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市边民的摆》读书笔记
云南大学2011级民俗学 罗洁 12011000412
前 言
“魁阁”堪称中国近现代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时期，在费孝通先生的带领下，魁阁成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探寻中国固有的经济状况、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来为中国今后的发展提供宝贵的依据与思路，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田汝康先生的《芒市边民的摆》正是魁阁时期的作品，这本著作语言自然流畅，行文平和，引人入胜，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一、田汝康与《芒市边民的摆》
田汝康博士在1916年出生于中国云南省昆明，1935年-1937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两后因抗日战争影响转入西南联大继续求学。期间，他的专业是心理学，后他旁听吴文藻先生和费孝通先生的课，开始对社会学的调查和人类学的田野研究产生浓厚兴趣。1940年，田汝康受费孝通所邀，参加了费老和吴文藻先生的社会学工作站工作，此时他还没有毕业。并先后到昆明一家纺织机器厂和云南芒市做调查。1945年抗战胜利后，获英国文化协会奖学金负笈英国，进入伦敦大学研究所深造，1948年考获人类学博士学位，接着应英国政府所聘，在1948年的9月抵达古晋，钻研砂劳越的华族社会结构。在1950年他完成了论文《砂劳越的华族——社会结构的研究》后，谢绝了当地多位侨领的挽留，坚持返华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其先在浙江大学从事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1952年后到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
20世纪70至8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所谓的历史问题，田汝康受到严重迫害。文革结束以后，他在学术上很活跃，经常担任世界各国大学研究访问学者和访问教授，1984年4 月，复旦大学赴美国加州大学代表团，曾向正在该校作访问学者的田汝康教授，宣布对他的平反决定。中国社会学重建以后，田汝康先生担任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务。退休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于2006年7月27日在昆明逝世。作为“魁阁”的重要成员，田汝康先生的故去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令人比较遗憾，赵旭东感叹说：“对于他（田汝康）的逝世，竟然没有什么公开的报道，只在只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内部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对于这样一位有着国际影响的社会学家，实在太不应该了！”
田汝康先生的研究、著作和论文所涵盖的领域非常广泛，如，海外华人社会经济结构研究，中世纪中国航运史，中国云南社会文化与宗教研究等等，不仅涉及社会学、人类学，还包括历史学与心理学，成就显著。
在社会学人类学方面，他的贡献突出的表现在他对云南芒市傣族宗教生活、经济伦理、社会秩序等社会文化的研究。1940年，田汝康先生参加了吴文藻和费孝通教授主持的如研究少数民族，负责设计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众教育等一系列的社会调查工作。并到云南芒市那目寨进行了10个月的田野调查工作，研究摆夷的人“摆”，认为这种宗教活动“关联着摆夷的整个生活”，1946年，该研究列入社会学丛刊，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为《芒市边的摆》，1948年又根据该书写成英文博士论文“Religious Cults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Shan States of the Yunnan-Burma Frontier”（伦敦经济学院），1986年经修订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直至今日，田先生这本规范而扎实的作品，其中许多方法都值得社会人类学学者借鉴。
