是孩子的节日，也就把这两个节日并列在了一起。以五月节为男孩节，娃娃节为女儿节来祝贺，是否从来如此?
按照民俗习惯，五月五日一般都要挂鲤鱼旗，摆武士偶人，吃粽子和柏叶饼。有的地方把菖蒲和艾蒿插在屋檐上或放在房顶上；有的地方在这一天喝营蒲酒，用葛蒲水洗澡。大约十年前，东京一般街道的浴池在这一天把葛蒲切成段放进热水池里，孩子们从热水里捞出首蒲并洗干净，像吹笛子似地吹着玩。
以前，由于工作需要，我曾调查过江户时期一般庶民的岁时习俗，例如营江真澄( 1754—1829)的《游览记》和屋代弘贤(1758—1841)向诸侯国发出的《风俗问状》的答书，以及偶然传留于各地的相当于风俗志之类的资料。我发现构成今天五月节的各种因素在江户时期已大体具备了。不过，有些江户时期曾经风行过的老习俗，今天已经消失。
例如，这一天曾有孩子们的“打菖蒲”游戏。男孩子把菖蒲捆起来拿绳子扎紧，然后用根部较粗的一头使劲敲打地面，谁敲出的声音大，谁就算赢了。孩子们还把菖蒲分成四股或八股，在根部捆紧，用它来敲打妇女们的臀部。这种打菖蒲在明治以后还流行了一段时间，但今天已经消失。当时，在都市，鲤鱼旗刚刚时兴起来，一般农村用的是像祭祀神社时挂的那种长条旗子。
可以说，流传至今的五月节的原始形态在江户时期大体已经具备，要从文献上探求更早的五月节的情况则是困难的。因此，让我们稍微改变一下角度来看看五月节的由来。
首先，端午节这个名称和五月五日这个日期显然是从中国传来的。在中国，很久以前就把农历五月五日这个节日称为“端午节”或“端阳节”。端，是事物的边缘，或开始的意思；午，是十二支的午，原来只意味着月初午日的仪式。午与五同音，而且中国自古以来就习惯于把月数与日数相重的日子作为节日。这样，农历五月五日就作为端午节来庆祝了。
看一看中国一年定例的节日，就会发现农历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这些都是月日相重的节日。在这里，所谓重日思想的原则起了很大作用吧。上述四个节日加上正月初七的人日称为“五节”。这对朝鲜、日本也产生过很大影响，奇数为阳数，九是阳的极数，农历九月九日也特别称为“重阳节”、“重阳的节日”等。以重日为节日，显然是在阴阳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
日本人把一年中按老规矩进行庆祝活动的日子称为“节例”、“节句”、“节日”。这在七八世纪就见于纪录。我认为，原来带有“节”字的语言是从中国传来的，它在很长时间成了日本都市文化人的用语，以后逐渐向下传到民间。
中国至今还保留着农历五月五日把菖蒲和艾蒿插在门上或者檐头上的习俗。
由于遣唐使的派遣而与日本有密切交往的唐代在都城长安曾有这类习俗：在这一天，把艾草人挂在门上以避恶鬼，把菖蒲切碎泡在酒里饮用。再早一些，五六世纪的荆楚地方（湖南、湖北），有采艾蒿做成草人挂在门户上祓除毒气及喝菖蒲酒的习俗。（守屋美都雄《校注荆楚岁时记》）可见，其历史起源很早。五月即将进入盛暑，恶疫与毒虫就要进入猖獗时期，因此人们用艾草与菖蒲的香气来驱散邪恶。
作为端午节食品的粽子，据说是为了祭奠投身于汨罗之渊的楚国忠臣屈原。屈原是否在农历五月五日投水至今尚无确证。这恐怕是很久以后的附会之谈。粽子的原料是米，它是以水稻栽培为基础的祭水神时的供物。这样解释似较为妥当。
在朝鲜，也把五月五日称为端午节或天中节，妇女们把菖蒲根切下来当簪子插在头发上，还用菖蒲煮水洗发。据说，这一天采来艾草晾干制药非常有效，也有人用它做艾饼来食用。在有的地方，妇女们在这一天兴高采烈地演一种称为“库内”的秋千戏，男子们则热衷于“西立木”角力。把菖蒲与艾草用于辟邪的目的，似乎广泛地分布在东亚许多地方。
