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学术生态 破除高校间壁垒
教育部组织专家现场考察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18日第428期 作者:明海英
3月14—16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张东刚率现场考察团分别对由中国政法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牵头培育的“文化传承创新组”3个协同创新中心进行现场考察。
“2011计划”启动实施以来,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和积极响应。协同创新中心培育和发展现状如何?本报记者跟随考察团进行了采访。
“改变中国学术生态环境,是‘2011计划’的灵魂。很多体制因素的障碍都是门户主义、个体利益主义造成的。”张东刚说,通过“2011计划”的平台,通过多学科、多领域的协同,破除高校各院系之间、各高校之间的壁垒,推动高校内部改革,增强内涵式发展的众力。
科学认定 发挥示范引导作用
2012年,“2011协同创新中心”共收到来自89所中央直属高校和31个省、市、自治区推荐的167项申请。2013年,教育部于1月12—15日开展了“2011协同创新中心”专家认定初审工作。来自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及行业企业界的175名专家学者,通过“集中研讨、独立评审、随机配送、比例限定”的方式确定了35家协同创新中心进入复评答辩。
今年2月26—28日,“2011协同创新中心”会议答辩环节邀请118名专家学者参评,每个协同创新中心由3位主审专家负责,与会专家独立投票。按照“分组答辩、分类主审、集中讨论、整体排序”的原则,最终确定17个协同创新中心进入现场考察。其中,科学前沿组4个、文化传承创新组3个、行业产业组6个、区域发展组4个。
现场考察专家从各组会议答辩的专家中产生,并确保每个现场有1名研究领域相近的专家。专家现场听取牵头单位的汇报,实地考察协同创新中心,核查相关佐证资料。考察中,还会随机抽取中青年骨干、访问学者或研究生等协同创新中心成员进行1对1的访谈。
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究院院长邱东认为,初审、答辩、现场考察等评选过程,每个环节都要按照“2011计划”设计理念来实质性地推进,特别是评审专家要根据“2011计划”总的思想原则认真筛选,并给出具体依据。指出做得好的、值得推荐的做法和有问题、存在不足的地方,给出翔实充足的依据,通过一个个确切的反馈,形成正面的引导效应。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表示,推进“2011计划”,包括今后协同创新中心的发展,教育部要给予必要的指导,并通过认定的协同创新中心,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通过系统集成 实现纵深发展
“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实质是创新发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吴汉东说,国家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吸收后再创新的基础上,提出“2011计划”,切中我国目前科学研究中的实际要害,对我国高校的未来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张东刚也表示,“2011计划”是高等教育优化资源和结构,提高质量、深化改革的重要支撑点,是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抓手,对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建设教育强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说,“2011协同创新”是按国家发展安全所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进行跨学科、跨单位、跨国界的系统集成研究和创新。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石亚军表示,高校要超越过去只在学校内部共享教育资源的研究模式,进而面向国内外形成一种新的集约。杨洁勉也强调,要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围绕国家急需、世界一流这个宏伟的战略目标,重新组合资源。
此外,还要着眼于未来。刘江永补充说,通过系统集成,从横向和纵向上实现协同创新。横向上,通过各个相关单位协同作战、共同攻关。纵向上,不仅要有历史研究的传承和积累,也要有现实的、第一线的专家学者联合的协同攻关,并为未来培养具有语言、历史、文化、理工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为我国今后相关领域进一步形成横向的协同创新奠定基础。邱东表示,现在,我国社会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口,学者的研究既要面对现在面临的重大问题,也要注重长远发展的研究,这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
围绕国家重大问题探索体制机制模式
“协同创新才刚刚开始,任重而道远。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去思考、去推动和探索。”武汉大学副校长周创兵说,这牵涉到观念的转变、思想的解放、体制机制的突破和创新文化的营造等各个方面。
“协同,首先在重大战略目标上必须统一,其次还要在运作的体制机制上注重协调。”吴汉东说,未来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要有新的机制、体制,来解决学校和学校、学校和政府、学校和企业之间如何高效地开展合作。杨洁勉认为,真正地实现可持续“协同”,需要在体制改革、人才聘用、学科建设等多方面寻找新的路径。邱东也表示,可持续的协同发展,必须在顶层设计上、合作机制上探索,在人事聘用、成果认同等方面构建好的制度保障。
张东刚说,“推动改革要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2011协同创新中心’把高校改革的这些理念变得可操作、可执行。”在体制和机制方面,不同的学校在尝试不同的做法。吴汉东认为,由于领域不同,面临和解决的问题不同,体制和机制的具体内容也会有所区别。应该鼓励各单位在国家重大需求任务的指引下,围绕任务来设计探索相应的体制和机制,而不是过多地强调哪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