当时田汝康被分派研究宗教问题，《芒市边民的摆》这部作品也代表了魁阁时期宗教研究的比较高的水平。田汝康的研究是以摆夷人的人生史为基本出发点的，但因为他立足于涂尔干的“集体欢腾理论”，所以最终呈现为一组仪式研究。“大摆”是摆夷人举行的一个向佛祖贡献功德的隆重的仪式，通过这个仪式，这人就预定了天上的宝座，并因此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开始了每日焚香礼佛的生活。这个仪式花费巨大，却没有现实的经济目的，田先生据此认为，正是“做摆”这一被社会规定的义务成为了当地人经济生活的动力，从而与费孝通在《云南三村》中提出的“闲暇经济”有了呼应和对话。田汝康还注意到了，当地除了佛教的摆之外，还有一些类似巫术的非摆仪式活动。
二、《芒市边民的摆》的结构与内容介绍
我阅读的这本书的版本是2008年10月第1版，由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由序言和八章内容组成：第一章：大摆、第二章：公摆、第三章：其他有关超自然信仰的团体活动、第四章：分析与比较、第五章：宗教与无数、第六章：消耗与工作、第七章：社龄结构、第八章：人格和社会的完整。
读完这些内容，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理解。第一部分（一二三章），介绍傣族的超自然信仰的团体活动，包括摆和非摆。第二部分（四五章），比较摆和非摆，并借用宗教与巫术的区别来看摆和非摆。第三部分（六七八章），摆这种宗教活动对摆夷社会的作用。掩卷我们可以看出，田汝康写作的基本思路：先叙述田野观察的现象，正题“摆”，之后是反题“非摆”；然后将正反合题，作比较分析，指出其与宗教与巫术的区别和联系；最后的部分就是功能分析了，性质、作用等等。结构非常完整，如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结论。
1、摆与非摆
（1）摆
“摆”这个词来自缅语，意即大集会。在傣语中“摆”是喜庆活动的泛称。田先生用了两章来介绍摆夷的摆，第一章介绍的是大摆，也是所有摆的活动中最受重视和最热闹的一个，由经济上有能力的一个或多个家庭联合做摆，表面看上去不过是几家人的私事，实际上，整个村寨的人都积极参与这个活动，从定好要做摆的日期开始，往后的一个多月，家家忙的不亦说乎，如凑集资金，到缅甸请佛，制作佛幡、佛伞等供品，请大佛爷念经，购买其他必需品，邀请亲朋好友，在院场里搭亭子，准备充足的食物等等，到了做摆的日期，全寨要大摆筵席三天三夜，并举办包括迎佛、游行等一系列的仪式活动，通宵达旦的狂欢，最后由大佛爷根据各家做摆的级别给主人颁布不同的称号，各家在冢房广场边上竖高杆，系上布幡。
第二章取名公摆，包括合摆、干躲摆、挺塘摆、金黄单摆和冷细摆五种公共活动，因为活动同大摆类似，摆夷也称做摆。因为大家认为做摆是件很好的事，所以说起做摆，大家都同意也很尽力。
（2）非摆
摆夷的这六种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有关于超自然信仰的团体参加的活动。但除了摆具有这一共同点外，在摆夷的生活中还有摆以外的几种超自然信仰团体活动，汉辛弄，烧白柴，泼水， 祭社。田汝康将他们成为非摆。
关于祭社，田先生在这里特别提到，社庙和冢房虽然是摆夷的两个信仰中心，不过二者却毫无关系，甚而有的大佛爷对于社神取一种攻击态度，而祭社也完全屏弃了大佛爷的参加。如果把信仰对象分善恶二神的话，佛祖是善神，社神则是恶神。佛祖安排来世的安乐，社神则只留意现实的血食不断，全村生活以及生意买卖、牲畜、良田的监督握在社神手中。摆夷对于祖山降幅的佛是供奉，是敬仰，对于社神呢，则是不外竭力的要与之和好。
这一部分中，田先生对这些活动加以纯粹的事实的描写，是一种观察的记录和零星的认识。还没有回答摆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活动，更没有分析这些活动对于社会和个人有什么意义。
2、摆与非摆的分析比较
摆与非摆有哪些不同呢？这是田先生第四章的内容，田先生把摆和非摆的活动分成了若干方面，并把活动情形制作成了清晰的表格。如下表 ：
活动 时间 地点 用具 参加团体 费用 伙食 仪式 禁忌 意念
大
摆 农闲时中历三月中旬共三日
全日夜 私
宅 佛像供物衣服枕头佛帐伞日用品等物 亲属地域团体(邻里同村社区集体) 做摆主人功德 荤食三日 迎送佛像他人庆祝狂欢宴会佛爷念经之类 无 得天上宝座的名号
合摆 农闲时不定日期的一日或二日 全天全夜 冢
房 佛像、佛像对联、佛之类 社区团体职业团体同志社 做摆主人功德他人帮钱 聚餐一顿可以素食可以荤食 迎送佛像供品 无 同上
黄金单摆 中历正月十六每做三年停三年 共一夜 冢
房 纺织机 牛弹弓纸 扎小女棉 染料 性别社区
团体地域
团体 功德他人帮钱 素食一顿聚餐 示范
纺织竞赛 全村禁肉一餐男性不得靠近仪式地点 谢神
挺塘摆 插秧后收获前各一次 冢
房 鲜花供佛 食品（米饭、粑粑） 地域团体
社区团体 功德 素食一顿 青年男女炸嘎大佛听念经三夜 禁肉食一餐 禁人入村半天 无特定目的
活动 时间 地点 用具 参加团体 费用 伙食 仪式 禁忌 意念
干躲摆 出凹共一日全日夜 冢
房 鲜花供佛物件 地域团体
社区团体 功德 荤食一顿 青年男女干躲老年人公务念经 无 纪念大佛受难
冷细摆 中历元旦三日夜初一老年人初二新婚夫妇青年男女 冢
房 鲜花供佛物品 地域团体