这样看来，“端午”的名称、五月五日这个日子、菖蒲、艾蒿、粽子等因素是从中国传来的。在日本，它被平安时期（注：日本的平安时期：794年—1192年）的贵族社会首先采入，然后再逐渐传于民间。
在中国和朝鲜半岛都看不到端午节挂鲤鱼旗、摆武士偶人的活动，我认为这些是具有日本特色的习俗。关于旗帜，一般外地并不是用鲤鱼风幡，很多地方不过是长条的旗子。可以看到，在旗子上面画着雄纠纠的武士画，或者画上家徽和标志。再注意看一下，会发现在挂着旗子的长竹竿尖端扎着青枝绿叶的杉树枝。
这使人感到这种旗子属于某种标志。在村里祭祀氏神（注：氏神：意为村的守护神或某一族的祖神。）时通常要挂旗子，神社院内还有用标桩围起来的神树。五月旗子的本来形态是从天上下来的神灵的依托，而且旗子上还要加上家庭的标志。由此看来，那个神恐怕是各个家庭的祖先神灵。
武士偶人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和三月“女儿节”的娃娃一样，原来是做成偶人的。它可能起源于把污秽和灾难都转移到偶人的身上，然后让它流人江河大海里去的习俗。
如果这样，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在五月初迎祭神灵（祖灵）呢？
五月被称为“萨月”，按旧历相当于插秧月。就“萨”（注：萨，意为田神。）这个词语而言，在着手插秧时有一种叫做“萨欧立”（注：萨欧立，意为插秧开始是迎接田神的祭祀。）的礼仪，插秧完了的祝宴称为“萨诺波立”或者讹为“萨那波立”（注：萨那波立，意为插秧结束时送走田神的祭祀。）。由此看来，我认为它意味着田神或稻神。
我们的祖先并不把插秧看作单纯的技术问题，多半把它当作含有信仰意义的事情来处理。插秧之前，必须进行祭神。而且，由于守护着村内一般稻田的所谓田神、稻神的概念是抽象的，因此作为极其朴素的农民的心理，一定会相信守护着不同条件的各家稻田的是他家的祖先神灵。
很明显，虽说是田神、稻神，实际他也就是祖先神灵。在插秧开始之前，家家都迎祭祖先神灵，人右洲邹十分重视这项仪礼。

在中部日本的一些县和四国的一部分，有的地方把五月五日或它的前夜称为“妇女当家”、“妇女司夜”、“妇女葺房顶”等。在近松门左卫门的说唱故事《情杀地狱》中曾这样记载道：
“五月五日一夜可谓妇女当家乎……”此外，在近代文艺中也常见这种说法。近松的时代，在大阪近郊农村大概使用过“妇女当家”这种说法。为什么会流行“妇女当家”、“妇女司夜”等这么奇怪的名称呢？在今天的民间传承中，只有这一天妇女才可以逞逞威风。虽然目前只能听到这样程度的解释，我却认为这曾是一个具有深刻含意的日子。
令人联想的是在插秧中称为“萨欧托妹”（早乙女）（注：萨欧托妹（早乙女）意为插秧少女。）的妇女所起的重要作用。临到插秧，各家的妇女把污秽托给偶人、祓除不祥，静静地避开人们来迎祭祖先神灵。这不就是“妇女当家”的起源构成了日本五月节的核心信仰吗？
因而，五月节本应当是和妇女关系很深的节日。随着武士社会的成熟，大概在进人江户时期以后，由于与五月节密不可分的“菖蒲”和“尚武”是同音词，因此和三月的“女儿节”相仿，把五月也就作为男孩的节日了。此外，原来含有别的意义的旗帜又和《鲤鱼跳龙门》的故事相联系，在祝愿男孩立身处世的意义上变成了鲤鱼旗，一般偶人变成了雄赳赳的武士偶人。
在插秧之前，妇女回避的“妇女当家”习俗及支配这种习俗的信仰在中国、朝鲜半岛都看不到，可谓是日本固有的文化。因而，沿上述过程来看日本端午节的变迁，五月五日与其说是“儿童节”，还不如称“女性的日子”、“妇女的日子”更为贴切一些。这个节日在江户时期已具备了男孩节日的性格，其背景可能是武士社会的成熟与父系家长制的确立。从考虑日本儿童历史的观点来看，这具有重要意义。
