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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宝良 《 博览群书 》（ 2011年09月07日）

　　光阴倏忽，转瞬先师顾诚教授谢世已近八载。对我来说，先师去后，确有“德孤”、“道孤”之感，决然离开自己母校北京师范大学，跼蹐西南一隅，遁迹于缙云山下嘉陵江畔之螺壳室中，继续我的教学与研究生涯。离开将近六年，却一直无缘重回京师，拜谒先师墓前，行弟子一炷清香之礼。这是我最大的歉疚。话虽如此，我却一直秉持“心丧”之说，先师形象几度入我梦中，且每年的6月25日，都会献上一瓣心香，默默告慰先师在天之灵。

　　作为先师的开门弟子，很多熟识的学界师友无不以为我是他的得意门生，应该已经得其真传。其实不然。反思自己求学、治学历程，我实属“不肖”弟子。理由有如下四条：第一，1987年初夏，当我硕士毕业之时，历史系决定让我留校任教，这也是先师的愿望。我却违背师愿，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任职。第二，大约上世纪90年代初，先师刚获招收博士资格之时，我曾参加考试，却因英语差了几分，最后失去重回师门的机会。第三，俗云师规弟随，先生研究的兴趣与领域，诸如明末农民战争、元末明初与明清之际的史事考订、明帝国的耕地与疆域、明代的卫所制度等，我都不曾涉足，先师衣钵，没有很好传承。第四，囿于自己个性刚而鲁莽，负气出走他方，致使先师开拓的明史研究学科，一时断了学脉。上面几条，如果再有机缘质之先师，他一定颇为失望。

　　即使如此，若论对先师学问的了解，在同侪中应该无人出我之右。我与先师相识，得其亲炙，是在入师门之前。犹忆1983年的下半年，他开设“明末农民战争史”选修课。当时系中老师、学长盛传，先师教学，近乎苛严，选修其课者，得一良好成绩已属不易，稍有不慎，即有沦为不及格的惨境，得一优秀，更是奢望。我却年少无畏，更多的还是好奇，毅然决定选修此课。记得开课第一天，他身穿藏青色中山装，扣上风纪扣，戴一副深色宽边眼镜，手提一个黑色人造革的包。这是他的典型打扮，几十年如此。仔细算来，当时他年近半百，面容清瘦，却又矍铄，两眼炯炯有神，讲课之时，声音显得低沉，一字一句，有板有眼。先师授课，大多板直地坐着，看着讲稿，不紧不慢地说出几经斟酌的史实，无演说家眉飞色舞之态。不过，说及一些较有意思的史事时，偶尔也会为之动容。因为没有过多地添加佐料，课前没有做足功课者，或许稍感枯燥；而对那些对史事已有所了解者来说，却能增广见闻，听之津津。期末考试采用的是课程论文的形式。我在听课之余，喜欢阅读相关史料加以印证。读夏燮所著《明通鉴》等史籍，谈及潜山之战时，称绰号“一堵墙”者为官军所杀。然在翻阅刘献廷《广阳杂记》时，却明言“一堵墙”为孙可望的绰号，一直活到永历朝廷，成为四将军之一。于是，广泛查阅史料，撰就《潜山之战小考》一文。出乎意料，此习作深得他的赏识，获得88分的佳绩。得此鼓励，第二年我报考了他的研究生，有幸名列弟子籍。

　　先师门墙峻严，名闻遐迩。招收弟子，一以“读书种子”为标准，若是言谈中稍露混文凭并藉此作为敲门砖者，一概拒之门外。记得1983年，先师第一次招收硕士生时，只有同系79级一位学兄，笔试已过，面试之后，则又名落孙山。1984年，与我一同应考的一位女同学，好学文静，堪称才女，人又秀气，也是笔试已过，仅因在面试时流露出学成之后不愿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之意，被先师断然拒绝。很多师弟师妹都有同感，他们在求学期间，得先师批评者多，赞誉者少。尤其是到了撰写毕业论文之际，无不神经紧张，心中惴惴。他们有时向我抱怨，认为只有我才得先师宽纵。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在学问上，先师只对事，不对人，对我亦与其他同门一样，从未放宽尺度。毕业论文一事，让我终身难忘。记得在确定硕士论文题目时，先师鉴于我对学术史的兴趣，建议我关注明末“经世致用”之风。为此，我拟定《晚明“实学”思潮的起源及其流派》一题，进而完成此文，获其首肯。其后，又另撰《明代文化的动态研究》一文，写成之后，他也觉得满意。毕业前夕，经他同意，我将论文交付学校印刷厂铅印。就在论文已经付梓，且准备呈送校外答辩委员之时，先师突然骑车到了我的宿舍，告知我经过再三斟酌，还是提交关于晚明“实学”的论文为好。一听此言，我是满头大汗，惶恐之状，溢于言表。当时正好我将母亲接到北京游玩，听我解释之后，也不停地用家乡话说“倷个小人”如何不懂事理之类的话数落我。先师的母亲祖籍浙江，他尽管不能听懂全部话语，只懂“小人”（孩子）之意，但我母亲为此焦急的心情，大抵也是意会的。当我正着手将论文重新付印时，先师又骑车到了我的宿舍，告诉我论文不用再重印了。尽管只是虚惊一场，但事后向先师垂询为何有此波折，他直言相告，认为关于“文化”之文，时间跨度长，涉及问题多，难以把握，极易在答辩时露出诸多破绽。仅此而已。经此一事，我深为先师对待学问精益求精的态度所折服。