社区团体 公摊功德 无 供佛青年男女干躲至邻村贺年 禁止工作三日至五日 无特定目的
汉辛弄 中历六月十五至九月十五三个月中每七日一次 冢
房 佛
供（米饭） 全村老人 参加者自任 无宴会 祈佛 禁肉食禁婚嫁 纪念大佛受难
烧白拆 佛历立春共一晚 冢
房 白柴 老人 佛寺承担 无宴会 烧柴 无 使地气上升
泼水 佛历清明三日至五日 冢
房街 佛像水龙 参加者 无宴会 泼佛 无 祈佛保佑
全日 私宅 水桶 全社区 自任 泼水 祛疾病
祭小社 插秧前一晨 本村社庙 饭团 全村 参加者自任 无宴会 祈神 禁止出行嫁娶 免灾
祭大社 中历七月十五 城子社庙 白牛 头人 衙内公费村中公款 肉食一顿 祭神 禁宴会取乐禁婚嫁 免灾
田汝康先生通过时间、地点、用具、参加团体、费用、伙食、仪式、禁忌、意念等九个方面，比较阐述了摆与非摆的不同，例如非摆活动一般都有固定的日期，不能任意移动，而摆就不一定会有一定的日期；非摆有社庙、冢房两处地点，而做摆则限制在冢房；非摆是依靠一种实际的利益进行的，摆则没有包含什么实际利益，仅仅只是对佛的虔诚等。
在第五章中，田汝康将马林诺夫斯基和涂尔干宗教和巫术理论的运用到摆与非摆的分析比较中。田汝康认为摆和非摆活动都是超自然信仰的团体活动，但摆和非摆在传承上分别代表了南传上座部的佛教信仰和原始本土宗教仪式活动，整个摆的活动实际上没有并包含什么实际利益，非摆则作为一种具有实用功能意义的活动而存在的。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宗教是一套复杂的信仰和举动，是包括一套行为本身便是目的的行为；巫术则是一套实用的目的，是达到某种目的所取的手段。在此，田汝康认为，摆和非摆可以分别归入宗教和巫术的范畴。具体来讲，摆可以算作一种纯粹的宗教活动，因为做摆的目的并没有夹杂着什么实在的利益，所得到的是内心的一种感觉和深厚的感情，具有一种极高的心理价值。非摆活动是掺杂宗教要素很强的巫术活动，是根据一定的实际利益而产生的。
3、摆的功能
田汝康先生在书的最后用了三章来论述摆这一种宗教活动在整个摆夷社会生活中的功能。这也是本书作者的重点想要表达的部分。
首先，摆是摆夷劳力工作的激引。为了做摆，他们可以节衣缩食，辛苦劳作。他们也用摆来加速消耗，为所有财产制度创造一个安全的运行机制，使过分取之于社会的，最终还是还之于社会，取之于众人的，结局仍还至于众人。这样，摆就维持了摆夷社会的欢乐和谐的生活。在财富的分配上，摆使社会贫富差距趋向平衡，消解了傣族的社会身份的差异，赋予人们虔诚的心理。
其次，摆夷的社会结构是以社龄为主要原则，这是摆的功能在起作用。田汝康指出，摆的功能在于安排社会中的个人社龄，维持摆夷社会的结构，摆是转换社龄的仪式，而在这过程中，摆的教育功能也体现出来了。
第三，田先生认为摆在人格和社会的完整上的贡献，可以说是摆的主要功能。如果问摆夷他们为什么要做摆，他们会一致的回答做了摆可以在天上有一个宝座，离开这尘世后，可以有一个极乐和尊荣的去处。摆规定了大家一种特殊的反应趋向，这种特殊的反应趋向并助成一种特有的模型的人格，这种人格最后决定了一切观念和态度的发生。从社会影响到个人，由个人进而影响了社会，这种连环性的过程，就构成摆夷心理特征的基础。当然宗教不过是满足人格和社会完整需要的一个方式，不是唯一的方式。
三、“摆”与摆夷社会
“摆”是傣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仪式活动，是傣族文化的典型缩影。他包含了傣族文化的诸多方面，包括傣族的历史、宗教、生产消费、社会组织与机制、艺术等，它还投射了民众的心理意识、价值观念等等。通过摆夷的种种“摆”活动形式，可以透视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傣族的时代精神风貌，因此可以说，“摆”是解密整个摆夷社会文化的钥匙。
1、“摆”在傣族人心中的地位
南传上座部佛教由缅甸传入到德宏芒市与民间信仰磨合后，被傣族统治者利用加强统治。公元1384年麓川（今瑞丽地区）统治者积极引进南传上座部佛教作为统治、巩固政权的精神支柱 ，整合社会意识，这种佛教成为当地人须臾不可或缺的精神体系，渐渐渗透到傣族人的日常生活中，体现贯穿在人们行为点滴中。傣族的摆是一切节日、喜庆活动的泛称，还特指那种带有强烈宗教特色的佛教庆典。
傣族的“摆”，虽可以说是一种节日，但是在傣民心中，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与理念。正如田汝康先生在《芒市边民的摆》这本书中阐释的：“摆在傣族村民中到底有什么样一个地位，我们简直难以形容。他们不但渴望能做摆，并且对做摆还有一种贪得无厌的念念不忘的心理，做了一次还不够，接着两次三次的做下去。旁观的人，提到做摆，大家同样好像着迷似的，所有日常的工作可以停顿不管。摆具有这样不可思议的魔力，这样不可抵御的传染力。 ”虽然田汝康先生对“摆”在傣族心目中的地位描述已过去几十年，但依然能非常形象、贴切地适用于当代，仍然能说明“摆”在当代傣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可以说，“摆”是傣族人民享受生活、宣泄内心感情的最佳合适的活动方式。
2、做“摆”的现实意义