在构成中国端午节的一些因素是怎样被日本人接受过来？换言之，在中国方面保存下来而在日本看不到的端午因素都有哪些呢？
在中国，每到“端午节”，广为流行的是各个家庭为拔除魔鬼把木版印刷的天师符、钟馗像或者剪成葫芦形的纸贴在门上或屋里。据说，张道陵在后汉顺帝时曾开创了一种称天师道的道教。天师符相传就是由他开始的，对预防疫病、毒气非常有效。一般的图样是钟馗挥舞魔剑盯着一只蝙蝠。这是“喝福来迟”的姿势，即怒斥福来晚了。因为蝙蝠的“蝠”与“福”同音而将它们联系起来。还有一幅画，老虎正要吞食五毒，即蝎子、蜈蚣、守宫、蛤蟆、蛇。这只老虎正是张天师的象征。关于葫芦，据说它能把家里的毒气全从它的口中吸进。
可是，印在纸上的张到币符的存在是有时间界限的。相传纸是后汉蔡伦发明的，它普及到民间是很久以后的时代。那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印在纸上的张天师符以前又是怎样的呢？我想恐怕像《荆楚岁时记》所记载那样，是采取了把艾草人挂在门上的形式。在避邪这一点上，二者是相通的。中国端午节的活动与道教有很大关系，因而表现出中国的特色。这大概是日本所没有接受的。
还有一点，在中国，端午节活动盛行“竞渡”，即划船竞赛，只是日期各地有所不同。它在端午节举行的地方竞渡最多。其他也有竞渡和农历二月二日、二月八日、三月三日、八月十五日、九月九日等结合起来的例子。按一般的解释，它是为了吊慰投人汨罗江的屈原的灵魂。这恐怕是后世的说法。除大陆之外，中国的台湾、香港自不必说，在范围很广的东南亚汉人社会以及越南也可以看到竞渡。
在日本的冲绳，称竞渡为“哈利”(可能是“爬龙”之讹)。其划船竞赛和五月节相联系，可以认为是从中国传来。
长崎的排龙（爬龙）也是锁国时代从中国传来的。冲绳和长崎的有关情况，可以解释为是从中国传播、接受过来的。对马的海神神社、岛根县的美保神社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划船竞赛则是神社祭祀的一部分，日期多半选择五月节以外的日子。我认为，与其说它们是接受了中国的竞渡，还不如说那是在日本自然发生的。
日本的划船竞赛的原始状态是在祭祀时神乘船巡幸神社管区居民住地，或降临相当于陆地上神舆停留的场所。从这里可以探索到舟祭的形态。不行赛船的朴素的舟祭，今天还存留在日本许多地方。
但是，由于神社管区居民住地的关系，如果降临的船达到两艘或三艘，它们之间就会进行竞渡，从船祭转到赛船，在氏神面前赛一赛平时锻炼的力气以请氏神观赏，同时根据胜负来占卜农业收获的多少。因此，竞渡乃是东南亚农耕诸民族共同的生产仪礼。从这个观点来看，所谓端午节似乎应当把它与传统的看法分开，改而从其他方面加以观察。
探索“儿童日”来历的工作出乎意料地复杂而困难，同时也碰到了一个需要深入而又饶有兴趣的问题：现在的背后曾经有过什么？又是什么支撑着现在？为了把它弄清楚，今后还要继续探索“儿童日”的来历。



来源：《域外民俗学鉴要》2005年第9期微信链接：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zU1MjUxOA==&mid=205931068&idx=3&sn=62f479556794fdfa96a321eff07786c4#rd

[ 本帖最后由 若只如初见 于 2015-10-8 16:5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