　　先师教书育人，只求大体，不求细末。换句话说，他以身体力行，教会了学生坐冷板凳的真功夫。这我深有体会。记得在研究生学习期间的第二年暑假，得知我将回老家的消息后，他突然把我叫到家里，给我开了三本书的书单，让我替他到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将三书抄录下来。为此，我花了一周的时间，辗转于南京龙蟠里、上海南京西路、杭州孤山三地，因是善本，且时间所限，只能用铅笔，不加标点地将此三书抄录下来。回到家中，我再作整理，加以标点，用钢笔重新誊写一遍，开学回京后交差。何以有此一举？其实，先师并非出于为了自己能看到此三部书的目的，而是为了通过此举，一则教会学生“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功夫，二则考察学生查找资料的能力。而从效果上看，这让我确实受益匪浅。交差之后，在随后的交谈中，先师曾对我的标点或某些字提出过异议，但大抵还是得到了他的首肯。而我自己亦从抄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过去不曾知晓的知识。其中印象最深者，就是吴晋锡所著《半生自纪》一书，正是通过此书，我才了解到明代的总督有文、武之分。

　　先师治学之勤苦，在学界有口皆碑。王春瑜先生称其为学术“苦行僧”，不失为一种形象的比喻。他所研究的问题，均是教学上无法避开的重大问题，尽管多有新见，却不喜与人争论，写与人商榷的文章。私下他曾对我说，新见问世之后，自然会引起争论。这是好事，一切留待后世的检验，不必啧啧烦言，替自己辩解。若是动笔一辩，反而又为争辩者提供一次发表文章的机会。这可以拿一件事作为例证。先师自发表《明初耕地数新探》一文之后，学界曾有人撰文提出商榷。然先师对自己的见解很有自信，从无就此问题重作申论。记得在山西太原召开的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张海瀛先生通过新找到的《山西丈地简明文册》，就此撰文，提交大会。正是这新发现的史料，在耕地数的登记上，明确分为“军事”、“民事”两大系统，最终印证了先师之说不谬。我曾躬逢盛会，记得在小组的讨论上，主持者在作总结发言时认为，此争论可暂时告一段落，亦得到商榷者的认可。即使如此，先师犹有遗憾。在自传性文章《我与明史》中，深以未能事先获见此书为恨，且自认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当然，也有例外，就是他写过一篇《如何正确评价〈甲申三百年祭〉——与姚雪垠同志商榷》一文，文中引用大量史实，对姚氏之说多有纠谬，甚至不乏针砭，文笔酣畅淋漓。其实，这篇文章的写作缘起，有些复杂。姚氏自小说《李自成》出版后，一度以明史研究者自任，对郭老旧说，颇多讥议，引起一些历史所明清史研究同仁的反感，拟加以反驳。为避嫌疑，他们希望由所外且对明末清初史事有精深研究的学者撰文，为此找到了先师。先师尽管在观点上与郭老多有相左之处，但一则缘于情面难却，二则对姚氏之见甚至学风多不认同，才勉强撰得商榷一文，其反响之烈，出乎意外。

　　先师学有专攻，却又兴趣广泛。治史之余，尤为关注明清通俗小说。年值七龄，识字不多，即抱“武松会打虎，我会绕过拦路虎”的信念，开始阅读家中所藏残本《水浒传》。自后，又分别从同学处借阅了《三国演义》、《封神榜》、《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说唐》、《乾隆游江南》、《施公案》、《彭公案》、《江湖奇侠传》等。有此经历，实已为日后治史厚殖文字根柢。每阅史籍，除了摘录供治史的史料之外，诸如奇闻异谈之类，他亦多加注意，生前曾在《光明日报》发表《谈我国史籍中有关熊猫的记载》一文，即为其证。又如明代嘉靖皇帝崇尚道教，好长生之术，引发臣下大谈祥瑞之风，各地纷纷呈献玉兔、灵芝之类。玉兔者，即白兔，在今日已为平常之物，并不稀罕，何以作为一种祥瑞之物而进献皇帝？当时我正好对嘉靖崇尚道教之事颇感兴趣，曾就此事质之先师。他直言相告，明代的兔子多以灰兔为主，白兔较为稀有，故有祥瑞之征。先师曾云，退休之后，将不再撰写长篇的史学论文，专写文史札记。事实上，却是退而未休，文史札记的撰写，竟成遗愿。

　　古云学有“三证”，即出处、取予、生死。所谓的取予，就是如何过得“名利”一关。先师不逐利，清苦自持，不嗜厚味，身居陋室，甘心寂寞，不求闻达，却有“孔颜之乐”。他曾云，学者的最大幸福，就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能为后学提供帮助。尽管如此，其学术成就却为海内外学者所称道。记得我在京都大学访问讲学时，日本知名学者夫马进先生曾与我谈起他与先师认识交往的经历。早年夫马先生到北京访学时，曾问及著名元史专家陈高华先生，在他相识的中国学者中，何人最有学问，陈高华先生脱口以先师应之。为此，夫马先生专门拜访先师，成就了中日学者相交的一段佳话。古云：“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揆之先师，确乎堪称“体道合德”的上士。古又云“没世而名不称焉”，一个“称”字，已有称道、名实相副二解。先师没世，做人处事，为人称道；其名虽不出史界，却是真正的名至实归。

　　从学风上说，先师学术渊源，似乎是远承乾嘉，近师援庵。其实不然。先师治学，无所依傍。我曾与他谈及学术渊源之事，他直言“我就是我”！师门问学二十载，从未听先师津津乐道于前辈学者。惟一的例外，就是他多次提到谭其骧先生。此是何故？当时不曾追问，现在更不好蠡测，就让它成为一个谜罢。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