做一次摆花费巨大，其中的消耗金钱、时间、经历对于现在的人们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浪费、一种无谓的消耗。但在摆夷自己看来，做摆表达了傣族的信仰，传承了宗教文化，抒发了感情和愿望等等。
正像田汝康先生所讲的，摆是克服社会分化的宗教手段，对傣族来说，是一个涵盖和克服内部差序的体系。他提出“消耗”和“工作”的关系。在这种仪式中，人们进行集体活动，大量消耗财物，不是为了扩大再生产，而是为了消耗。为下一世积累。积累财富不是为了通过扩大再生产来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地位差异，而只是为了在宗教仪式上通过“消耗”来平衡不同社会等级中的人之间的差异。从这一生产角度上看，“摆”既是一种平衡机制，也是一种消解社会身份的宗教仪式。
“摆”这种活动让摆夷的生活有一定的轨道，生命有一定的归宿，人们因摆而聚集，因摆而联系更加紧密，促进了人与人的交往。“做摆”前，领导者和佛爷早早开会，安排好寨中各个年龄阶层成员的分工，做到有条不紊。 “摆”的存在，使得村寨的各种组织和群体变得更加明晰，有利于维持社会秩序，使村寨的组织和运行变得更加和谐。
随着社会的变化与进步，摆的文化内涵也有了新的元素：通过“摆”，激发了傣族文艺创作热情，促进傣族的歌舞器乐、工艺美术的传承和发展。仪式是一种不断重复的且有一套礼法的活动，通过不断的实践，加深了人们对于信仰的认识，对佛的虔诚之心，民族认同感越来越强。活动中人们团结互助，热忱好客的行为，甚至于集体活动中人们争相媲美，赛歌赛舞的思想和情感在他们中间流传和逐渐强化，直到最后成为了一种超越于个人之上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成为了傣族的一种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随着“摆”不断巩固，加强了社会整合，加深了民族认同，是塑造傣族民族性格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
可以说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傣族的赶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不再是简单的参与性、娱乐性，而是其物质生活提高的表现，是追求广泛的、讲求民族团结、获得娱乐与经济效益双赢的盛会，成为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方式。
四、书中的研究方法
人类学的兴起，缘于人们对异文化、异民族独特的好奇心。当某一社会的人们发现无论在体质形态、语言和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与自己迥然不同的另一人类群体时，就势必产生探索这一群体奥秘的兴趣和冲动。这种对异文化、异民族的关注和了解，就是最初意义上的人类学实践。中国人对异文化、异民族的认知，很早以来就开始了，自先秦时期开始一直到近代，中国人留下了大量记载异文化、异民族的文献。然而，作为一门专门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学科，人类学还是20世纪初从西方国家引进的。30、40年代是我国人类学社会学的重要时期，该时期中国学者大量译介和引进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并运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阶段。40年代，田汝康等学者在云南调查，在实地调查过程中，田汝康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摆夷社会的“摆”这种宗教仪式做了清晰的说明。
1、比较研究方法
按王铭铭在《继承与反思：记云南三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的“再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文章中的概括，田汝康在书中仔细阐述和分析了宗教与巫术、“摆”与“非摆”、宗教仪式与超自然仪式之间的差异，认为作为宗教仪式的“摆”，具有非实利主义的特征。这种非实利的特征突出表现在民族志所描述的“消耗”与“工作”之间的地方关系。
王铭铭还指出田先生关注到了社会人类学中的“他者”问题。试图从“边民”的社区调查中洞察借以反思主流市场经济模式的仪式形态，以此观察公共仪式在村寨中的重要地位。
田汝康在最后一章中把傣族社会的安详平静的生活与我们的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进行了比较，那种与财富相伴的道德实践和价值观念，给我们提供了一面反观的镜子，意图从异文化角度对现代社会生活提出反思。
2、结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
20世纪3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派克和英国结构-功能派社会人类学家布朗相继到燕京大学讲学，给后来新兴的中国社会学者们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费孝通此时已回到国内，并带回了当时国际上一些比较新的研究方法。这使得“魁阁”时期一起工作的学者们都受到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田汝康也就是其中之一。
费孝通在去英国留学之前说过：“我们认为文化组织中各部分具有微妙的搭配，在这搭配中的各部分并没有自身的价值，只有在这里搭配才有它的功能。所以要批评文化的任何部分，不能不先理清这个网络，认识他所有相对的功能，然后才能拾到好处。 ”这是对功能主义文化整体观很好的阐释，《芒市边民的摆》正是在这种理论影响下，运用功能主义的视角和研究方法揭示有关摆夷社会的制度构成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正如王铭铭教授所说，《芒市边民的摆》这项研究综合了马林诺夫斯基和涂尔干对宗教和巫术的不同区分，属于功能论的宗教人类学研究 。从书中我们不难发现，“摆”对于摆夷社会生活的安稳，包括经济生活、婚姻家庭、文化传承、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具有鲜明的功能主义色彩。
3、人文社区研究方法
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同“魁阁”时期的众多作品如《云南三村》、《昆厂女工》、《喜洲调查》等等，堪与欧美同时期学界的作品比肩。实地调查的结果与欧美为代表的现代性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冲突，这也促进了“魁阁”知识分子的理论反思。所以要总结出属于中国本土化的思考与现实，才能与西方的理论形成对话。经济生活中的“消暇”观、富有宗教传世色彩的“摆”与“非摆”仪式等，都在“魁阁”时期运用相似的调查方法下，给出了五彩斑斓的“中国化”的社区研究结论。
结 语
这是一部永恒的民族经典研究，由中国学者运用功能主义观点对异文化进行的分析，对本文化和主流文化进行了比较与批评，并对自身文化进行反思，为本文化所用。其实在田汝康的介绍中，我们不免会发现，摆夷的生活似乎很悠闲，似乎有些不思进取，安于现状。但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芒市摆夷这种类似陶渊明笔下世外桃源的地方，确实给我们的所谓的主流文化留下了诸多的思考。
摆夷人因为做摆，心理得到了安宁；因为有摆这样一个活动，摆夷社会健康、稳定，大家公平竞争，和谐共存，社会完整。摆消解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身份和不平等，每个人在这种宗教仪式的洗礼下形成了完整的社会人格。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有理由相信乌托邦般的个人感受在摆夷的生活中确确实实存在着。但是，田汝康先生所讲的“摆”这种完全没有功利性的社会调适机制，在现代看来，似乎有些被放大了。褚建芳博士后来做的再研究，将摆所表达的等级和交换扩展到人神之间，认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不能以单向的“奉献”来概括，而应当存在着某种“交换关系”，这种说法与田先生的说法有一些不同，但确有独到的见解。
总之，《芒市便民的摆》是一部经典的民族志撰写范本，值得品读与借鉴！
参考文献：
[1] 田汝康著,芒市边民的摆[M].云南人民出版社,昆明：2008年10月第1版
[2] 赵旭东,不应该被忘却的灵魂——忆田汝康教授[N].中华读书报，2007-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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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铭铭, 继承与反思：记云南三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的“再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5] 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费孝通选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96年8月第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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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hfm.com/2009/0703/2305.html，2009-07-03
